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娱新论｜艺术的傲慢

更新时间：2025-09-22 09:42  浏览量：1

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章咪佳

“创作使用可降解色粉”。

蔡国强的烟花艺术项目通常在室外（自然）环境中进行，在西湖、黄浦江上，在家乡泉州的海边，在法国塞纳河畔，他都创造过爆破艺术作品。每次创作过程被制作成影像以后，片头会出现这句话：“创作使用可降解色粉”。

9月19日，由户外品牌“始祖鸟”赞助的新作品《升龙》也不例外——当现场视频刚开始引发争议时，主创团队以此作解释，说明这次创作同样不会破坏环境。

然而事实并不能这样简单地被推导到任何情境。引起公众质疑的是这次爆破的地点：喜马拉雅山脉江孜热龙地区——烟花从海拔约4600米处开始点燃，沿山脊向上延伸至5050米山顶，形成了艺术家的“飞龙腾空”。

与平原环境相比，这里是一个科学定义为“生态脆弱区”的地方。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的一位教授告诉记者，由于青藏高原的海拔高、气温低，微生物的活性非常弱，一切外来物都很难被当地的分解者（食腐动物、真菌、细菌等等）降解。

喜马拉雅地区的生态复杂性，文化多样性与当地的生存状态，被简化为一个壮观的视觉瞬间，或者，转化为品牌形象的增值工具。

图源：央视网

一句不能顶一万句。

质疑声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发酵。尽管主办方针对该项目第一时间给出了环境影响方面的一份周全《说明》，却进一步激起了专业人士的怒火：每一条都站不住脚。

策展人万军认为，这恰恰是当代艺术界存在的一种“文明傲慢”。创作自由度更大的顶尖艺术家，如果局限于自我认知和对社会实践价值认知的缺陷，容易体现出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霸权。

《升龙》主创团队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短视，以及对文化符号的语境错位——将作为精神圣地的喜马拉雅简化为当代艺术的背景板，形成了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扭曲与践踏，引发了公众对审美暴力的批评。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家，往往更适应西方艺术体系——这种长期占据当代艺术的话语主导体系，形成了‘中心-边缘’的等级结构。”比如在2019年威尼斯双年展上，西方策展人就将东南亚艺术家的装置作品刻意布置在“部落艺术”展区。也有过国际展览中，中国当代艺术家的水墨创新被评论家称为“对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拙劣模仿”。这种傲慢，本质上是一种认知暴力，它通过预设的审美标准，将多元文化强行纳入单一评价体系。

更值得思考的是，这种傲慢，往往以“普世价值”的面目出现，反而更具隐蔽性。《升龙》的初衷，是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

北京大学历史学习系教授陆扬，从2014年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合作的作品《九级浪》开始，对蔡国强的作品一直抱有兴趣，也赞赏比如他在上海浦东美术馆展出的《与未知的相遇》等作品中，对宇宙的沉思以及与古典艺术的对话。“后来去泉州很多次，更是对作为泉州乡土产物的蔡的作品多一份了解之同情。他带有泉州那种浓烈的地方信仰的斑斓和喧腾。”

但陆扬也很快注意到蔡国强作为艺术家的另一面，“他以烟花那种看似不带寓意的形式表达，游走于各种权力展示场域。他的烟花使他比其他先锋艺术家多了一种天然保护，使他拥有更多商业机会和名声。”

这一次可能是这“另一面”的重大挫折，会严重影响到艺术家的形象。

就跟烟火本身的物理属性一样，烟火制造的艺术，相比其他当代艺术作品容易缺乏作品的持久力，一切都依靠那一瞬间的视觉冲击——如果烟花爆炸艺术形成一种高度程式化、可复制的艺术形式， 那么烟花的魅力也有且只在于制造出宏大场面的“视觉奇观”了。

但这种奇观往往缺乏叙事深度与社会介入，导致作品很快失去新鲜感和批判张力。于是，艺术家只能不断寻找新的地标和叙事场景，以维持作品的新鲜感和传播价值。但当这一记视觉冲击背后的真正的寓意不再被大众接受，那么其艺术价值也许就会瞬间瓦解。

特别致谢：中国美术学院 王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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