陈建忠：说舞台剧年轻观众审美不在线，是一种偷懒

更新时间：2025-09-17 17:00  浏览量：1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王小祥/图）

到2025年为止，编剧陈建忠写了30年戏，觉得如今到了舞剧的好时候，也到了舞剧的坏时候。爆款频出，同时同质化严重；偶像风靡，但也容易滑向视觉消费。

“美好的东西都是要付出代价和力气的，不付出代价和力气，只会是越来越糟糕。”他说话温和轻快，思路清晰。作为广东省剧目策划中心办公室副主任，他要负责广东省重点剧目的策划和沟通，白天的时间几乎都被职务工作占据，不是去外省出差，就是在一间十平米左右的办公室里忙碌，只有晚上部分属于自己。

三年前，他到广州担任广东省艺术研究所的编剧后，写过《万家灯火》这样的工业题材舞剧，也参与过《人在花间住》这样关于疾病、亲情的烟火故事的创作，该剧刚刚在2025年完成首轮巡演。而他最感兴趣的是十三行，18世纪以来的开埠历史，好奇“广东人为什么能成为广东人”。只是囿于没时间、语言不通等因素，还没来得及做更多案头工作。

陈建忠意识到职务工作对自己创作的压缩。有许多创作者在从事管理工作后，创作能力会退化，“最主要的是你的敏感离你而去了，想捡回来非常困难，保留这个敏感是非常重要的。”陈建忠不想落入那样的境地，“艺术家应该像孩子，有孩子的天性，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充满一种未知未觉的状态。”

2022年，49岁的陈建忠从河北远途搬家到广州。搬家的时候，他翻出了19岁时写的东西。那时，他刚从宁夏煤炭工业学校毕业，在石沟驿煤矿做地质技术员，只有晚上的时间属于自己。他就在矿上写作，写那些一辈子也发表不了的诗歌、小说。

“那时候写的东西里有席慕容的腔调，有琼瑶的腔调，有汪国真的腔调，今天你们听这些作家都跟古董一样，但是我们那个年代最当红的。”他坐在地板上看了一下午，好像与19岁的自己重叠在了一起。搬家之后，这些手稿都散佚了。如今他掌握了成熟的写作技法，但他时常想鼓励年轻人的一点是，“哪怕多么稚嫩，多么不成熟，只要是真诚的、干净的，像一个小孩站在你面前喋喋不休，急切地想要表达他的愤怒、欢乐，你就会觉得特别美好。”

离开煤矿，陈建忠考上中国戏曲学院。毕业后到河北省文化厅工作的时候，他25岁。他觉得30岁遥遥无期，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匍匐在生活里，常常骑着车在大街小巷穿行。有一回看到一个叫窦妪的地名，十分好奇，骑了40公里单车去看。“其实好像什么也没有，但我经常会干这种事儿。”

日后，这些体验成了他写作的基石和方法论，以一种微观的视角打量一个地方、一个人、一件事，“把一个人的生存和渴望降到符合这个人物（降为一个真实的人）。”他写的第一部电视剧《丑角爸爸》获得第29届中国电视大奖“飞天奖”、第27届大众电视“金鹰奖”，写的电影《王牌》入围第十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获得第十二届河北省“五个一”工程奖。他成了异军突起的青年编剧。

另一块基石是他自身的迁徙，从出生地宁夏农村，到生活了27年的第二故乡河北，再到充满无限幻想的广东。就像闽南、广府的居民几百年来不断迁徙，使此地的空气中飘浮着漂泊和寻根的因子。

陈建忠总是对漂泊中的人产生共情，对归根何处感到无奈。究竟要保留多少程度的敏感？“一切都太快了，没有办法认真对待每一次的变化，因为那样你会心力交瘁。你正两岸猿声啼不住，人家早就轻舟已过万重山了。”有时候想想也是很残酷的事情。

他仍旧盼望着忙完这两年，带出青年编剧队伍之后，有机会争取更多自由创作的时间。好在他的敏感和开放尚未退场，“你今天问到这个问题特别扎心。”陈建忠笑了一下，“但我还是有想写的故事。”

2021年11月17日，浙江宁波，原创舞剧《杜甫》在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上演（视觉中国/图）

