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坛常青树：音乐奇才杨宝智教授的艺术人生（上）

更新时间：2025-09-22 11:08  浏览量：1

原创 采访：苏立华 新音响New Audiophile 2025年09月21日

九十高龄的全才音乐家杨宝智教授，仍能在音乐会上自如切换钢琴与小提琴演奏，这般艺术生命力令人惊叹。在长达四、五个小时的采访中，他始终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展现出超越年龄的充沛精力与卓越智慧。

杨宝智教授堪称音乐奇才，尤其在小提琴演奏艺术领域造诣深厚。尽管他谦称自己仅是改编者，我却认为其作品创作成分居多，应属编创范畴。他毕生致力于小提琴民族化研究，成就斐然。与印度等国的小提琴民族化路径不同，他另辟蹊径，以中国音乐元素为根基，丰富了小提琴的发音与演奏技法，开创性地创造出第三种小提琴发音方式，为小提琴艺术注入全新活力，其艺术探索与创新独树一帜，意义深远。若用通俗的比喻来形容，恰似一场精致的“中餐西吃”——以地道的中国音乐为“餐食”，采用最考究的西方演奏方式，呈现出别具一格的艺术风味。

杨宝智简历

●1935年出生于广东佛山，父亲杨景循是冼星海的中学同窗，曾任华英中学校长，母亲刘慧娴曾在上海美专音乐科学习，师从丁善德等。

●5岁开始学钢琴，不久即在香港登台演奏。1949年，受小提琴大师帕格尼尼的传记故事片《剑胆琴心》等影响，决心改学小提琴，先后跟随张乐天、叶惠恒等老师学习。

教育背景

●高二时跟随马思聪的高徒温瞻美学习小提琴。1952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后成为马思聪的门生，学习小提琴。

职业生涯

●1957年毕业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安排到重庆歌剧院工作，在此期间担任多种乐器演奏员，并为多部民族歌剧的乐队部分写配器。

●1978年起，先后在上海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及四川音乐学院任教。

●1997年退休后定居香港，继续从事创作、教学和教材写作等工作。

主要成就

●作品创作：创作、改编了130余首小提琴独奏曲、协奏曲、重奏曲及教材曲目，如《喜相逢》《关山月》、《十面埋伏》、《西皮散板与赋格（无伴奏）》等，其小提琴协奏曲《川江》融入了川江号子、四川地方戏曲元素。

●学术研究：撰写了《演奏中国小提琴的特殊技巧及其训练》等论文十多篇，着有《林耀基小提琴教学法精要》等书，还参与编写了《弦乐艺术史》，主编了《小提琴入门与提高》《简易小提琴曲选》等教材。

●推动小提琴民族化：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探索小提琴民族化，成立“小提琴民族化研究小组”，将传统民族民间音乐元素融入小提琴的演奏和创作中。

杨宝智老师的人格魅力同样令人敬仰。他一生勤奋好学，对音乐怀揣纯粹而深沉的热爱，虽学识渊博却为人谦逊。即便历经人生诸多磨难，他也从不抱怨，更不参与音乐圈的是非纷争，始终以友善之心待人。在教学过程中，他认真负责、耐心细致，从不苛责学生。作为学界泰斗，他收取的学费与本科生教师相差无几，充分体谅学琴孩子与家长的不易。生活中，他严格自律，坚持每日游泳锻炼，这使得九十岁的他依然步履稳健、思维敏捷，不仅语言表达逻辑严谨、吐字清晰，而且面容状态极佳，体检各项指标均显示健康。

杨宝智教授是我继何东老师之后采访的第二位小提琴家，他的艺术成就与高尚品格，都值得我将其视作榜样，学习效仿。

杨老师，今年10月份你满90岁了。你在90岁之际，最大的感慨是什么？

回答：最大的感概就是能健康地活着最好。人老了，不能只活在回忆往事中，更要憧憬美好的未来。

求学时的杨宝智已展露才华

你记忆中的童年是一个怎样的童年。你有一个怎样的爸爸和妈妈？一个孩子的成长和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父母决定的。

