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马拉雅的烟火，与大地艺术的边界
更新时间：2025-09-23 23:28 浏览量：1
转自：一筑一事
9月19日，始祖鸟中国与艺术家蔡国强在西藏江孜热龙燃放了名为《升龙》的艺术项目，三幕烟花，沿线点燃。这是始祖鸟“向上致美”系列活动的第三季，活动地点位于西藏喜马拉雅山脉江孜热龙地区，海拔约5500米。
喜马拉雅烟火争议
时间：2025年9月19日
喜马拉雅消逝的烟火，
与消逝的耐心
喜马拉雅的火光熄灭后，留下了一场迅速扩散的诘问、质疑甚至愤怒。
——为什么要在喜马拉雅？
——所谓“生物可降解”的烟花粉末，在低温低氧的极端环境里，被实验反复验证过吗、真能实现无害吗？
——一个以“可持续性与环保责任”为核心价值的户外品牌，为何要在地球生态屏障的敏感地带燃放烟花？
烟花燃放现场 / 图源网络
这场事件迅速引爆舆论。环保人士、户外爱好者、普通消费者都在发声。始祖鸟方面强调合规与环保，称彩色粉符合奥委会与欧美日燃放标准，并在牧民牲畜迁移、燃放后清理、翻土复绿等环节都做了保护措施。但公众显然并不买账。因为问题已超越了单一的材料是否降解、噪音是否达标。这次的争议，击中了公众心中那根最敏感的弦。
这根弦之所以被剧烈晃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事件的主角是始祖鸟。在众多户外爱好者和中产消费者心中，始祖鸟早已超越了一件功能性服装的范畴。它代表着对自然的专业探索、对装备的极致追求，以及一种心照不宣的、对山野的敬畏。人们购买的是一种价值观的认同和身份的归属。因此，当这个本应敬畏自然的品牌，选择用一种极具侵入感的方式在生态圣地进行“展演”时，这种行为在其核心用户看来，无异于一场背叛。
我们之所以感到愤怒，或者心有波澜，总归是因感觉到这些事情和我们息息相关。
这个时代，耐心正在因为缺乏感知力和共情力而迅速流失——不仅品牌和艺术家在面对自然与大地时失去了善意，公众本身也在丧失对品牌与创作者的耐心。近来，网络暴力、品牌公关危机频发，折射的都是一种基本常识的缺失：对自然、社会、人的基本道德判断是什么。这从来不是冷冰冰的算术题，而是一种应当自然而然存在的德性。
品牌联名艺术家创作，本身其实无可厚非，的确是让艺术走向公共、参与社会价值建构的一种方式。但这个行为同样需要耐心和善意：
耐心在于对环境、文化和社会脉络的细致理解，而不是急于制造话题的浮躁；善意在于尊重自然与公众的感受，而不是将自然当作布景、将公众当作流量。
在这种支撑和理解下，艺术与品牌的联手才可能真正超越一时的营销效果，转化为一种能够被社会长期记住的公共价值。
一个对比鲜明的案例，或许更能说明这条边界。2015年，为纪念人类首登马特洪峰150周年，瑞士户外品牌猛犸象（Mammut）也曾策划过一场令人震撼的视觉活动。他们组织登山向导们在黎明前，沿着1865年首登者爱德华·温珀（Edward Whymper）团队走过的Hörnligrat山脊路线攀登，并用头灯点亮了整条山脊线，形成一条静默而壮丽的红色光链。
头灯在黑暗中点亮整条山脊线。这条静默的光链，重现了当年的攀登路径，以此致敬人类登山史上伟大的成就与悲剧。/ 图源网络
这次不同，
仅仅因为是喜马拉雅吗？
蔡国强的火药艺术，从未缺少争议。2014年上海的《Elegy》爆破表演，巨大的烟雾与声响让周边居民误以为发生事故，甚至有人报警；2024年洛杉矶纪念体育场的“WE ARE”中，烟火碎片坠落观众席，邻近居民也因轰鸣与烟尘惊慌，以为突发事故。
然而，相比这些曾经的风波，人们对这次“喜马拉雅放烟花”的反应更为浩大、剧烈。火药本是蔡国强最具代表性的艺术语言，人们可能一定程度上能习惯、欣赏这种艺术媒介在城市中制造奇观，但当这种语言直接作用在喜马拉雅，公众的反应已不再是对艺术“效果”的犹疑，而是对“自然”本身的捍卫。也正因此，这场烟火成为近年关于艺术边界最为激烈的公共争论之一。
而原因，首先当然在于，喜马拉雅。
喜马拉雅造山带地质单元分布简图 / 图源第二次青藏科考队
喜马拉雅山脉，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及周围大山/图源网络
喜马拉雅，作为地球的“第三极”，是自然的胜地、无数冰川的发源地，直接影响亚洲数十亿人的水源与气候；它也极度脆弱，高原环境让植被恢复需要几十年，土壤一旦受损则极难修复。当烟花在这里燃放时，这个行为的意义不可能再是单纯的艺术作品，而是对地球边界与净土的挑战。公众的质疑，核心源于：喜马拉雅不应成为用来消耗、展演甚至营销的舞台。
本次烟花的燃放地点位于西藏喜马拉雅山脉的江孜热龙乡，具体位置在江孜县东部，318国道过境。海拔约5500米，该地区是低氧低温、生态脆弱的高原区域 / 图源网络
不过，这次的不同，也不仅仅因为是喜马拉雅。更进一步，是因为喜马拉雅触碰了人内心深处对大自然的敬畏。某种程度上，人类因察觉到自然强大的力量，从而感受到了自身渺小，所以保持敬畏。因此，当目睹有人试图通过某种视觉的冲击，破坏了这个我们所敬畏的自然以后，会严重增加内心的不安全感。
