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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风采】刘俊坡:海昏侯墓出土简牍墨迹的艺术价值再思考

更新时间:2025-12-11 07:54  浏览量:1

摘要: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了近万枚简牍,其上的简牍墨迹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窥探西汉中期书法艺术真实风貌的鲜活窗口。本文旨在以海昏侯墓出土简牍墨迹为核心,将其置于书法发展的宏观脉络中,深入剖析其笔法、结体与章法特征,阐释其如何体现了汉代书风“承前启后、隶变深化、多元共生”的特殊风貌,并进一步探讨书法史并还原书写场是以及揭示汉代文化审美等方面的重大意义。

文物保护人员正在对南昌西汉海昏 侯墓出土的竹简进行清理修复工作。

关键词:海昏侯墓;简牍墨迹;汉代书风;隶变;艺术价值。

一、 引言:珍贵的书法宝库

汉代是书法史上至关重要的变革时期。前人论及汉代代表书法多聚焦于东汉成熟的碑刻隶书,如《礼器碑》《曹全碑》的典雅庄重,《张迁碑》《石门颂》的雄浑朴拙。然而,碑刻经过书丹、镌刻、拓印等多重工序,已非墨迹原貌,且多为官方典重之作,难以全面反映日常书写的生动情态。直至上世纪初,大量汉代简牍帛书的出土,才逐渐扭转了这一认知偏向。从西北的居延汉简、敦煌汉简,到南方的马王堆帛书、走马楼简牍,这些墨迹构成了鲜活的汉代书法。

由此,本文以海昏侯汉简墨迹为例,分析海昏侯墓简牍墨迹的发现所具有的里程碑式的意义。其墓主刘贺身份极其特殊,由昌邑王而帝,再废为海昏侯,一生跌宕起伏。墓葬年代明确(公元前59年),属于西汉中期。墓中出土的简牍内容包罗万象,涵盖《诗经》《礼记》《论语》等儒家经典,以及方技、养生、文书、奏牍等,其书写者很可能为侯国宫廷的文吏、抄手乃至刘贺近臣。这批墨迹以其原始的状态,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西汉中期日常书写状况,其不仅是文献的载体,还是无比珍贵的艺术遗产,生动地体现了汉代书风的特殊风貌。

海昏侯墓出土简牍墨迹

二、 简牍墨迹的书法特征

海昏侯墓简牍墨迹的书体面貌丰富,总体上处于古隶向成熟八分隶书过渡的深化阶段,并夹杂着篆书遗意与草书(章草)的萌芽,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充满生命力的演变状态。

(一)笔法:初成波磔并篆意犹存

海昏侯简牍的笔法特征鲜明地体现了“隶变”进程中的承续性。

1. “波磔”笔画的自觉与强化。

与秦简及西汉初年简牍相比,海昏侯简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蚕头雁尾”式波磔的普遍出现。在横画起笔时往往逆锋切入,形成“蚕头”之状;行笔至末端,重按后向右上方挑出,形成“雁尾”。这种笔法在结构主笔(如长横、捺画)上运用得尤为显著,极大地增强了文字的飞扬之势和节奏感。这表明,至西汉中期,毛笔的提按顿挫技法已被书写者熟练掌握并有意追求,汉字书写的美学自觉性显著提高。然而,其波磔相较于东汉碑刻的标准化与程式化,显得更为自然、随意,形态多变,有书写的即时性与抒情性。

2. 篆籀笔意尤在。

海昏侯简牍墨迹中可清晰地看到篆书笔意。部分字形保留了篆书的圆转结构,尤其在“宀”、“口”等部首的转折处,常以弧转笔法代替方折,线条圆劲厚重,富有古意。这种篆隶杂糅的现象,正是书体演变“过渡期”的典型特征。它说明在当时书写者的笔下,新的审美范式(隶)尚未完全取代旧的书写习惯(篆),二者和谐共存于一体。

3. 笔势的连贯与草意。

在部分文书或快速记录的简牍中,可以观察到笔势的连贯性增强,点画之间出现了明显的牵丝引带,部分偏旁部首被简化、连写,已初具章草的韵味。这种“草化”倾向是为了适应快速书写的实用需求,但它反过来也促进了笔法的解放,为后世草书、行书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二)结体:由纵势向横势的巩固

1. 横势的普遍确立。

篆书体系以纵向取势为主,而隶变的核心之一即是打破纵势,确立横向开张的体势。海昏侯简牍墨迹的结体已基本完成了这一转变。字形普遍呈扁方或正方,通过强调横向的主笔波磔,以及将篆书中纵向延伸的笔画进行压缩、平铺,成功地塑造出稳重而开阔的视觉形象。这种结体方式不仅提高了书写速度,更在视觉上创造出一种沉稳、博大的气象,与汉代整体的审美精神相契合。

2. 结构灵活多变。

与后世高度规范化的隶书相比,海昏侯简牍的结体显得灵活多变,不拘一格。同一字在不同简牍中,其部首安排、疏密对比、重心高低往往存在差异。这种“不确定性”并非技艺不精,而是书写者在掌握基本法则后,根据整体章法和书写节奏进行的即兴调整,充满了艺术的偶然性与生命力。它展现了汉代书法在“法度”建立之初所特有的蓬勃生机与创造活力。