回答：我的童年故事太多了，终生难忘，我给你详细说说。你就当听故事。

我爷爷有三女七男共十个子女，我爸爸杨景循排第十（照片）前面最小的坐在椅子上的有个“10”字的小孩是我父亲。我爸爸出生于香港，在广州的教会学校岭南大学读附中时，和后来成为音乐家的冼星海、成为画家的司徒乔、成为香港著名西医的戴翰琛，及廖仲恺的儿子——后来成为革命家的廖承志、都曾当过住校的室友。（其中与冼星海、司徒乔、戴翰琛保持长期联系。

1980年代，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还来广州探望过父亲，大学毕业后先回岭南附中教书，后到上海岭南分校任教务主任，在那里认识我妈，而且和她结了婚1934年左右到广东佛山的教会学校华英中学当校长。

我妈刘慧娴是广东南海人氏，小学时候与王慕理、以及潘凤群三个同学，结拜为“松竹梅三姐妹”，王慕理后来成为马思聪夫人，这件事影响了我后来走上音乐道路。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她到“上海美专”音乐科学习音乐，钢琴课师从当时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名师王瑞娴，音乐理论师从后来成为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的丁善德。

有家学渊源又自小学琴的杨宝智艺术造诣深厚

此外，她还有段“光荣历史”：因为我大舅曾是西南航空公司的总裁，妈妈经常乘飞机，并有幸参加随机表演，成了中国第一位随机表演翻跟斗的女子。

我把我青少年的经历给你说说，大概分8个阶段。

佛山和大屿山

在我出生那年（1935年），我爸爸杨景循正在广东佛山华英中学当校长，我妈妈刘慧娴在那里教音乐，我的祖母苏连成也在学校的女生宿舍做‘舍监’（人们喊她“师太”）。听说我刚生下来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女工叫‘阿娣’的在我家帮忙，但是做了几个月她就出嫁了，这个时候，‘麦姐’的丈夫刚刚过世，生活有困难，我的祖母动员她帮帮我们，于是乎麦姐进了我们家门。把我带大之后，又带我弟弟，在我印象中，上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之前，她都是我家里重要的一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继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失陷后，1938年，华南战争爆发。日寇从广东省大亚湾登陆，广州、佛山相继失陷。这之前，许多人看到日寇有进攻广州的态势，又误以为英国和日本既然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作为英国的殖民地香港，肯定是安全的了。于是乎华英中学大部分教职员工和一部分没有地方去的学生们，1937年底就在我爸爸的带领下，迁往香港，以躲避战争的锋芒。麦姐也跟着我们一起到了香港。

1930年杨宝智父母的结婚照

头两年，华英中学就借住在大屿山的东涌（念cong）炮台。炮台的大门两旁写有‘差馆重地，闲人免进’八个大字（现在还保留着），当时在香港，‘差馆’等于是现在国内的‘派出所’的意思。麦姐牵着我在那里照了一幅照片。现在这个炮台是受保护的历史文物，里面的纪念馆还有当年我爸爸和乡民谈话的照片。

大屿山是香港的离岛中最大的岛，如今是赤腊角机场所在地，又有迪斯尼乐园和直上山顶参观巨大金佛的索道吊车，十分现代化。可当时炮台旁边只是一个小渔村，村外一片荒山野岭，几乎是原始森林，我爸爸就曾经被野黄蜂咬伤过一次，脸上肿了好几天。海边的村屋遇到回南天，地上的阶砖都渗出水来。在东涌这两年，华英中学教职工们住在借租村里的原居民的砖房里，而学生们则以用木板搭起来的临时板房为宿舍。

我们这些教职工的小孩，就在幼稚园上学，总务处吕处长的夫人当我们的老师。每天吃完早饭，麦姐把我送到职工子弟幼稚园上学之后，就到村上的小市场买菜做饭。我记得上学途中要经过一棵大榕树，榕树脚常常会有一堆牛屎，每天走过后麦姐就叫我喊一声“牛屎拜拜（byebye）”！