因此，当火药在喜马拉雅点燃，人们条件反射地意识到：有些地方，不能轻易触碰。公众的愤怒背后，也是对一根“隐秘而脆弱红线”的守护。这根线，平时看似不起眼，藏在人们心底。可一旦被触碰，就会激起强烈的本能反应。这根线，叫做良知。
良知提醒我们：
大自然并非为商业目的随意使用的布景，艺术的自由不能凌驾于生态的不可逆损伤之上，而再绚烂的艺术，都不能为可能的生态破坏开脱。
大地需要艺术吗？
喜马拉雅的烟火容易让人联想到一种艺术形式：大地艺术。
大地艺术（Land Art）的诞生，源于20世纪60年代对工业化和商业化艺术体系的反叛。部分艺术家将远离美术馆、艺术馆、博物馆等都市文明的自然环境（如海边、荒野、沙漠等）作为艺术创作的场地，进行了许多激进的艺术实践。
美国艺术家罗伯特·史密森于1970年创作的《螺旋防波堤》是大地艺术史早期著名作品之一。他将6650吨岩石、盐水晶、玄武岩、泥浆和泥土堆在犹他州罗泽尔角附近的大盐湖中，形成一个巨型螺旋/ 摄影：George Steinmetz
一些大地艺术能够极致地唤起人——尤其是城市人对自然的感受，如1970年-1972年的《峡谷垂帘》，克里斯托夫妇将重达3.6吨的橘黄色尼龙布垂挂在美国科罗拉多来福峡谷相距1200英尺的两个山体斜坡夹峙的U形峡谷间，巨大的橘黄色帘幕横拉在山野峡谷之间，颇具壮丽之美。
峡谷垂帘 / 图源网络
不过，问题也在其中自然浮现：大地本自具足，真的需要“艺术”吗？在大地艺术的历史上，不乏因介入自然而引发生态忧虑的案例。如迈克尔·海泽的《双负雕塑》，为开凿两条巨大的沟槽，他移去了数十万吨岩石；克里斯托和珍妮·克劳德的环岛包裹式装置，亦曾因遮光、使用合成布料等问题，被环保人士批评可能扰动生态。即使像安迪·高兹沃斯这样以自然素材著称的艺术家，也会被探问其作品是否真能“零伤害”。
迈克尔·海泽Michael Heizer 的作品 《双负雕塑》（Double Negative） / 图源网络
“被包围的岛屿”，1980-1983年 ，作者为克里斯托和珍妮·克劳德，他们从迈阿密市租用了比斯坎湾的11个岛屿，用鲜艳的粉红色聚丙烯织物围绕岛屿周边。他们反驳了关于作品环境问题的批评，坚称他们将每个场地都恢复了原貌、并清理了近40吨垃圾 / 图源网络
艺术是否应该介入大地，仍值得追问。正如一些批评者所说，大地并不缺少美，它缺少的只是人类的敬畏。不过，也需要看到，在合适的边界内，大地艺术的存在也有其自身价值，能够为人类提供对自然的认知、感受，并在保护和顺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振兴地方、带动当地发展的。
例如，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它的初心是应对当地因老龄化带来的人口流失问题。越后妻有拥有1500多年的人类生存历史，自古盛产稻米。近代以来，随着城市化对乡村的冲击，年轻人不断迁出、老龄化严重。在上世纪90年代，新潟县县政府为了振兴地方，启动了一个艺术构想的十年计划，对此，策展人北川富朗提出了这个在如今被称为“大地艺术节”的艺术振兴乡村方法。
自2000年，邀请艺术家在乡村田野和空置民居中创作，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人口回流，推动乡村再生。其中许多作品选择与自然共处，运用稻田、梯田、旧民居等，作品常与收割季节、庄稼生长节律相连，呈现出艺术与生态的共生而非一次性占用。
越后妻有地区的梯田地貌和村落风貌 / 图源网络
大西治与大西雅子为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创作的作品《起身大合唱》。这个名叫Geronpa的蛙形装置是一个堆肥箱，利用微生物的活动将杂草转化为肥料 / 图源网络
面对自然，人类无法完全“零介入”。徒步、露营、摄影、艺术创作，本质上都是介入。关键在于——我们能否以更低的代价实现与自然的相处？
近年来，“无痕山林”（Leave No Trace, LNT）的理念逐渐在全球推广，其核心理念为"尊重"与"最小冲击"，涵盖七大行为准则：充分规划准备、选择可承受地点、妥善处理垃圾、保留自然原貌、减少用火影响、保护野生动物及尊重他人权益。
同样的理念，也应该延伸到艺术实践中。艺术家是否能在创作时就纳入“无痕”的思考？比如使用天然可降解材料，让作品随着时间消散；或通过数字媒介、虚拟现实，将艺术对自然的感受转译出来，而不必真正改造自然。
一些艺术家已在探索这一方向。比如冰岛艺术家奥拉维尔·埃利亚松的《天气计划》，在泰特美术馆制造出一个“室内太阳”，让人们在城市中体会自然的光与雾。这样的作品没有直接触碰自然，却唤起了对自然更深的体会。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对自然的介入，应该更多转向受众的心理、认知、感受层面，而非单纯物理或形式层面的改造。
奥拉维尔·埃利亚松的《天气计划》，在泰特美术馆制造出一个“室内太阳” / 图源网络
艺术如何面对自然？自然是否需要艺术？边界该如何划定？或许，真正的答案在于我们能否学会“退后一步”。大地并不缺少人类的造物，它缺少的，可能只是当人类停下脚步。一筑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