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种之后，不许掉头！85新潮的激情、缺失与救赎 - 凤凰艺术
更新时间：2025-09-21 23:10 浏览量：1
一粒种子：八十年代
2025年9月19日，为纪念中国当代艺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85新潮”四十周年，宥爱美术馆举办“一粒种子：八十年代”当代艺术纪念展。本次展览由宥爱美术馆主办，艺术批评家栗宪庭任学术主持，郝青松博士任策展人。
它试图穿越四十年的时空，重新触碰那个短暂却极度炽热的创作现场，审视那颗曾被播下的“种子”如何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发芽、静默沉潜，又结出了怎样的果实。
彼时的激情、理想主义和批判精神，却也让它常常批判多于建设、激情与空泛并存、存在简单的二元对立倾向。展览更像是一次重返思想现场的旅程，让我们审视来路，理解当下，甚至想象未来。
以下是“凤凰艺术”为您带来的现场报道。
推开路障，进入展厅，迎面的是高高的脚手架。
隐喻中国美术馆外街头花园星星美展的脚手架，象征着重建与新的时代。左侧，“不许掉头”的海报矗立，它曾是中国现代艺术展的标志，凝聚了那个时代艺术探索的勇气、决绝，同时也隐喻了其面临的困境与悲壮。
“一粒种子：八十年代”当代艺术纪念展展览现场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人们曾经期待的新时代正式来临。自1983、1984年起，大量西方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人文与社会科学知识以“人学”之名被译介入中国，叔本华“世界是我的意志”的主观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萨特的“自由选择”论、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说等共同成为张扬“个性”与“人性”的思想依据，进而演化为一种激进的个人主义伦理。这些观念也激发了艺术家对个人精神世界的关注，孤寂、荒诞、悲剧性、宗教氛围与牺牲精神也成为一批艺术家力图在其作品中展现的主题。
“一粒种子：八十年代”当代艺术纪念展展览现场
八十年代文化热潮的启蒙性、批判性和过渡性，使其常被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提并论，被视为中国近代以来的第二次启蒙运动。诚然，八十年代毫无疑问地留下了我们怀念的理想、追求、拯救、承担、激情、淳朴、使命、信仰；但在另一方面，一直以来始终有评论家认为八十年代的文化与艺术过分地追求激情与宏大的叙事，却缺乏踏实的实际操练，留下的仅是空泛、贫乏、无能、天真、宏大、浪漫、膨胀等缺憾。譬如李陀就在访谈中很苛刻地针对八十年代的文化思想热潮作出这样的判断：“一个思想大活跃的时代，不一定是思想大丰收的时代――八十年代就不是一个思想丰收的年代。”
克罗奇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久弥新。事实上，阐述八十年代并不难，因为亲历者尚在；阐述它又很难，因为需要穿透真、假、真的假和假的真的迷雾，去寻找真实。信息并非真相的直通车，真相也不等同于真实。它有很多答案，而每一个答案都在回溯性地重新定义问题本身。
“一粒种子：八十年代”当代艺术纪念展开幕式现场
此时，我们是在场的陌生者。
此次展览并不神话八十年代，而是试图从一个更大的宏观视角结构出发，去掉过度理想化与滤镜化的想象，呈现它真实的复杂性。同时，进一步对这种复杂的真实进行批判性反思。
这种反思不是“否定”，但它必须具有“否定性”。没有否定性的事物无法长久，就如宇宙终将走向熵寂；但没有人能一直生存在否定性中，就如拉康所说，主体只存在一瞬间，又迅速地消失——就像八十年代一般。但我们终将可以完成从“史实”(das Historische)到“史观”(das Geschichtliche)的转变。
“一粒种子：八十年代”当代艺术纪念展展览现场
八十年代到底是怎样的？
本次展览学术主持、八十年代的亲历者栗宪庭将八十年代视为当下人想象出来的乌托邦，远没有今日所言说的美好；而在策展人郝青松看来，尽管八十年代的文化和社会都存在不足，但它依旧是中国文化生命在历经磨难后的一次复苏和再生的标志。同时在他看来，当我们把目光转回到四十年前，发现八十年代的辉煌背后错失了一些重要的生命问题。因此经历过文化转向的当代艺术更需要生命转向，以此纪念八十年代。
学术主持栗宪庭在开幕式上发言
策展人郝青松在开幕式上发言
展览汇聚了陈宝生、陈仁、丛如日、大同大张、戴光郁、岛子、丁方、耿建翌、韩磊、江海、昆明春城照相馆、刘传宝、刘一原、毛旭辉、毛焰、孟禄丁、潘德海、任小颖、孙建平、王广义、魏光庆、温普林、吴大羽、肖丰、肖鲁、肖全、阎秉会、严力、杨重光、杨飞云、尤劲东、袁庆一、张林海、张培力、张群、赵半狄、赵德伟、郑连杰、朱雁光等39位艺术家及团体的80余件经典作品，引领观众回望中国当代艺术四十年的精神演进。