1936年一周岁纪念

华英是基督教中学，所以到‘圣诞节幼稚园就要排戏表演基督降生，有人演圣母玛利亚，有人演约瑟，有人演马槽里的马，现在仅仅记得我被分配的角色是三位从东方来朝贺的博士之一。我们幼稚园这十几个同学在上大学之前还有联系，后来就各散东西了，不料九十年代后又通过各种渠道取得了联系。1997年我退休后回香港定居，1999年在我离开东涌60年后，和我儿子回到东涌寻旧，无意中发现东涌炮台里的历史文物纪念馆如今居然还保留着一张我们幼稚园师生的照片，我坐在前面第一排中间。

我右边的女孩叫谢素悦，她和我同年，从小学钢琴，中学毕业前一直在香港。她后到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留学，退休之前一直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皇家音乐学院教琴，不久之前我们还通过电话，她还在家里教琴。我告诉她，我们都成为“文物”了。

那时候东涌炮台外面有一片很大很大的沙滩，上面有很多漂亮的蚬壳，我们这些小孩经常去拾蚬壳。又一次，麦姐正带着我在沙滩上玩，我爸爸来了说：“你看前面的小火轮上站的是谁？”我一看，是妈妈，于是乎一众小孩欢呼起来。那时我母亲应岭南中学校长、大教育家司徒卫之聘，在岭南中学的安南分校教音乐。‘安南’即现今越南、老挝、柬埔寨的统称，当时是法属，学校在当时的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堤岸，放假了才能坐船回到香港，又从香港中环统一码头坐小火轮来东涌码头。

九龙深水埗

1939年8月华英中学离开了东涌炮台，高中部迁往沙田，初中部及小学部迁往香港九龙，借一个瑞士教会的产业《巴色会》（巴色现在译为巴塞尔，是瑞士北部的一个城市）作为校舍开学。《巴色会》在深水埗的大埔道上，接近弥敦道交界的一个小山坡上。我们全家都搬进了《巴色会》住，我在华英小学读一年级。 搬到九龙之后，我妈妈开始让我学钢琴，她虽然二十年代在上海时跟当地有名的王瑞娴老师学过几年钢琴，但因为要到安南去教书，所以让我和一位叫朱丽云的钢琴老师教我。

朱丽云老师教我不多长时间，就让我参加上台表演，我记得弹的是莫扎特的歌剧《唐璜》中的《小步舞曲》，地点似乎是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礼堂，妈妈也回来看了。现在的小孩弹这首曲子是小儿科，不过当时就算很不得了啦。我2008年有机会在香港见到95岁的朱丽云老师，她也是我1952年的钢琴老师李素心的老师。

虽然跟朱丽云一直学到日本人打进来，但是我当时怎么也没想到过将来一辈子会搞音乐，因为华英中学旁边有一间我每天为之流口水的《顺记雪糕》，妈妈说，只要朱老师认为我钢琴课回得好，就可以让麦姐带我去买雪糕吃。（那时香港最出名的是‘安乐园雪糕’，其次就数‘顺记’了。）每逢有人问我长大之后准备做什么的时候，我都毫不犹疑地回答是：“开雪糕铺”，因为自己开铺自然天天可以吃雪糕啦。

1936年七七事变前在佛山华英中学与父母

当时许多音乐人如马思聪夫妇等都在香港。我妈妈曾出面请马思聪等音乐界名人为九龙《望觉礼拜堂》筹款义演。妈妈当时还和容慕蕴女士合作出版了一本《儿童节奏乐谱》，把一些适合于儿童接受的欧洲古典音乐如贝多芬的《小步舞曲》，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和上面提到的莫扎特的《小步舞曲》等十多首，在钢琴谱的基础上配上七八种打击乐，有双铃（碰铃）、摇鼓、三角铁、木鱼……和现在提倡的“奥尔夫体系”意思差不多，只不过她未成体系而已，还有就是奥尔夫是自己作的曲自己配的器；

我妈妈她们不会作曲，就沿用西方经典作曲家的音乐。这样她就在香港的中小学音乐课中推行儿童节奏乐，上课时把一大堆中西打击乐器发给同学们，让我在课堂上弹钢琴部分，他们分几个声部跟着音乐打不同的节奏。她的钢琴声部写得比较简单，刚学琴几个月的我都能弹下来。

