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边塞诗的兴盛与高适诗歌的艺术成就
更新时间：2025-09-17 17:32 浏览量：1
正如山水田园诗的兴盛一样，盛唐边塞诗的大量出现也有其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作为盛唐诗歌的重要流派之一，边塞诗以其雄浑开阔的意境、悲壮高昂的基调以及深刻的现实内涵，成为唐诗宝库中极具特色的组成部分。盛唐边塞诗派名家辈出，其中高适与岑参的成就最为突出，尤其是高适，其诗作不仅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张力，更以“多胸臆语，兼有气骨”的风格，在当时及后世都获得了广泛认可，《旧唐书》甚至评价其为“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深入探究盛唐边塞诗兴盛的根源，剖析高适的生平际遇与诗歌创作，对于理解盛唐文学的精神风貌与历史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一、盛唐边塞诗兴盛的多重动因
盛唐边塞诗的繁荣并非偶然，而是社会发展、文人心态与文学传承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社会基础到文人参与，再到文学遗产的继承，多重因素相互交织，为边塞诗的大量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一）民族交流与边境战争：边塞诗产生的社会基础
唐初国力强盛，内地与边疆的联系加强，各地人民往来增多。与此同时，因民族矛盾所引起的边境战争也频频发生。其中既有反击骚扰、保护人民生活安定的正义战争，也有穷兵黩武的不义征战。这种频繁的民族交流与民族战争，构成了边塞诗得以大量产生的社会基础。一方面，边疆的开拓与民族间的往来，让异域风光、边塞生活成为文人视野中的新鲜素材；另一方面，战争的残酷与壮烈、戍卒的艰辛与豪情，为诗歌提供了丰富的情感载体。无论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雄浑景象，还是“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壮志豪情，都源于这一特定的社会背景，成为边塞诗最鲜明的内容标识。
（二）文人的边塞向往与实践：边塞诗创作的直接推动力
广大诗人对边塞生活的向往与参与，直接促进了边塞诗创作的繁荣兴盛。盛唐知识分子大多热中功名，以才干自负，渴望从政，实现理想抱负。尽管当时朝廷除通过进士、明经等正常科举考试网罗人才外，还特立各种名目的制科来选拔官吏，但那些不为大臣、名人所赏识和荐引的士人，仍难找到入仕机会。频繁的边塞战争，正为这些寻求功名者提供了一条途径——“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高适《塞下曲》中的这些豪言壮语，正是那个时代相当一部分诗人心声的写照。
与此同时，国力的强盛也激发了诗人们从军报国的自豪感。唐代不少诗人都有过边塞经历：他们或胸怀立功封侯的大志到边疆奋斗，或因仕途失意到幕府供职以谋求出路。在边塞征战的过程中，他们开阔了眼界，饱览了异域风光，亲身体验了戍边的艰苦和战争给各族人民带来的苦难。这些真实的经历与深刻的感受，为边塞诗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也使其形成了复杂而深刻的思想内容——既有对报国壮志的抒发，也有对戍卒疾苦的同情；既有对战争胜利的歌颂，也有对穷兵黩武的批判。
（三）前代文学遗产的继承与发展：边塞诗艺术成熟的根基
对前代文学遗产的继承发展，也是盛唐边塞诗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边塞题材的创作并非始于盛唐，其源头可追溯至先秦时期：《诗经》中的《采薇》《东山》等篇，便已开始描写战争的灾难与征夫的行役之苦，“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质朴的语言道尽了征人的思乡之情。汉乐府中反映战争题材的作品，进一步丰富了边塞题材的表现内容，多从底层士卒的视角出发，展现战争对个体命运的影响。
文人借用边塞题材以抒发建功立业的抱负，始于汉末建安时代。建安诗人多有“慨当以慷，忧思难忘”的豪情，其边塞相关诗作往往充满刚健豪迈之气，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壮志，奠定了边塞诗“梗概多气”的风骨基础。南北朝时期，写边塞题材的作品逐渐增多，但大都局限于征人思妇离愁别怨的表现范围，缺乏英雄气概和理想精神，艺术上也多追求辞藻的华丽，未能形成雄浑开阔的意境。
入唐以后，边塞诗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作品，大多充满了建功立业的豪侠意气，如杨炯《从军行》中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为盛唐边塞诗确立了高昂的基调。陈子昂则在抒写报国壮志的同时，对边塞存在的弊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感遇诗》中“苍苍丁零塞，今古缅荒途”的诗句，既表达了对边疆局势的忧虑，也开创了边塞诗关心现实政治的优良传统。
