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赋：承前启后的文学丰碑与时代精神的艺术载体
更新时间：2025-12-18 23:39 浏览量：1
清人王芑孙在《读赋卮言》中振聋发聩地断言：“诗莫盛于唐，赋亦莫盛于唐。总魏、晋、宋、齐、梁、周、陈、隋八朝之众轨，启宋、元、明三代之支流，踵武姬汉，蔚然翔跃，百体争开，曷其盈矣。”这一评价精准概括了唐赋在我国辞赋发展史上的核心地位。作为衔接汉魏六朝赋与宋元明赋的关键枢纽，唐赋不仅在现存数量上以一千余篇远超前代任何一朝，更在思想内涵与艺术成就上实现了突破性发展。然而，相较于唐诗的千古流芳、唐文的雄健恣肆、唐传奇的脍炙人口，唐赋长期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其部分成就或被归入散文范畴，或因赋体自身的综合性特质而未获单独关注。但历史的真相终究无法被掩盖，唐赋以其功能的深刻转型、文体的多元革新、发展的清晰脉络，构建了中国赋史的巅峰形态，成为盛唐气象与中晚唐社会风貌的重要艺术载体，其价值值得深入发掘与系统阐释。
一、唐赋的历史地位与时代语境
（一）文学传承中的坐标意义
辞赋自战国末期诞生以来，历经两汉大赋的铺张扬厉、魏晋小赋的清丽抒情、齐梁骈赋的靡丽雕琢，至隋代已呈现出整合前代体例的趋势。唐赋的崛起，并非孤立的文学现象，而是建立在对八朝赋体传统的全面继承之上。汉赋的铺叙传统、骚赋的抒情特质、骈赋的对仗技巧，均在唐赋中得到创造性转化。正如王芑孙所言，唐赋“踵武姬汉”，既延续了汉代大赋关注国家典制、描绘山河气象的宏大格局，又突破了汉赋“劝百讽一”的局限；既吸纳了魏晋赋作的抒情性与个性化，又摒弃了齐梁赋作的纤弱浮华，最终形成“百体争开”的繁荣局面，为宋、元、明三代赋体发展开辟了多元路径。
从文学演进的宏观视角来看，唐赋与唐诗、唐文共同构成了唐代文学的三大支柱。三者相互影响、彼此滋养：唐诗的意境营造与语言锤炼为唐赋注入了灵动之气，如李白《明堂赋》中“穹崇明堂，倚天开兮”的雄奇想象，与《蜀道难》的浪漫精神一脉相承；古文运动的“文以明道”思想与散文化笔法，直接催生了唐赋中的新体文赋，使赋体摆脱了骈俪句式的桎梏；而唐赋的铺叙技巧与议论深度，也为唐文的叙事与说理提供了借鉴，韩愈《进学解》《送穷文》便是赋体与散文融合的典范。这种文学体裁间的互动，彰显了唐赋在唐代文学体系中的重要价值。
（二）时代语境的催生与塑造
唐赋的繁荣与唐代的社会文化语境密切相关，诸多时代因素共同促成了其独特的发展面貌。
首先，政治格局的演变为唐赋提供了思想内核。初唐的统一与强盛，激发了文人的家国情怀与政治抱负，赋作多聚焦于歌颂盛世、建言献策，如魏征《道观内柏树赋》借柏树“翠叶与香风并茂，贞心与素气俱宣”的特质，寄托辅佐君王、坚贞不屈的政治理想；“安史之乱”后，社会动荡引发文人对现实的深刻反思，讽刺赋与伤时赋成为主流，柳宗元《骂尸虫文》、元结《闵荒赋》等作品，以尖锐的批判精神揭露社会黑暗，体现了文人的社会责任意识。
其次，科举制度的推行直接推动了律赋的成熟。唐代科举考试中，赋成为重要科目之一，尤其是高宗调露二年（680年）后，律赋逐渐成为应试主流。科举对赋作的字数、韵脚、对仗等有严格规定，促使文人在形式技巧上精益求精，形成了“限韵切题、对仗工整、辞藻典雅”的律赋体制。但同时，部分文人也突破了应试的功利性，将律赋从“颂祥瑞、歌功德”的局限中解放出来，赋予其抒情、讽喻的功能，如王棨《白雪楼赋》写私家楼阁，徐寅《寒赋》描民生疾苦，宋言《渔父辞剑赋》颂豪侠之风，使律赋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
再次，古文运动的影响重塑了赋体的文体形态。自陈子昂倡导“兴寄”“风骨”，反对齐梁靡丽文风，至韩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主张“文以载道”“务去陈言”，散文的句法、气势与平易语言逐渐融入赋体，催生了新体文赋。这种赋体摒弃了汉赋堆砌名物、生造僻字的弊端，也突破了骈赋的形式束缚，以“文气贯通、议论自由”为特色，如李华《吊古战场文》“感激顿挫，虽是辞赋，而健笔有纵横之意”，成为新体文赋的早期典范。