(三)章法:错落有致成天趣之美

简牍的形制决定了其独特的章法布局。海昏侯简牍墨迹大多书写于窄长的竹木条上,其章法最显著的特征是纵成行而横无列。字与字之间间距疏朗,但每一字都稳稳地居于简宽的中央,形成清晰的纵向序列,保证了阅读的流畅性。而在横向上,则不求对齐,字的大小、长短、扁方随形就势,自然变化。尤其当遇到波磔突出的笔画时,会自然地侵占邻字的虚拟空间,形成一种错落参差、揖让有致的韵律感。加之墨色的浓淡枯湿变化,使得整篇简牍如同一曲节奏明快的乐章,充满了书写时的“笔顺感”和“时间性”,这是一种在后世刻意求工的法帖中难以寻觅的、源于实用书写的天趣之美。

海昏侯墓出土简牍墨迹 奏牍

三、 特殊风貌的体现与地位

海昏侯墓简牍墨迹所体现的正是汉代书风在特定历史节点上最为“特殊”和“真实”的风貌。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承前启后的“活化石”。

海昏侯墓所处的西汉中期,正值隶变的关键时期。其简牍墨迹上承战国古文、秦隶之遗绪,下启东汉八分隶书之先河。它既保留了篆书的古意,又发展了隶书的波磔,还孕育了草书的萌芽。这种多种书体元素共存于一纸的现象,使其成为研究汉字书写演变过程中不可多得的“活化石”。它清晰地展示了隶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长期的日常书写中,经由无数无名书手的实践,逐步提炼、规范而成的。

(二)官方与民间的“交汇点”

海昏侯刘贺的身份,决定了这批简牍并非普通的民间书写。其中儒家经典的抄写,很可能出自受过良好教育、书写水平较高的宫廷文吏之手,其笔法精到、结构严谨,代表了当时上层社会的“雅正”书风。而同时出土的文书、账册等,则更贴近日常政务的“俗写”体。这两种风格共存于同一墓葬,为我们比较研究西汉中期官方标准书写与日常实用书写之间的互动与差异提供了绝佳样本。它表明,汉代书风的演进,是“雅”与“俗”双向驱动、相互影响的结果。

(三)地域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以往出土的汉代简牍多集中于西北边塞与两湖地区,海昏侯墓地处江西,丰富了汉代书风的地域性研究资料。将其与同时期的河北定州汉简、西北汉简等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其主体风格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说明了在西汉中期,以隶书为核心的书写体系及其审美趣味,已经随着文化的统一与交流,覆盖区域极广。

四、 简牍墨迹的多重价值

海昏侯墓简牍墨迹的价值,远不止于书法艺术本身。

(一)改变人们的认知

传统书法史叙事多依赖于后世摹本和刻帖,真伪杂糅,信息失真。海昏侯墓简牍作为“第一手材料”,以其无可辩驳的真实性,为汉代书法,特别是西汉书法史的重建提供了最坚实的物证。它让我们看到,在东汉碑刻林立之前,西汉人的毛笔在日常状态下究竟是如何运动的,从而修正了以往基于刻石而产生的片面认知。

(二)还原历史的“书写现场”。

这些墨迹是“书写”这一行为最直接的产物。从笔迹的轻重缓急、涂改痕迹中,可以窥见书写者的心境、状态乃至社会身份。抄经者的恭敬严谨,文书吏的仓促急就,都凝固在字里行间。这对理解汉代的知识传播、教育制度、行政管理以及贵族的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了一个极其生动的视角。

(三)揭示贵族审美趣味的“物化体现”。

作为列侯墓葬的随葬品,这些简牍的材质、形制、书写风格,本身就是刘贺及其家族文化品位与财富地位的体现。其书风的典雅与规范,反映了汉代贵族阶层对儒家经典的尊崇与对文雅的追求,是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政策在物质文化层面的具体呈现。

五、 结论

海昏侯墓出土简牍墨迹,以其原生性、丰富性与典型性,为我们勾勒出西汉中期书法艺术鲜活而真实的画卷。它既不是篆书衰微的余响,也非隶书成熟的终曲,而是隶变过程中一个充满创造力的中间状态。其所体现的波磔初兴而篆意犹存的笔法,横势确立而灵活多变的结体,以及错落天成的章法,共同构成了汉代书风“博大、雄浑、朴拙而又充满动感”的特殊风貌。通过对一这些墨迹的研究,启发人们应超越认知局限,重返汉代的“书写场景,感受当时的真相与艺术的精髓。

参考文献:

(1)华人德.《中国书法史·两汉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2)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3)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J].考古,2016(7).

(4)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 1988.

(5)钱存训. 《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6)刘俊坡.《中国简牍美学探微》民族出版社,2020.

(7)刘俊坡.《中国简牍书法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

(8)何仲东孙敦秀刘俊坡紫溪.《中国简牍书法实用指南》.民族出版社.2022.

(9)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朱凤瀚联合编著.《海昏简牍初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作者简介:

刘俊坡,著名学者、书法家、诗人、词作家。现为北京简牍书法艺术院常务副院长,《简牍艺苑》副主编,北京大学国家软实力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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