“一粒种子：八十年代”当代艺术纪念展展览开幕式合影
这些艺术家们的年龄差最大近20岁，但却具有无比相似的共性。他们都是80年代至今始终没有完全追随市场潮流、并坚持独立艺术探索的实践者。或许，在郝青松的眼里，他们就像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的那个“他”：生活在当下的独行者，在过去和未来之间被挤压，为生命而战，为每一次短暂的逃离而战。
策展人郝青松在“一粒种子：八十年代”当代艺术纪念展展览现场
当然，展览远远无法覆盖八十年代的艺术浪潮。事实上，许多成名于八十年代的艺术家已经在市场上取得巨大成功，并在艺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不过，他、他和他们都不在本次展览的名单之中——他们中的许多人事实上是此次展览被反思的对象，甚至部分参展艺术家的现在面貌和实践也在反思之列。
《X？系列》，张培力，1987，泰康保险集团收藏、
《神圣山水》，丁方，2009-2011
本次展览分为三个主题单元，展墙分别以红、黄、蓝的颜色进行呈现。这是艺术的三原色，亦可被视作构成一切的基本元素。展览从不同维度回望八十年代以来的艺术轨迹：“早晨从中午开始”聚焦八十年代艺术的历史起点，展现艺术家对现代性的集体追索；“未完成的启示录”则对八十年代留下的精神命题进行再度追问；“纪念碑”致敬那些在时代中坚守理想的艺术生命，他们是八十年代精神的见证与延续。
从星星画派、八五新潮、中国现代艺术展等里程碑事件，到劳森伯格1985年在中国美术馆的划时代展览所带来的启蒙性冲击，展览现场唤醒了许多已经模糊的记忆。
“一粒种子：八十年代”当代艺术纪念展展览现场
彼时，“不许掉头”作为一种集体性的文化宣言 ，象征着与前几十年主导的艺术模式和意识形态框架的彻底决裂。艺术家们宣称，艺术探索之路没有回头路可走，必须勇往直前，驶向未知的、现代的、自由的创作之境。他们 进行着形式、语言、观念上的剧烈实验， 不仅满足于用艺术反映社会，更急切地追问“艺术是什么”？
“一粒种子：八十年代”当代艺术纪念展展览现场
同时，“不许掉头”也承载了一种现代性焦虑——一种唯恐启蒙事业半途而废、被迫倒退的深切忧虑，和八十年代“尼采热”中悲剧性的、反抗式的生命意志。然而仅仅一两年后，文化和艺术立刻从一种崇高的精神追求，变成了可以明码标价、带来愉悦的消费品。有些八十年代的艺术家选择坚持不妥协的批判姿态；有些则巧妙地将前卫符号转化为市场卖点；还有的则在全球艺术体系中寻找新的定位。
艺术批评家徐旭在开幕式上发言
艺术家阎秉会在开幕式上发言
当然，就如文章开头所说，积极性和否定性往往并存。现场的一篇《中国美术报》文章中写到，人们满怀期待地前往在香港举办的“星星美展”十周年展，却无比失望而归：那些带有巨大名气的作品在十年后看起来粗糙、简单甚至过时。如果说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潮，其最直接的动力来源于对特殊时期的深刻反思与批判；那么在四十年后，我们又该从八五新潮、现代艺术大展和八十年代的艺术家、艺术作品中寻找什么？除了那些激情和真诚，它究竟又给后人留下了怎样的实在性遗产？当我们今天再言说它时，又是在针对什么，进行着怎样的反思？
生命。艺术。
本次展览虽以纪念85新潮为契机，但策展人郝青松和宥爱美术馆的初衷远不止于怀旧或档案还原。两者更希望从“生命艺术”视角出发，对80年代艺术史进行一次重新审视和深度反思。
《春天来了》，袁庆一，1984，泰康保险集团收藏
《凝固的北方极地25号》，王广义，1985，泰康保险集团收藏
生命是艺术永恒的命题，而艺术是呈现生命丰富肌理和复杂深刻的重要载体。宥爱美术馆2022年的开馆展“万物有时”曾将其第一单元命名为“记忆：一代人的怕与爱”，便已经捕捉到了活跃在八十年代的艺术家们内心的焦灼与希望、恐惧与热爱。
宥爱美术馆馆长陆昂在开幕式上发言
宥爱美术馆馆长陆昂在本次展览开幕式上表示，展览的根本意义在于想用“生命艺术的价值观”重新回看八十年代，寻找中国当代艺术未来的发展路径和方向。在她看来，反思中国当代艺术就是反思对八十年代的既定阐释。八十年代同时涌入的多线条的尝试和探索，蕴含了多种可能性，并非只有一种定义。展览试图提出一个新的观看视角，重新编辑八十年代的艺术档案，看到其中前车可鉴之处；并努力发现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失踪者”，展示他们从八十年代以来一以贯之的独立创作。
八十年代的精神内核究竟是什么？陆昂的答案是：从继承的角度，就是现代性、启蒙和理想主义的唤醒；从反思的角度，就是废墟、启示和救赎维度的缺席。
本次展览引领观众回望那个“仓促经过却极有真诚”的十年，并进一步讨论、激发和重构其中若隐若现、却在当下无比重要的生命意识。这种生命意识不仅存在于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一个个个体之中，甚至中国艺术本身也是“重走了一百年的艺术史”，如同一个重生之后朝气蓬勃的新生命。