以下是陈建忠的讲述：

舞剧的好时候

舞剧现在肯定是发展的好时候。十几年前，舞剧可不像现在这样一出来就大热，周莉亚（一级编导、舞者）那时候跟我们讲过，好多舞剧出来了以后，得组织观众去剧场里捧场。

实际上，这几年舞剧的流行跟20年前有关。20年前大部分的家庭进行少儿教育美育，条件差不多的家庭都要送孩子学一下舞蹈，尤其女孩。那时候艺术学院、艺术专业刚刚兴起，经过了一段蓬勃期，到了20年后，那一代的观众已经培养起来了。第一，舞蹈他们不陌生。第二，很多舞蹈技术动作他们都懂。第三，这几年《舞蹈风暴》这些节目的加持，同时出现了像《只此青绿》《杜甫》这样的作品，让舞剧这样一种处于艺术尖端、专业性强的艺术形式变成了青年人触手可及的消费产品。

于是就出现了舞剧里的卡司（演员阵容），出现了舞剧的偶像。我们经常说，有粉丝经济在后面助推作品。当然作品本身非常优秀，但是欣赏的逻辑全变了。

我们去看戏的时候，发现10排到13排之间、离演员近的前面的票基本全是女孩包走。只要她们喜欢的偶像在舞台上动一下，或者说有时候跳出戏外——我们说卖帅，就会引来她们的尖叫。常常因为她们的存在，会成功地把一个演出变成演唱会。（笑）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前年阿云嘎参演的《基督山伯爵》，《基督山伯爵》是严格按照国外版本复刻下来的中文版本。粉丝在前面的几排，基本上阿云嘎唱一句，他们就尖叫一句。

年轻观众热衷于挖掘爱豆，挖掘出爱豆的成长、特殊，同时他们也在网络上传播这个题材、作品背后的东西，于是作品的信息量就在传播中变得丰富起来。另外一方面，也让现在舞剧的竞争愈加激烈，甚至都开始血拼了。

各地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包括剧院本身，都想做出爆款、做出有影响力的作品，但是偶然性特别强。今天具有购买力的观众全是青年，“90后”乃至“00后”，他们欣赏和审美的东西，没有办法用稳定的方式来概括，更换得非常快——

我喜欢那个东西，我就一直喜欢。我喜欢跟别人不一样，哪怕是某种小众的艺术形式，某一个小众的歌手。这其实是今天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定的一个反应。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想结婚，也不想要孩子，不想被这些束缚，挣的钱也够支持为了他喜欢的东西埋单，这应该说是一个新的消费现象。

这些年，很多女孩子会喜欢中性的形象，中性代表着女性在这个时代对性别的一种认可。那么模糊地带的、中性的爱情就很吸引人。

但我们不能就此说今天的观众、尤其青年观众审美不在线，不是的。他们的审美很好，只是培育不一样。你给他们讲苦难的故事、有深厚历史感的故事，他们也许没有那么深切的共鸣，但是不排除他们在艺术的高度和准度上不弱于你。

你首先得是个好作品。不要觉得我给年轻人拍戏，就可以不要思想性，不要内容，不是这样，是你怎样把思想或者意蕴，通过动人的故事、形式讲出来。

李保田主演的电视剧《丑角爸爸》剧照

写真实的人

有的作品在打擦边球，高级一点，是利用情绪和情感，还有一些利用大胸肌来传播。艺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肤浅化，不再注重内容和思想精深，这是对形式过分追求带来的结果。

这几年还有同质化题材的扎堆。

我们出现的这么多作品中，《李白》、《杜甫》，加上前两天我看的《天工开物》，这些作品其实都是按照《丽人行》——《杜甫》里的一段宫廷女性踏青戏——的方式在排，跟那种节奏、身体的动态、妆造都差不多。我感觉这一块已经出现太多，但是还有大批这样的作品正在来的路上。

可想而知，（同质化）背后的浪费是相当巨大的。作品如果不能进入到艺术创作，只是停留在宣传层面的话，一定会是这个样子。

同样写革命题材，有《三湾，那一夜》《香山之夜》《永不消逝的电波》，写扶贫题材，有《山海情》。作者写作的态度，对生活的扎实观察，生活中那些人表达出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的真诚情态，深深地打动人。