香港沦陷

1941年冬，我正在上小学二年级。到了12月8号星期一那天，早上八点钟，工友正在敲钟叫大家准备上课，麦姐刚刚把书包跨在我的肩上，突然天上响起极大的轰鸣声。一看，满天密密麻麻的、编成队形的飞机，黑压压的一片，大人们说：“不好，日本人的飞机来了！”我爸爸正在指挥大家疏散（走读学生回家），麦姐立刻拉着我的手，跟着教职员工及家属把我拖进’地庐’。

1938年在香港东涌

逃难

后来由于日军实行配’，也不能解决五十万居民的生活必需供应问题，只有鼓励大家走掉（跑到广东省别的日占区），否则治安会出大问题。所以大凡申请离港者都批准，发通行证。1942年春（3-4月间），除祖母和六姑妈留在《巴色会》外，我爸妈、麦姐和我开始逃难。

柳州沙塘

过了桂林的下一站是去柳州。我妈妈跟她的三姐刘慧婵从小关系就很好，当时我三姨丈翁德齐，留美回国后在广西大学农学院当教授，战争爆发后，广西大学农学院迁来柳州沙塘乡。现在逃难，我妈妈就带着我们去投靠他们家，并且通过他们的关系，知道沙塘小学校长空缺，我妈就去那里当了校长。沙塘小学位于柳州市北部沙塘镇中心，学校全名为“广西农事试验场沙塘国民基础小学”，简称“沙塘小学”，在试验场对面不远。

1938年华英中学教职工子女幼儿园

试验场里有台只有四个多八度的的小钢琴，没有人弹。既然小学隶属于试验场，我妈妈就和管试验场的马专员达成协议，让我每天定时去练习。这样我又继续了因日本人打进来而中断了大半年的钢琴功课：我记得当时在妈妈的督导下练习的琴谱是‘布格缪勒’。小小的沙塘乡因为是广西大学农学院和农事试验场所在地，抗战时居然成‘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撤退到那里的专家教授、留学生、教育工作者、大学生共数千人。

在这样一个乡下，有个七八十人能够看五线谱用英文唱歌的合唱队，还经常演出，培养了一批合格的听众。所以马思聪偶然也被邀请来开小提琴独奏会，效果还相当好。但是我只是跟着大人看音乐会，而没有‘听’音乐会，以至没留下任何印象。

我妈妈除了当校长外，还搞她的老本行——教音乐，我印象最深的她当时教我们唱的歌有：

贺绿汀的《保家乡》。歌词的第一段是： ‘同胞们，细听我来讲，我们的东邻舍，有一个小东洋，几十年来练兵马，东亚逞霸强，一心要把中国亡，咿呀嘿！’这首歌当时不只在国内流行，而且在南洋一带（特别是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的华侨中也很流行，几乎人人会唱。五六十年代在中央音乐学院发动‘人人编教材’的时候，南洋回来的楮耀武老师就把这首歌编到小提琴初学教材里面去。还有李叔同填词的《送别》，这首歌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是中国歌曲，后来到了八十年代初放映电影《城南旧事》的时候，才搞清楚是美国人奥尔德维作的曲。

大概在‘学堂歌’的年代传进来的。1950年之后，都在唱‘红歌’、‘苏联歌曲’，这首歌不知怎的就没有人唱了。七八岁的时候只会背，也没有到过‘长城外，古道边’，更体会不了什么叫‘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只有到现在七老八十了，曾经有过的知交，都在‘天涯地角’，而且‘半零落’了，才有这种苍凉的感觉。

1947年在香港兵头花园与家人合影，最左边是杨宝智

还唱过黄自作曲的《本事》（卢冀野词）‘记得当年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在叫。’；以及赵元任作曲的《卖布谣》“嫂嫂织布，哥哥卖布，---”；黄自作曲的《踏雪寻梅》等等；这些歌都给我很深的印象。现在想起这几首歌就会联想起丰子恺的漫画。抗战那个时候，丰子恺那些用两三笔就能把一个人的表情维妙维悄地表现出来（而且主角经常是儿童）的漫画，让我记忆了一辈子。1948年在香港培正中学我们还有幸亲自聆听他的精彩的演说。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画被批判了，不容易看到，2010年在香港艺术馆他的专题展览重逢，又把我带回那个时代。

