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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制到艺术:漫说尺牍书法

更新时间:2025-09-19 00:09  浏览量:1

探寻醉中国的书画印生活新方式!

来源 l 中国书法报

作者 l 彭励志

分享 l 书艺公社(ID:shufaorg)

尺牍,作为古代书面交际中最重要的方式和手段,自上古以来即被称为“书”。书,这原本用以指代书写动作或还原挥运之理的字眼却暗中注定了2000年来尺牍与中国书法之间水乳交融的联系。

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尺牍书法是一道最长最美的艺苑风景线。对士大夫文人来说,诗文唱和,交游往来,尺牍是他们须臾不能离开的资讯和媒介,尺牍之中处处渗透着他们的审美和创造。当尺牍文体被插上了想象的翅膀,心游万仞,文学史上便留下一篇篇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而当尺牍书写被赋予了艺术的情怀,翰逸神飞,书法史上又造就了帖学书风的经典,正是从这点来说,尺牍书法发展史,堪称另一部书法史。

然而,当我们过分相信自己的眼睛,将尺牍书法艺术看成视觉上“有意味的形式”时,我们可能会面临这样的两难境地:尺牍究竟是为交际而存在还是为了书法而存在。如果承认前者,其书法之美缘何而生?如果肯定后者,势必会酿成这样一个大错:将尺牍与卷轴书法归于一途,“唯观神采,不见字形”。于是,尺牍变成了“风干”的书法标本,其中蕴藏的社会、历史、文化积淀何以焉附。可见,尺牍书法的一切属性得从“读”开始。

王问 行草书致㝢兄札 纵25.5厘米 横9.8厘米 钱镜塘藏

王问(1496—1576),明代画家。字子裕,人称仲山先生,无锡(今属江苏)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授户部主事,历车驾郎中,擢广东按察佥事,至桐江不欲去,投劾而归,筑亭于湖滨宝界山。工诗文,能书法,山水画近南宋院体,别具面貌,亦擅人物、花鸟。

释文:别来良久,怀跂为劳,日曾造候,又辱枉顾,两不相值,未及面悉阔悰,为耿耿耳。诗扇一握,小刻二种,索贤乔梓一笑,旦日返棹,良晤当在来春矣。㝢兄社年翁。弟问顿首。冲

《孟子》卷十万章下:“万章曰:‘敢问交际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这就是说,在古代社会,礼仪是一切交际的原则和规范。封建社会中,礼仪犹如一张无形大网,人与人的关系是通过礼联系起来的,因此,“人是仪式的存在”。尺牍作为人际关系的延伸,执行的是生活中言语交际的功能,既是表达内容又是传播形式,又是交际的目的又是交际的手段,等级社会中的社交礼仪在尺牍之中表现出来。称谓轻重、调清词雅是谓之尺牍书仪,而书写之合理与尽善是谓之形制,就此点来说,尺牍是作为一种形制而存在的。

然而,尺牍形制对书法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王可大 行草书致德泉札

纵25.5厘米 横12厘米 钱镜塘藏

王可大(生卒年不详),字元简,号少冶,南京锦衣卫镇抚司籍,直隶苏州府吴江县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

释文:婚礼共成,荣庆何如,容当致贺,红袍敬付使者,第恐粗菲,不堪新人壮(妆)冕耳。久违清教,尤切来谕,灯笼俟再谋之,有者得即奉上。眷弟王可大顿首拜。地稍远,不能照顾,怀洛先生大人亲家。大壮。德泉亲家先生不另启,幸叱名。

一、形制具备书法“合作”的诸多要素

孙过庭《书谱》将书法“合作”的各种因素总括为“五合”:“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对于尺牍而言,虽非专为书法而存在,但如面书迹,正是其情感传达的最佳介质,文与书较其他书法形

式来说,更有着形诸哀乐的一致性关联。试想,远接来书,有千里面目的欣狂,信物侑缄,有感惠徇知的喜悦,匆匆不暇,心手两忘,感怀之情跃然纸上。此外,艺术化笺纸图文并茂,纸墨相发,书者落笔之前常有偶然欲书的冲动。这样兼“器”“志”之长,尺牍较其他书法类型有更多“合作”的有利因素。

陶奭龄 与某人书

纵27厘米 横13厘米 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藏

陶奭龄(1571—1640),晚明浙中地区重要学者,王阳明三传弟子。与其兄陶望龄并称“二陶”,共同推动白马山房讲学活动,形成与刘宗周分庭抗礼的学术阵营。其思想以阳明学为基础,杂糅禅学因果说,主张静坐参悟的修养方式。

释文:□侍客微饮,今日竟病痔,不能辄来。事竟有成说否?檀燕、龙鸣二兄作主,想能如意。第昨数不知于凤山何如?恐渠不得原由,或有后言耳。贱躯倘未尽佳,恐后日亦未必能随诸兄后也。幸原之。弟奭龄顿首。