在艺术表现上，盛唐边塞诗更是博采前代之长：既继承了建安诗“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风骨，注重情感的真挚与气势的雄浑；又吸取了六朝诗善于抒写离愁别怨的长处，细腻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继承与创新的结合，最终使盛唐边塞诗形成了悲壮高昂的基调和雄浑开阔的意境，达到了边塞题材创作的顶峰。
二、盛唐边塞诗派的重要作家与高适的历史地位
盛唐边塞诗派名家云集，除高适外，还有岑参、王昌龄、李颀、王之涣、崔颢、刘湾、张渭等人。这些诗人的创作各有特色：岑参以奇丽的笔调描绘边塞的奇异风光，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将边塞雪景写得富有浪漫色彩；王昌龄擅长以绝句写边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寥寥数语便勾勒出边塞的苍凉与厚重；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则以开阔的意境展现了边塞的雄浑气象。
在众多边塞诗人中，高适和岑参的成就最为突出，二人并称为“高岑”，成为盛唐边塞诗派的代表。相较于岑参对边塞风光的奇丽描绘，高适的诗作更注重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与对社会矛盾的揭露——他以政治家的敏锐眼光审视边塞局势，以同情的笔触描写戍卒的疾苦，其诗歌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更蕴含着深刻的思想性。正如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所评，高适的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既能直抒胸臆，又不失刚健之气，这种风格使他在盛唐边塞诗派中占据了独特的地位，也使其成为后世研究盛唐边塞诗不可绕过的核心人物。
三、高适的生平际遇与诗文集流传
（一）高适的生平：从“混迹渔樵”到“诗人之达者”
高适（702年？—765年），字达夫，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他的一生跌宕起伏，从早年的困顿失意到晚年的官至封侯，丰富的人生经历不仅塑造了他“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旧唐书·高适传》）的性格，也为其诗歌创作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
高适家境贫寒，“少濩落，不事生业”（《旧唐书·高适传》），但他胸怀大略，对自己的才能非常自信，有着极为强烈的功名进取心。二十岁时，他曾满怀希望地入长安求仕，却最终失意而归；三十岁左右，他又北上蓟门，试图往信安王幕府寻求进身之路，结果再次受挫。此后，他返回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漫游吴越、齐赵等地，过了一段“混迹渔樵”的生活——这段颠沛流离的经历，让他得以接触底层人民的生活，也让他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其后来诗歌中“关心现实、指陈时弊”的特点埋下了伏笔。
天宝八年（749年），高适迎来了人生的转机——由宋州刺史张九皋推荐，他赴长安应有道科试，最终中第，被授予封丘县尉一职。然而，这个卑小的官职远不能满足他的抱负，也让他陷入了深刻的内心矛盾：“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封丘县》）。诗中直白地展现了他不愿充当统治阶级剥削压迫人民爪牙的态度，以及对官场束缚的厌恶。不久之后，他毅然辞官，再次寻找实现理想的途径。
天宝十二年（753年），高适应聘入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充任掌书记，颇受哥舒翰信任。这段幕府经历是高适诗歌创作的重要转折点——他亲身参与了边塞军事生活，对戍边士卒的疾苦、边疆的局势有了 firsthand的了解，其边塞诗的思想深度与艺术水平也在此期间达到成熟。天宝十四年（755年），高适回长安，被任命为左拾遗，转监察御史。
“安史之乱”的爆发，成为高适人生的又一重要节点。战乱初期，他协助哥舒翰守潼关；潼关失守后，他冒着风险从小路追上逃往四川的唐玄宗，当面陈述军事形势，其对局势的清醒判断受到玄宗的赏识，被任命为谏议大夫。此后，他因帮助唐肃宗平定永王李璘有功，晋封淮南节度使；后又转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官终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纵观唐代著名诗人，高适的官职之高实属罕见，因此《旧唐书》本传称其“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二）高适诗文集的流传与版本