粤北坪石

半年多之后，小学改为秋季始业，于是我上了四年级。人说‘食在广州、穿在苏州、死在柳州’，说的是柳州棺木好。但是还没有等到‘死在柳州’，1943年冬秋，正在读四年级上学期时，大概是抗战的局势有了变化，日本人从中越边境向北杀奔而来，逼近南宁，柳州危急。爸爸来接我妈妈并带着麦姐和我离开了柳州，迁往爸爸所在的、位于广东与湖南交界的坪石培联中学。坪石是粤汉铁路（今京广线）必经的小镇，镇虽小，但是抗战时一些学校如中山大学等都搬到这里。爸爸在培联中学当教务主任、妈妈教音乐，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居住了。

这段时间，马思聪也曾短期应聘为中山大学师范学院的音乐系主任，和我父母有来往。一天晚上父母带我去听他在培联中学的小提琴独奏音乐会。由于我当时尚未学小提琴，对曲目不熟悉，所以他拉些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反而记得开演前爸爸说：有一次（似乎在邻近的湖南某地）他举行义演筹款，由于观众对象是逃难来内地的知识分子和音乐爱好者，经济不宽裕，所以普通票价订为10元、5元、3元、2元、1元，但第一排中间有一张椅子，靠背雕刻了“马思聪小提琴独奏会纪念”的，卖300元，听完音乐会可以搬回家。

有一位财主买了这位据说是‘文化名人’的贵宾座的票，却听不懂，当第一个节目完了，马思聪在掌声中进后台休息片刻再出来时，他说：“又是他！”；第二次出来他又说：“还是他！”。节目进行到了一半他实在坐不住，走了，然后叫手下把椅子抬走，完事。临走嘟囔着说：“我以为是马师曾来唱大戏，真是！”。

1949年香港培正中学学生证

广东人把粤剧称为“大戏”，名伶马师曾在30-40年代的广东红得发紫，是人皆知。但是马思聪虽说曾经被称为神童，十九岁当广州音乐院院长，但名气只限于音乐界。一般人当时对作为西洋音乐的小提琴艺术不甚了了，尽管节目中也有他创作的《思乡曲》之类，但就整台音乐会而言，听得懂的在当时当地恐怕是少数。广东话‘思’‘师’同音，广东人把马思聪和马师曾搞到一起是理所当然的，但湖南人也有搞错的时候。

而且1957年我毕业分配到重庆后，从同行的口中听到过马思聪在重庆开独奏会时也有类似的议论： “又是他！每次出来都拿着那个东西，也不唱两段，连行头也不换！”之类的笑话。川剧把服装道具叫行头，观众花钱买了票，结果不但演员没有换，而且连行头也不换，觉得很划不来。看来小提琴艺术要在中国普及还得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才行，而且再普及也到不了现在的赵本山那样火。

关于这次在“培联”的音乐会，后来在中央音乐学院比我高一班的周柱铨回忆：“那时钢琴就放在饭厅。五音不全的。”后来马先生就是用这琴开音乐会，难为伴奏的马太太。那次马先生拉了《流浪者之歌》、《圣母颂》、《思乡曲》等。当时马先生住管阜，离我们学校有两三小时的旱路，比我高班的温瞻美、李克琨每周去管阜跟马先生学琴。当时培联管理很严，每两周只有一次假，所以去学琴有一周就得偷出去。

温瞻美是桂林培联校长温耀斌之子也不通容，温瞻美后来受到学校处分，只好两周去一回。我是和他们一起去的，我跟马太太学钢琴，这样我认识了马先生。后来1950年，中央音乐学院建院但不招生，是马先生推荐我入学。培联最早的音乐老师是林声翕，培联校歌“白沙武水”就是他写的。

1948年与父母到澳门旅游

顺便说一说，在坪石的时期马思聪也教私人学生，以贴补家用。但也不完全为了赚钱，有时候颇有“得天下英才而培育之，不亦乐乎”的味道。据后来成为我的亲戚的、曾经担任中央实验歌剧院乐队指挥和歌剧《草原之歌》的作者之一的、已故的卓明理先生在香港回忆道：“我十七岁逃难到坪石时，跟马先生学琴，马先生看见我学了两个月就赶过那些学了两年的同学，很喜欢我。