二、形制赋予尺牍书法以形式美感

长短参差、变动不居是尺牍书法形式的最大特点,这一形式的形成与尺牍书法发展相始终。从形制上看,它是古代人际等级关系的显现。对书法而言,它通过对空间长短的分割,改变着尺牍书写的节奏,丰富了笔势的变化。章法上,直行宽距也是人际理性秩序的一种反映。尺牍文本结构也对尺牍书法的章法构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单复书之间、正副启之间都有区别性的章法要求,尺牍语言的程式化结构特点,使尺牍书写更富于旋律的变化。笺纸的图案与色彩也改变着原有的黑白肌理,加强了尺牍的形式美感。尺牍上的印章为书法用印之始,形形色色的书柬印丰富了尺牍的内容,是尺牍形式美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张履祥 与子修(高以永)书

纵13厘米 横28厘米 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藏

张履祥(1611—1674),字考夫,又字渊甫,号念芝,浙江桐乡人,世居清风乡炉镇杨园村(今属桐乡市龙翔街道杨园村),故学者称“杨园先生”,著名理学家。著有《读易笔记》《愿学记》《近古录》《补农书》等。

释文:不亲芝宇,倏徂寒暑,然道业之日新,未尝不在耳目间也。晤敬可兄,每道注念,自顷入郡,风雨间之,不及奉教,歉何可言。兹欲较对《近思录》,苦无善本是正,尊府藏书富有,意谓必有旧板,敢假一阅。又《吕泾野先生集》,平生固陋未之见也,思其人,未得读其书,夙夜为憾,乃知交中颇亦少此,敬此附问。外,《人谱》一册并上。教弟张履祥顿首。子修仁兄几席。

三、形制为尺牍书法的传播提供了条件

文人尺牍既是文学表现的内容,也是书法表现的形式,更是尺牍书法得以传播的途径和手段。从共时性来讲,尺牍虽然连接着致书者与受书者双方,但书法性有可能打破其私语化空间,随受书者一方人际关系的延伸而扩大其传播领域。东汉草书之所以盛行边郡,并非完全是文字自足系统的演变,其与内地士大夫官僚的流动和尺牍交际的传播有直接关系;从历时性分析,前代名家尺牍,因刻帖化身千亿,因书法而成为经典,流播至今,已被人们完全等同于其他书法形式。

吕留良 与雨老(董雨舟)书

释文:先兄窆期在初十外,初八日移各柩到地,前龛亦须于是日发行。弟处无两处船只人力,且此处人到彼,未免纷杂多事。意欲即于兄处为税一船,雇数力,竟于是日载至识村,该费几何?乞酌示,即当先奉,至期令小儿来起引也。何如、何如。又不知此龛竟完固可入窆否?若有破烂不堪,必须更改之事,亦须兄察而预示之,以便为计也。弟明日至识村起土,至初二出邑,得便望即寄示为荷。雨老道兄大人。廿八日午刻,弟留顿首。

四、形制是形成古代书法“中和美”典范的渊薮

《礼记·仲尼燕居》云:“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礼不动,无节不做。”《荀子·乐记》又云:“乐和同,礼别异。”礼是用以分别上下、长幼、尊卑的标准,要体现乐之中和。尺牍之制,同样要合乎礼的要求。除平阙形制之外,书写用敬,也是尺牍交往的礼制性原则,此如元人诗所云:“修辞立其诚,下笔无草草。尺牍亦细事,谨密犹起稿。后人何荒唐,万言一挥扫。”王安石的书法之所以受人诟病,多因其应酬肆意涂抹,不合朱熹所谓的用敬之道。

真书用敬,行草书亦可用于敬,此即孔子所言:“居敬以行简。”明代郑善夫云:“古人作真书,如端人正士修容中立,柔外刚内,从容于礼法之场。至于行草,则似孔子之燕居,申之夭夭,而于礼法实未尝离也。”“居敬行简”类似于行草尺牍的不离平阙,而颠素草书不入尺牍,皆因无度所致。尺牍书法这种情与理之节即为中和。王羲之尺牍历来被推作“中和美”的代表,唐太宗论“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孙过庭言:“志气平和,不激不厉。”皆源其符合尺牍书法形制的合理要求。

黄宗羲 与道济(冯恺愈)书

纵19厘米 横13厘米 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藏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先生,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浙江余姚人。一生著述多至50余种,300多卷,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作品。

释文:今年两番相过,皆哄谈谐语,虽复不恶,而静坐论文,反若有所缺耳。兄天资高迈,学业勇往正在今日,切愿不以尘务干怀。眼镜完上。前者聊以为戏,而兄乃云必有所偿,安得此流俗之论乎?少有所烦,前见架上《欧阳文忠公集》,纸板新亮,而弟之所藏乃古本也。欲相易一看,今以二十册奉上,在架上者,幸发来人,迟数月又可转换也。道济道兄。弟羲顿首。

中和最早是体现尺牍形制的合目的性要求,后扩展为一切书法的审美原则。明项穆《书法雅言》专列《中和》云:“会于中和,斯为美善。”其《心相》又曰:“《礼》云‘毋不敬’,书法大旨,一语括之矣。”书法中“毋不敬”的原则只有还原到尺牍交际之中才有现实意义,从这一点来看,与其笼统地说书法的中和之美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不如说直接来自尺牍之制更为恰当。