高适的诗文集在流传过程中经历了散佚与整理，其版本情况较为复杂。据《新唐书》《旧唐书》著录，高适诗文集原有二十卷，但五代时期已散佚，至宋代仅存十卷。
现存的高适诗文集主要有两个重要版本：一是汲古阁影宋钞本《高常侍集》，二是明刻本《高常侍集》，两者均为十卷，包括诗八卷、文二卷，收诗二百二十五首（明刻本比钞本多十四首，但其中一半系误收，并非高适作品）。清代编纂的《全唐诗》，收录高适诗四卷，共二百四十二首，在宋明版本的基础上对高适诗作进行了进一步的整理与补充。
现代学者对高适诗文的整理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华书局于1981年出版的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该书在全面搜集高适诗作的基础上，进行了细致的校勘与编年，注解也力求准确得当，既纠正了前代版本中的一些错误，又为后人研究高适诗歌提供了详实的文献依据，是目前研究高适诗歌最权威的版本之一。
四、高适诗歌的思想内涵与现实精神
作为“逢时多艰，以安危为己任”（《旧唐书·高适传》）的有志之士，高适的诗作大部分创作于“安史之乱”前，其内容涵盖了对政治抱负的抒发、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以及对边塞生活的深刻反思，展现出强烈的现实精神与人文关怀。
（一）抒发政治抱负与怀才不遇的愤懑
高适一生渴望建功立业，其诗歌中不乏抒发政治抱负、感叹怀才不遇的作品。如《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一诗，便通过“且欣清论高，岂顾夕阳晚”“弹剑谢公子，无鱼良可叹”等诗句，既表达了对友人的赞赏，也含蓄地抒发了自己虽有才华却难以施展的愤懑之情。这种对功名的执着与对失意的感慨，贯穿了高适早年的诗歌创作，如《别韦参军》中的“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直白地写出了寒门士子难以接近权贵、实现理想的困境，反映了盛唐时期知识分子普遍面临的社会问题。
（二）关心现实与指陈时弊的批判精神
高适的诗歌最具价值之处，在于其对现实问题的敏锐洞察与对社会弊病的大胆批判。他以政治家的冷静头脑审视当时的社会局势，尤其是对边疆政策中的问题提出了深刻的批评。
在两次出塞的亲身经历中，高适对广大戍边士卒的生活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因此他的边塞诗往往将报国的豪情与忧时的愤慨交织在一起，既歌颂士卒的英勇，又同情他们的疾苦。如《蓟门行五首》中，他既赞美了士卒们奋不顾身的高昂斗志——“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又充满了对战士们离别亲人、久戍不归的同情——“羌胡无尽日，征战几时归”。这种对战争的辩证看待，使他的诗歌超越了单纯的歌颂或批判，展现出更为深刻的人文关怀。
同时，高适还以敏锐的眼光分析边防问题，揭示边防政策中的弊病。在《蓟中作》一诗中，他写道：“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诗句中既表达了对边疆局势的忧虑，也揭露了边将因“已承恩”而忽视安边之策的问题；《塞上》中的“边尘涨北溟，虏骑正南驱。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则对朝廷“转斗”与“和亲”两种安边策略的局限性提出了质疑，展现出他对边疆问题的深入思考。
尤为可贵的是，高适还敢于揭露官兵之间的矛盾与朝廷对士卒的漠视。在《蓟门行五首》中，他将士卒与降虏的生活进行对比：“戍卒厌糟糠，降胡饱衣食。关亭试一望，吾欲泪沾臆”，直白地写出了戍卒生活的困苦与朝廷政策的不公；《答侯少府》中的“边兵若刍狗，战骨成埃尘”，则以“刍狗”比喻边兵的卑微，批判了朝廷将士卒生命视为草芥的态度；《睢阳酬别畅大判官》中的“言及沙漠事，益令胡马骄”，更是指出了朝廷纵容降虏、养痈遗患的错误做法。这些诗句都体现了高适“以安危为己任”的责任感，以及他敢于针砭时弊的批判精神。
五、《燕歌行》：高适边塞诗的巅峰之作
高适的边塞诗中，《燕歌行》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这首诗既是高适诗歌思想内涵与艺术成就的集中体现，也是盛唐边塞诗的巅峰之作，被誉为“唐人七言歌行第一”。
（一）《燕歌行》的创作背景与内容主旨
《燕歌行》虽是有感于当时的御史大夫兼河北节度副使张守珪军中事而作（张守珪曾因虚报战功而受到朝廷嘉奖），但又并非专指一时一地的具体事件——高适融合了自己在边塞的见闻，将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边塞生活素材进行高度概括，最终创作出这篇具有普遍意义的诗作，深刻反映了盛唐时期边塞战争的复杂面貌。
诗的开篇“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以雄浑的笔调交代了战争的背景——东北边境燃起战火，汉将（此处以“汉”代“唐”）奉命出征，天子的赏赐更激发了将士们的斗志。接着，“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翰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四句，通过“摐金伐鼓”“旌旆逶迤”等意象，描绘了军队出征的壮阔场面，同时以“羽书飞翰海”“猎火照狼山”暗示了战争的紧张局势。