《在场与记忆》开幕论坛现场，从左到右依次为：刘传宝，任小颖，阎秉会，栗宪庭，徐旭，朱雁光，丛如日，潘德海
郝青松为本次策展所定下的核心概念是“未完成的现代性和启示录”。在他看来，八十年代留下的遗产是复杂的：一方面是其理想主义、激情、反叛意识和对启蒙价值的追求，这些已成为后世不断怀念和追忆的精神资源；另一方面则是其未完成性——启蒙运动并未完结，价值体系的重建仍是一个长期的课题。为此，郝青松提出了“拯救”的维度，一切真正的出路在于：艺术应当致力于在日常生活之中发现神圣性和精神之光，而不是沉湎于过去的乌托邦或屈服于世俗的市场逻辑。
“一粒种子：八十年代”当代艺术纪念展展览现场
从历史来看，现代性从词根上就包含模式（mode）的意思，意味着统一的准则和现代主义所提倡的普遍性价值观。一方面，这种普遍性价值观是一种推动全球进步的动力；另一方面，这种模式的背后也潜藏着以欧美为中心的政治经济霸权。
为了达到“未完成的现代性和启示录”，我们需要重新打捞艺术与生活中的生命性和拯救性。它们同时也是阿甘本所说的当代性，是不同时代的人在面对相似的生命问题和真实生活时共同的情绪、思考与解决方案。
在《崇高》（sublime）中，康德曾指出主观体验的美学意义：浩瀚的海洋并非绝对宏大，而面对浩瀚的海洋，主体竭尽所能的努力才是绝对的宏大。因此，崇高不存在于客体本身，而存在于主体的认知。
近年来，多个重要展览和学术研究都在“重访八十年代”。这本身说明，那段历史及其核心精神并未随着时间流逝而褪色，反而作为一种珍贵的精神资源和未尽的思考课题，不断被召回和审视。
但在同时，我们也要始终保持对于历史发展和话语权力的警惕。经验告诉我们，向前、向后、向左和向右都有着退行的风险，重要的是向上和向下：向上寻求崇高与神圣，向下扎根真实与生命。
栗宪庭在开幕讲座《泛八十年代艺术思潮》 上
艺术不只能够再现空间，而且能够展示时间。艺术家把那些不确定的、不可靠的、犹疑不定的记忆保留下来，让我们得以不断地接近时间，创造时间，重新创造历史与现在的关系。这场展览仿若是一个停顿或一种裂缝，给予我们一个可以重新进入时空的切入点。
这个切入点也并非唯一的，就如对历史的阐述。从艺术史来讲，现代主义追求的是直线性思维的路径、趋势和不断加速的同质化进程。而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再到当代艺术，甚至“混现代”“元现代”“全球艺术”等等概念中，非线形、非西方中心、非精英的多元视角始终是其中发展最为明显的特征——如果没有决定性的叙事，也就没有唯一正确的选择，多重可能性由此展开。同时，过去时代的生活形式也以去历史化的超文化模式加入其中，空间和时间都不再有边界，只有生命和我们。
《纪念与阐释》开幕论坛现场，屏幕连线及从左到右依次为：费大为，徐薇，郝青松，徐虹，栗宪庭，黄剑波，查常平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亦杨曾在描述当代性时说道：它转瞬即逝，来得太快，却可惜太迟，曾经出现，却又尚未来临。在某种程度上，这句话同样也像是在描述我们试图从八十年代寻求“中国当代艺术本源”的努力和徒劳——事实上，起源往往是丢到身后才能够呈现的东西，因为永远没有“真正的开始”。而当我们想去抓住它时，其早已远去。
《天天向上》，大同大张，1991-1992
《雷霆的话语三联》，岛子，2017
需要明确的是，八十年代不是可供藏身的完美洞穴或理想乌托邦，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这盏闪烁的灯的光芒不可能直接照亮全部道路——那毫无疑问是一种无用的怀旧或力比多退行（Regression）。但它提示着我们，艺术曾如何深刻地与人的解放、思想的自由和文化的创造紧密相连。八十年代的努力是“未完成的启蒙”，今天的任务或许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尝试完成一种新的综合：将八十年代的思想激情、九十年代以来的市场实践，以及全球化和数字时代的新技术、新语言、新问题相结合，需要更强的生命和问题意识，以及保持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我们今天回顾那段历史，某种意义上也是在追问这些启蒙和生命议题在当下的命运。
策展人郝青松在展览前言中引用了一句古老箴言“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些艺术家是种子，亲历者是种子，宥爱美术馆是种子，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粒种子；我们也不要忘了，种子蕴含着初始的生命力、未来的可能性，但也暗示着其发展需要合适的土壤、气候与时间，同时更需要我们自己挖土、种种、浇水、施肥。
在开幕晚宴上，大家读起大同大张的文字:“当我们在问为什么的时候，其实已经误入歧途。”
一些珍贵的种子仍在等待合适的时机破土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