当然,形制与书法毕竟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标准。

罗马时代的美学家贺拉斯在其《诗艺》中提出了诗歌“合理”与“合式”的范畴,它对我们理解尺牍形制与书法的关系颇具参考价值。他认为,“合理”是要求诗的内容“合情合理”,带给读者以“善”,它体现着古典主义的伦理和理性原则。“合式”就是“完美的表达”,带给读者以“美”,这是对艺术形式的最高要求。

就尺牍书法来说,所谓“合理”,即形制要求,它重在体现“尽善”,因受书者对象和表达内容的不同,从文体、称谓、程式、语言甚至书写都必须合乎书仪;而“合式”,则为审美要求,它旨在体现“尽美”。当书写形制取得了范式的意义,也就取得了形式美的资格。如长短行式即来自于平阙形制,后上升为书法美的形式语言。

黄姬水 草书致三堂札

纵25.5厘米 横36厘米 钱镜塘藏

黄姬水(1509—1574),初名道中,字致甫,又字淳父。南直隶苏州府吴县(今属江苏)人,明代学者黄省曾之子。其书法师承祝允明,又取法虞世南、王宠。善文,著有《贫士传》《白下集》等,其中《贫士传》借寒士际遇彰高洁之志。

释文:久不接清扬,无任驰想,天气渐凉,庭下薇花烂开,思与同心一晤,暇时惠然过我甚慰也。金酒火肉之贶,登受感愧,容面谢。姬水顿首复。三堂老兄先生门下。偶有坐客,二画明早题上。

“合理”与“合式”也经常处于矛盾的对立与变化之中。如平阙之制,至明清出现了多抬的现象后,频繁地跳行和参差要求,常使书者专注于形制而破坏了上下前后的连带贯气,于是在书家个人尺牍之中,有书家尽可能摒弃了多抬牵制,将其最大程度地限制在书法范式许可的范围之内。

又如,尺牍体现着一种社交礼仪,虽始乎情,但亦有为官势而矫情者。此正如明末清初的叶梦珠所言:“交际之礼,始乎情,成乎势,而滥觞于文。以情交者,礼出于情之所自然,即势异、文异而情不异;以势交者,礼出于势之所不得不然,故势异、文异而情亦异。二者不同,要各有为。况虽有至情,不能违势,虽因时势,未必无情,未可以是概风俗之盛衰,人心之厚薄也。”

明代尺牍,官上之书常不嫌谨敬,但居敬行敬,出于礼仪规范,往往失去真情,虽有意为书,却不能与无意为书同日而语。

总之,尺牍形制与尺牍书法之间,既有因果上的关系,也有矛盾对立。但尺牍书法归根结底不是一种单纯的形式,而是一种复合的理式观念。尺牍书法的形式,是合乎理式的一元化的整体,永远无法摆脱形制的阴影而独立存在,这一点与高堂大轴时常出现为书而文的纵情挥洒不同。形制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时时提醒我们,尺牍书法是形制的产物,形制是理解尺牍书法艺术的一把钥匙。

黄宗炎 与均老(陈匡国)书

纵27厘米 横12厘米 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藏

黄宗炎(1616—1686),字晦木,一字立溪,学者称鹧鸪先生,浙江余姚人,明清之际学者。黄宗炎与兄宗羲、弟宗会,俱从学于刘宗周。崇祯中,以明经贡太学。后会试不第,与弟宗会相约闭门尽读天下之书,然后出而问世。清军南下,投身抗清斗争,事败专心著述。画技效法小李将军、赵千里。长于缪篆书法,善制砚台。著有《学圃辨感》。

释文:宗□归,知吾兄设帐颛孙处,前宵不惟虚颛孙盛意,并不得与兄聚首剧谈,抑何相慕殷而相值疏也。复蒙垂念,兼贶佳咏,感何如之。倘馆课稍暇,乞即过我,同步玄都观里,何如、何如?小弟宗炎顿首。均老长兄大人。闻徐德雨暂居王尔发处,附达。

周作人曾谈到过礼与艺术的关系,他说:“文人生活之艺术这个名词,用中国固有的字来说便是所谓礼。斯谛耳博士在《仪礼》的序上说:“礼节并不单是一套仪式,空虚无用,如后世所沿袭者。这是用以养成自制与整饬的动作之习惯,唯有能领解万物感受一切之心的人才有这样安详的容止。”从前听说到辜鸿铭先生批评英文《礼记》译名的不妥当,以为礼不是Rite,而是Art,当时觉得有点乖僻,其实却是对的,不过这是指本来的礼,后来的礼仪礼教都是堕落了的东西,不足当这个称呼了。中国的礼早已丧失,只有如上文所说,还略存于茶酒之间而已。”

诞生于礼仪中的艺术,最早还有美术,惜魏晋后早已沦落,只有尺牍艺术还坚守礼的信念,堪与周氏所说的茶道和酒道并列,是中国古典文人艺术化生活的真实写照,不过,五四以降,尺牍书法和笺谱的零落一样,皆作广陵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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