我们经常说，真诚是必杀技，在创作中真诚地书写、真诚地表达。题材固然重要，但题材不是一切，命题作文并非就不能写出好作文。

题材同质化

我们遇到的大部分命题作文，甭管是英模人物也好，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也好，你需要做的是把自己降下来，把对方也降下来，不是说把对方的人格和境界降下来，而是把他降为一个真实的人，用你自己的真实跟他对视，跟他坐在一起，跟他聊天。把背后的东西经过艺术处理，拿给观众看。

2009年的时候我在青岛出差，一个制片人打电话问，有个戏你愿不愿接，拍一个丑角。一般这样的戏就是写成一个文化的传承戏，但我想那样写，第一没人看，第二不会太独特。

那个本子已经躺了一段时间。主演是李保田，他在14岁的时候去梆子剧团学的丑角。其实那时候他已经有《宰相刘罗锅》《神医喜来乐》这些非常优秀的作品，是全国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他想圆一个梦，拍一个丑角。为此，我去李保田老师家拜访。

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紧张得手机都丢在出租车上了。我只记得，我在他们家胡同口转，半天不知道他们家在几号楼。然后，我就看到李大爷从小区里出来，说，我等你半天了。（笑）我们去他家就聊他对戏曲的感受，院子里的人怎么生活，有什么喜怒哀乐，在生活表象之下一些真正的渴望。

我就聊这些年我在戏曲中的积累。刚毕业的时候，我就去了河北梆子剧院的宿舍，跟裴艳玲（曾任河北梆子剧院一团团长，三次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嗓音嘹亮，文武皆备）老师他们都住在一个院里。我隔壁住的是著名的河北梆子戏女演员、梅花奖得主吴桂云。

是这些直接奠定了我第一部电视剧的素材。公平地说，我觉得我最好的创作年代是那个时候，做得最开心的戏也是在那几年里。

包括那时候老去太行山，看到很多女性，她们没有直接参与革命，但受家人或者爱人影响，坚强地活了一辈子。所以，为什么《王牌》的主要人物设置在女性身上，她无意中被牵扯到历史里，从此命运被改变。这里面是带着对生命的心疼去写作的。

这就是微观的历史，它是由个人建构起来的。

2023年7月29日，广州，原创舞剧《万家灯火》在广东艺术剧院上演（视觉中国/图）

“我可能还会选择广州”

我从来没想过会来广东。

在北方容易觉得广东有许多流行文化，开放。（笑）小时候就是这样的感觉。来广东以后，我发现它是目前中国的一个缩影，发达的地方和欠发达的地方如此之近，相距几百公里，就在一个省份里。我们前些年去粤北某山区做采访，山上的居民说他们那边通电也没有太久，把那些基础设施弄好无非是这十几二十年的事，它跟珠三角是两个概念。

这三年来因为做舞台剧，要去采访一些人、翻看一些书，会看到另外一些历史。以前的人去南洋，在外面如何怀了一腔乡情，死了也要埋回来。我们小区就有这样的人，我们叫他三舅公，八十多岁了，每年春节的时候都从国外飞回来，到了清明节扫完墓再走。

这样的情况在广东沿海很常见，有的村90%以上的家庭都有华侨，跟外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许多人长期处于分隔、迁徙的状态。微观历史就是这样，这又构成了南粤这个地方的民间史。

那个时候，我会跟他们共情，因为我自己的漂泊感也很强，从西北到华北再到华南。我们家孩子有时候在家里冲着我“示威”，十几岁的孩子，说“我命由我不由天”。（笑）你会一边觉得他好笑，一边很羡慕他有机会来把握自己的生命状态。

有的作家一辈子都不会离开母语、离开生活的地方，但有的作家是有漂泊感的。我的不稳定感特别强，这些都在影响我写的东西。

如果让我再选择的话，一线城市里我可能还是会选择广州。它如此之丰富，烟火气如此之足，人们对生活的态度跟我当时在北方还是不太一样，更接地气、更实在，什么东西穿在身上没那么重要，吃在肚子里才重要，这个太好了。在北方大家还是有攀比的，车要开得靓。但你永远没有办法判断一个广州人或一个广东人的家底儿，因为他身上就三件标配，老头衫、拖鞋，还有他要去吃饭的地方。（笑）

我们这一批编剧，如果说写作的话，多半还是靠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积累，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这导致了我们在网络传播如此快速的时代很难适应。这也是我这两年除了时间不足、不再做电视剧的另一个原因。

我始终觉得，回到艺术创作最本质的功能，就是表达。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也许能让创作生命走得更远一点。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孟依依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郭思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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