诗的中间部分，笔锋一转，开始描写战争的残酷与边塞的艰苦：“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这两句是全诗的核心，通过“战士”与“美人”、“军前半死生”与“帐下犹歌舞”的鲜明对比，深刻揭露了官兵之间苦乐悬殊的矛盾，展现了高适对现实问题的敏锐洞察；“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则进一步描写了战场的惨烈——大漠深秋，草木枯萎，孤城落日，兵力锐减，而将领因“身当恩遇”而轻敌，最终导致士兵“力尽”却未能解围，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士卒的同情与对将领无能的批判。
随后，诗的视角转向征人与家人的思念：“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筯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以“铁衣”与“玉筯”、“城南”与“蓟北”的对应，细腻刻画了征人与少妇之间的相思之苦，展现了战争对个体家庭的破坏；“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无所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则以“边庭飘飖”“绝域苍茫”“杀气作阵云”“寒声传刁斗”等意象，渲染了边塞环境的恶劣与战争气氛的紧张，进一步烘托出征人的艰辛。
诗的结尾“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既是对战士们舍生忘死精神的歌颂——“死节从来岂顾勋”，写出了士卒们并非为了功勋而战，而是出于对国家的忠诚；也是对朝廷用将不当的批判——“至今犹忆李将军”，借用汉代名将李广爱兵如子的典故，表达了希望朝廷能任用贤将、体恤士卒的愿望，同时也暗含了对当时边将骄惰无能的讽刺。
（二）《燕歌行》的艺术成就
在艺术表现上，《燕歌行》展现出极高的成就，集中体现了高适诗歌的艺术风格。
首先，错综交织的笔法。全诗围绕边塞战争展开，既描写了军队出征的壮阔场面，又刻画了战争的残酷与士卒的疾苦；既抒发了对战士的同情，又批判了将领的无能；既有对现实的揭露，又有对历史的借鉴。多种内容相互交织，却不显杂乱——诗人通过“出征—作战—相思—结尾抒怀”的叙事线索，将复杂的内容有机串联起来，开合自如，有条不紊，展现出高超的结构驾驭能力。
其次，悲壮高昂的风格。全诗以“雄浑”为基调，无论是“摐金伐鼓下榆关”的壮阔，还是“相看白刃血纷纷”的惨烈，都充满了刚健之气；同时，诗人对士卒疾苦的同情、对现实问题的批判，又使诗歌蕴含着深沉的悲愤之情。这种“悲”与“壮”的结合，形成了全诗悲壮高昂的风格，既不同于岑参边塞诗的奇丽浪漫，也不同于其他诗人对边塞的单纯歌颂，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再次，锤炼整饬的语言与丰富的对偶。高适的诗歌语言既注重锤炼，又不失平易流畅——《燕歌行》中的“校尉羽书飞翰海，单于猎火照狼山”“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等句，对仗工整，音韵和谐，不仅增强了诗歌的音韵美，更通过对偶形成鲜明对比，提升了诗歌的表现力。这些对偶句宛如一幅幅生动的画面，互相照应，引发读者的联想与思索，揭示出比画面本身更为丰富的内容。
最后，强烈的现实感与普遍意义。尽管《燕歌行》是有感于具体事件而作，但诗人并未局限于具体的人和事，而是将其上升到对整个盛唐边塞战争的反思。诗中所揭露的官兵矛盾、将领无能、士卒疾苦等问题，并非个例，而是盛唐边塞政策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诗中所抒发的对和平的渴望、对贤将的期盼，也代表了当时广大人民的心声。这种对现实的高度概括，使《燕歌行》超越了时代的局限，具有了永恒的艺术价值。
六、高适诗歌的艺术风格与后世评价
（一）高适诗歌的艺术风格
高适的诗歌之所以能在盛唐诗歌中占据重要地位，与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密不可分。综合其作品与后世评价，其艺术风格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多胸臆语，兼有气骨”。这是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对高适诗歌的评价，也是高适诗歌最鲜明的风格特征。“多胸臆语”指的是高适的诗歌善于直抒胸臆，不刻意雕琢辞藻，往往以直白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情感与观点，如《封丘县》中“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直接展现了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兼有气骨”则指其诗歌充满刚健豪迈之气，即使是抒发悲愤之情，也不失雄浑的气魄，如《燕歌行》中“男儿本自重横行”“相看白刃血纷纷”等句，都展现出强烈的气骨。