有一次，在旅店所有的钱都被小偷偷光了，（只剩把琴小偷没要）我去上课时交不起学费，马太太问马先生为什么不见我交学费，两次被他搪塞过去了，第三次看样子不行了，马先生借握手的机会把自己的钱塞在我手中，附耳说道：‘交给师母’。然后写了一张充满溢美之词的介绍信给正在为缺音乐老师发愁的‘培联’中学校长林瑞铭，推荐我去教音乐课以糊口。”这样动人的事迹卓先生记了一辈子，他在事隔六十几年之后和我追述时还是眼泪汪汪的，可惜给我讲完这件事不到两年他就去世了。

也许是坪石金鸡岭的秀丽风景引起了马思聪写小提琴协奏曲的创作冲动，他在1943年写下了《F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到了1956年第一届全国音乐周时，我们中央音乐学院演出的曲目中就有这个曲子（独奏者盛中国）。那时我在乐队，由于他巧妙的配器使我在排练第三乐章时处处联想起金鸡岭和坪石的山山水水，也算是坪石情结吧。后来在1957年我毕业考试的曲目中也包含有他这个协奏曲的第二、三乐章，恐怕在中央音乐学院毕业考试这个选题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为这首曲子即使在马思聪本人的作品中，也不算成功的佳作，比起那些经典的小提琴协奏曲来说，就更没有人愿意选用了。

1951年香港与三姨妈一家，最左边是杨宝智

妈妈有空的时候，和我讲过一些音乐家的故事。有些是励志性的，例如‘巴赫在月光下抄谱以致后来眼睛瞎了’的故事（巴赫一家都是音乐家，但是他哥哥妒忌他的才能，把从意大利传到德国来的乐谱收藏起来，不给他用，那个时候有没有电脑可以随便下载那么简单，为了学习当时比德国先进的意大利音乐，只好夜晚趁着他哥哥睡觉，把他收藏的谱子偷出来，在月光下抄好，再放回去。时间久了，眼睛就熬出毛病来了，以致年纪大了之后就变成瞎子了。）

有些是知识性的，如：‘莫扎特两岁学钢琴，四岁到处演出，被称为神童。后来贝多芬四岁学琴，他父亲逼他练琴，要不然挨打，总于到了六岁也冒充四岁到处表演’的故事。还有‘匈牙利的少女喝水的时候都在唱歌’等等。总之，妈妈是我的’西方音乐史’的头一位老师。

除了梁得灵来推广‘牧童笛’之外，当时还有一个作过好些抗战歌曲的著名音乐家黄友棣也在坪石，跟我们家时有来往。他年龄比马思聪大两岁，我经常看见他夹着小提琴带着未婚妻刘凤贤在我家出入，就问妈妈：“马思聪拉得好还是黄友棣拉得好？”妈妈说：“差得远了！居然问这种问题！他从青年时就跟马思聪学过小提琴，但永远不可能追上的。”可见我当时对小提琴艺术毫无欣赏水平。黄友棣先生1949年之后定居在香港，1980年代后因眼压过高去了台湾高雄。

他的《杜鹃花》等歌曲至今仍在有些地区被作为小学音乐教材，2002年我到台湾讲学，他在高雄接待了我，时年九十二，仍然健步如飞，伸出长长的手臂来和我握手，近六十年没见面，精神面貌居然还像当年那个样子，令我感叹万千。他在2010年去世，享年100岁。次年台湾要出一本纪念文集，向我征稿，我写了一篇短文登载在上面。

由于坪石培联放在饭厅的钢琴我用起来不方便，所以我的钢琴学习就中断了一个时期。记忆中曾经有一次有位阿姨带我到一个有风琴的房间，她帮我用脚踏，叫我坐在她的腿上弹过一次风琴。那时候也尝试过“作曲”，但实际上只写了一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下行的大调分解属九和弦解决到主音，连“公式化概念化”都谈不上。

