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民：《印外求印：篆刻艺术风格的多元建构与境界升华》

更新时间：2025-12-08 10:04  浏览量：2

篆刻艺术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要一脉，其风格演进始终与篆法取径、技法运用及审美追求深度绑定。从“印从书出”到“印外求印”的范式转型，不仅拓宽了篆刻艺术的创作边界，更重构了风格辨识与成就评判的核心维度。“印从书出”一脉，以邓石如、吴让之、吴昌硕等大师为代表，将个人篆书风格作为篆刻创作的核心根基——邓石如以秦篆筑基，融隶意于篆法，其篆刻“以书入印”尽显圆劲流美，而其篆书《白氏草堂记》更是篆书史上的经典之作；吴昌硕深耕石鼓文，将金石气注入刀笔，形成雄浑苍古的印风，其篆书作品同样以磅礴气势震撼后世——通过印化转化、刀法锤炼与形式设计，构建了鲜明的艺术标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脉篆刻家的篆书书法成就往往尤为突出，其篆书造诣不仅是篆刻创作的基础，更在书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形成“书印相长”的典范，这也是“印从书出”理念最鲜明的优势所在。然而，这种以单一篆书体系为依托的创作路径，终究难以突破取法范围的局限，使得篆刻形式呈现出一定的单一性，难以满足艺术多元化发展的时代需求。

“印外求印”理念的兴起，为篆刻艺术注入了全新活力。清代赵之谦率先突破藩篱，将甲骨文、金文、钱币文、砖刻等多元古文字纳入取法范畴，其《二金蝶堂印谱》中既有商周彝器的厚重，又有秦砖汉瓦的率真，篆法的广博使其印风独树一帜，但相较于邓石如、吴昌硕，其篆书单独成篇的艺术影响力稍逊一筹；近代黄牧甫则从两周金文、秦汉诏版中汲取养分，兼收镜铭、泉文之趣，形成“平正中见奇崛”的章法特色，其篆书虽精准古雅，却也未形成如吴昌硕般独步天下的书法风格。客观而言，“印外求印”一脉的篆刻家，因更多精力投入古文字的多元取法与篆刻形式的创新，其篆书书法的独立成就往往不及“印从书出”一脉的大师们集中与突出。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更多古文字载体被纳入创作视野，篆字取法的多样性直接催生了篆刻风格的丰富化。但这并不意味着篆刻家的个人风格会因此消解，恰恰相反，“印外求印”更考验创作者的艺术整合与个性表达能力，其风格辨识度的构建主要依托三个核心维度。

其一，是对篆书规律的深度解构与重构。此类篆刻家不再拘泥于单一篆书体系的模仿，而是博采众长，兼收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古文字的古拙之韵与朴厚之气。如赵之谦遍临诸体，于甲骨的简古、金文的雄浑、陶文的率真中提炼共性规律，形成兼具包容性与独特性的篆书风格；黄牧甫则在对商周金文的深入研究中，总结出“稳、准、狠”的篆法原则，其篆字既恪守古法又不失个性，成为其篆刻创作的灵魂内核。这种超越具体篆体范式的高级表达，正是“印外求印”的核心要义。

其二，是刀法语言的个性化表达。刀法作为篆刻艺术的“笔墨”，冲刀的爽利、切刀的苍劲，以及其他衍生技法的灵活运用，构成了篆刻家的技法标识。赵之谦以冲刀为主，兼用切刀，刀法灵动多变，既能表现金文的厚重，又能传达砖刻的稚拙；黄牧甫则精于冲刀，线条挺劲干净，无丝毫拖泥带水，形成“光洁中见古雅”的刀法特色。而更为关键的是，每位创作者对刀法力度的掌控、韵味的追求各不相同，或刚健雄浑，或秀逸灵动，这种独特的刀法趣味成为区分风格的重要标尺。

其三，是章法设计的审美自觉。章法无定法，却有其内在规律，它体现了篆刻家对空间布局、疏密关系、虚实对比的整体把握。赵之谦的印作常以“疏密对比”为核心，如“悲庵”一印，“悲”字繁密，“庵”字疏朗，虚实相生间尽显巧思；黄牧甫则追求“平正中求变化”，其章法对称均衡，却通过字距、行距的细微调整，营造出静中有动的艺术效果。章法的个性化处理，是篆刻家艺术认知高度与审美情趣的直接呈现，同样的篆字素材，在不同章法设计下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艺术效果，这正是创作者个性与智慧的集中彰显。

相较于“印从书出”的单一化路径，“印外求印”所倡导的多元取径与综合建构，让篆刻艺术呈现出更丰富、更多元、更具趣味的审美形态。而当代篆刻创作的突破口，正在于实现“印外求印”的多元视野与“印从书出”的篆书根基的完美融合。当代篆刻家有幸身处考古成果丰硕、艺术视野开阔的时代，既拥有海量的创作素材，又享有充分的艺术自由，若能在秉持“印外求印”理念、广泛汲取古文字养分的同时，深耕篆书书法创作，将自身的篆书成就提升至历史高度，便能兼具两派之长——既拥有多元取径的艺术活力，又具备扎实深厚的书法根基。如此一来，无论秉持何种创作理念，都有望在篆书领域达到与历史大家比肩的层次，进而推动篆刻艺术在传承与创新中实现更高维度的突破。可以说，“印外求印”与篆书深耕的双向赋能，不仅是篆刻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其走向更高艺术境界的核心路径，为当代篆刻家提供了广阔的探索空间与无限的创作前景。

2025年12月

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