第二，擅长七言歌行。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曾指出，高适的诗歌“最得力于鲍照”，“高适是个有经验、有魄力的诗人，故能运用这种解放的诗体来抬高当日的乐府歌词”。胡适所说的“解放的诗体”，正是七言歌行。高适在继承齐梁鲍照等人诗风的基础上，较多保留了初唐卢照邻、骆宾王等人长篇歌行铺叙排比的特点，但又能删去枝蔓，更注重从大处着眼，以浓墨重彩式的粗犷豪健笔调，洋洋洒洒地展开描写。其七言歌行虽夹叙夹议，错综复杂，但开合自如，有条不紊，在概括而洗练地勾画出广阔而雄浑的物象的同时，也表现出宏大的气魄和宽广的胸襟。
第三，浑厚质朴的语言。高适的诗歌语言不追求奇字奇句，而是在整饬凝练的句式中见出浑厚质朴。他善于运用常见的词汇与意象，通过精准的组合展现出强烈的表现力，如《蓟门行五首》中的“戍卒厌糟糠，降胡饱衣食”，语言质朴无华，却将戍卒与降虏的生活对比得淋漓尽致，令人动容。这种语言风格与其“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的性格相契合，也使其诗歌更易被广大读者接受，达到“朝野通赏其文”（《河岳英灵集》）的效果。
第四，悲壮慷慨的情感基调。无论是抒发报国壮志，还是感叹怀才不遇；无论是描写边塞战争，还是同情士卒疾苦，高适的诗歌都带有一种悲壮慷慨的情感基调。这种基调源于他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也源于他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即使是写离愁别绪，他也能跳出个人的小情小调，将其与国家、社会的命运联系起来，使诗歌具有更广阔的视野与更深刻的情感内涵。
（二）后世对高适诗歌的评价
高适的诗歌在当时便已获得广泛认可，后世对其评价也颇高，这些评价不仅肯定了其诗歌的艺术成就，也明确了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
除前文提及的殷璠《河岳英灵集》“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与胡适《白话文学史》对其七言歌行的评价外，清代学者刘熙载在《艺概》中指出：“高适诗，体或近似初唐，而魄力雄毅自不可及。”这一评价准确地指出了高适诗歌与初唐诗歌的联系与区别——他虽在诗体上继承了初唐的特点，但在气魄与风骨上远超初唐诗人，展现出盛唐诗人的雄浑气象。
清代另一位学者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评价高适：“高常侍边塞诗，浑雄质实，有汉魏风骨。”这一评价强调了高适诗歌与汉魏诗歌的继承关系——其“浑雄质实”的风格，正是对汉魏诗歌“梗概多气”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而“有汉魏风骨”也成为后世评价高适诗歌的重要依据。
现代学者也对高适的诗歌给予了高度评价。如游国恩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中指出：“高适的边塞诗，是他长期生活体验的结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丰富的思想内容。他的诗不仅歌颂了战士的英勇，也揭露了边防的弊病，同情人民的疾苦，在盛唐边塞诗中独树一帜。”这一评价准确概括了高适边塞诗的现实意义与思想内涵，也肯定了其在盛唐边塞诗派中的独特地位。
结语
盛唐边塞诗的兴盛，是盛唐国力、文人心态与文学传统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以雄浑开阔的意境、悲壮高昂的基调，展现了盛唐时期的精神风貌，成为唐诗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高适作为盛唐边塞诗派的代表人物，其诗歌不仅兼具深刻的思想内涵与高超的艺术成就，更以“多胸臆语，兼有气骨”的风格，成为连接汉魏风骨与盛唐气象的重要桥梁。
从早年“混迹渔樵”的困顿，到晚年“官终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的显赫；从《封丘县》中“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的内心矛盾，到《燕歌行》中“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现实批判，高适的一生与他的诗歌始终紧密相连——他的人生经历为诗歌提供了现实素材，而诗歌则成为他抒发抱负、批判现实的重要载体。
在今天，重新研读高适的诗歌，不仅能让我们领略盛唐边塞诗的雄浑气象，更能让我们感受到一位古代知识分子“以安危为己任”的责任感与“关心现实、指陈时弊”的批判精神。这种精神，既是高适诗歌的价值所在，也是盛唐文学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马积高、黄钧《中国古代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