连县光惠小学，及抗战胜利

我们在坪石住到1944年夏天，由于形势吃紧（日本人要打通粤汉线，6月份集结几十万大军主力进攻长沙。后来长沙陷落，又攻占衡阳） 才离开那里，撤退到粤西北的连县（即现在划归清远市管辖的连州市）。我们住的那栋楼的楼底下有个放钢琴的琴房，所以我在那里又恢复学琴。妈妈除了教我之外，还教了几个同学，她采取在墙上挂“回课成绩竞赛表”的办法来刺激我们练琴的积极性。

回课分优良中可列五等，得优等者在表上可进四格，良三格，中两格、可一格，劣者就不进，落后了。我记得那时我学到帕德辽夫斯基的《小步舞曲》，弹得很来劲。妈妈还跟我说过：“帕德辽夫斯基不但是本世纪有数的几位大钢琴家之一，还是个革命者，他把在全世界巡演赚的钱，都捐献给波兰的独立运动，所以波兰独立以后，大家选他作总统”等等。妈妈教音乐课，要到课堂二楼的“聚集楼”上，那里有个风琴。光惠小学是教会学校，自然会唱一些“圣诗”如《平安夜》之类；

但也唱了不少抗战歌曲和一些艺术歌曲，例如我们在课外活动时化妆演出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里面的插曲——吕骥作曲的《九一八小调》，就是在课堂中学的：“高梁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过了七十年，现在唱起来心里还淌着泪。但妈妈还是一有条件就搞她的“儿童节奏乐”，甚至排练了一些节目拿到礼拜堂去表演。

双喜山有一座用红砖盖成的，可容千人的礼拜堂，这是当时南中国相当有特色的礼拜堂之一，里面还有钢琴。正门是钟楼，内有粤北最大的大钟，响声直达县城。由于我们家是“基督教家庭”，所以每个星期天我都跟着大人去“聚集”（就是作礼拜）。按习惯，基督教做礼拜时都穿插很多音乐节目，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美国人孟保罗吹小号。他除了提倡体育运动之外，还带来一套声部齐全的铜管乐器，亲自指导大家学习和练习。做礼拜时他吹什么曲子我已经忘了，可是他那憋红了的脸，和吹完了之后号咀压在嘴唇上的印子，现在还记得。

本来，礼拜堂是基督教集会的地方，但全县城没有一个能容得下这么多人的场所，所以，它不但成了双喜山，也成了整个连县的音乐活动的中心。大合唱《中国不会亡》以及《歌八百壮士》，何安东的粤语歌曲《保卫中华》，韩德尔的《哈利路亚》，约翰·斯特劳斯的《蓝色的多瑙河》等等，都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不可磨灭的印象。

8月15号晚上，礼拜堂内正在开音乐会，当一个合唱团正在唱《蓝色的多瑙河》之际，突然钟楼上钟声大作，李贞明牧师上台宣布：“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听众沸腾起来，台上台下都无心再开音乐会了，我跟着父母和熟人，纷纷走上连州的市区街上，举着火炬游行。我也分到一把用汽油浇到竹子扎成的火把，举着它走了几条街，真是个难忘的夜晚！

2019年11月25-26日，在广州同行顾应龙·夫妇的帮助下，我回到73年来在梦中想念的连县一次，并开了音乐会。在当地文联主席邱劲松的带领下参观了双喜山，遗憾的是，除了酸枣树和一截围墙、半间砖屋之外，一切记忆中的建筑物和操场都已经不复存在！

回香港

1946年7月放暑假之后，全家人包括麦姐一起坐了4日3晚的木船，沿着小北江返回广州。8月回到久别的香港。这时我爸爸被华南著名教育家、培英中学校长付世仕聘为香港分校的校主任，妈妈除了在岭南中学教音乐之外，也在培英中学兼教音乐课。我记得这年她常请些音乐家来学校表演，如小提琴家马思聪、女高音歌唱家喻宜萱（当时叫做“管夫人”），男高音歌唱家罗荣钜等。有些记性好的同学现在还记得当年马思聪拉自己创作的《思乡曲》，我也记得罗荣钜曾唱《女人善变》（威尔第歌剧《弄臣》插曲）等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