最后，都市经济的繁荣与俗文学的兴起催生了俗赋的诞生。唐代城市规模扩大，市民阶层崛起，对通俗文化娱乐的需求日益增长。下层文人适应这一需求，在王褒《僮约》、曹植《鹞雀赋》等古代俗赋的基础上，吸收变文、说唱等俗文学元素，创造出语言通俗、情节曲折、贴近生活的俗赋。敦煌石室发现的《晏子赋》《韩朋赋》《燕子赋》等作品，以口语化表达、生动的叙事与鲜明的平民意识，填补了传统文人赋在通俗文学领域的空白，成为后世说唱文学的重要源头。
二、唐赋的核心成就：功能转化与文体革新
唐赋的突破性成就，集中体现在社会功能的深刻转型与文体形式的多元革新两个方面。这两大变革相互关联、互为表里，共同推动唐赋走向成熟与繁荣。
（一）社会功能的转化：从颂美形容到社会批判
赋体自诞生之初，便兼具“颂美”与“讽喻”双重功能。两汉大赋以“润色鸿业”为主要目的，虽有讽喻之意，却往往“劝百讽一”，难以形成真正的批判力量；魏晋小赋虽强化了抒情性，但题材多局限于山水、器物、个人情志，社会干预性较弱。唐赋的重要突破，在于将赋体的社会功能从“颂美形容”为主转向“社会讽刺”为主，使赋成为文人针砭时弊、批判现实的重要工具。
讽刺抒情小赋虽在东汉末年已出现，如赵壹《刺世疾邪赋》，但唐代的讽刺小赋在数量与质量上均远超前代。据统计，柳宗元现存近三十篇赋中，讽刺小赋达十二篇之多，成为唐代讽刺赋的集大成者。其《骂尸虫文》以道教传说中“伺察人过、进谗祸人”的尸虫为喻，影射宦官与奸佞小人：“以曲为形，以邪为质；以仁为凶，以僭为吉；以淫谀谄诬为族类，以中正和平为罪疾；以通行直遂为颠蹶，以逆施反斗为安佚。”文中对“谮下谩上、妒能幸失”的丑恶行径予以猛烈抨击，而对“帝”则以“帝之聪明，宜好正直”的正面希冀委婉表达微词，讽刺艺术极为高超。《乞巧文》则模仿妇女乞巧的民俗形式，正言反说，极写自身“拙于逢迎”与社会“巧于趋附”的对立：“王侯之门，狂吠狴犴。臣到百步，喉喘颠汗。睢盱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纵诞，毛群掉尾，百怒一散。”以冷峻的笔调揭露了官场的污浊与世俗的虚伪，表现了坚守节操、不同流合污的意志，堪称“嘻笑之怒，甚乎裂眦”的千古绝唱。
除柳宗元外，唐代诸多文人也创作了大量讽刺赋作。晚唐李商隐的《虱赋》《蝎赋》，以四言八句的短小篇幅，讽刺“回臭而多，跖香而绝”的奸邪之徒，言简意深，被王应麟赞为“魑魅之夏鼎”；陆龟蒙《后虱赋》借虱“弃瘠涵肥”的习性，讽刺趋炎附势的小人；罗隐《秋虫赋》《逐痁鬼文》仿柳宗元《乞巧文》的构思，抨击社会黑暗，痛快淋漓。这些作品将赋体的社会批判功能推向极致，使赋不再是单纯的文学审美载体，更成为反映社会现实、表达民生诉求的思想武器，拓展了赋体的社会价值。
（二）文体形式的革新：多元一体的赋体格局
唐代赋体的革新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在继承骚体赋、四言诗体赋、骈赋传统的基础上，先后诞生了新体文赋、俗赋、律赋三种重要的新赋体，形成了“百体争开”的多元格局，极大丰富了赋体的表现形式。
1. 新体文赋：古文运动与赋体的融合
新体文赋是唐代赋体革新的核心成果，其形成与古文运动的发展密切相关。作为古文运动的先驱，李华的《吊古战场文》《言医》已具备新体文赋的雏形。《吊古战场文》有感于统治者穷兵黩武的开边战争，一改传统吊文以抒情为主的写法，由铺叙描写引出深刻议论。文中“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等句，以散文句法抒发对战争苦难的悲悯，气势充沛，情感真挚。《唐语林》称其“感激顿挫，虽是辞赋，而健笔有纵横之意”，这种写法直接影响了宋代欧阳修、苏轼的文赋创作。
至韩柳时期，新体文赋正式成熟。韩愈的赋作多运以散文的气势与笔法，《别知赋》《吊田横墓文》等作品，打破骈俪句式的束缚，语言平易自然，议论自由奔放。其《进学解》仿东方朔《答客难》，《送穷文》仿扬雄《逐穷赋》，以韵文形式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兼具赋的铺叙与散文的灵动，成为“以散驭骈”的典范。柳宗元的赋体更为多样，既有骚赋、四言诗体赋，更有成熟的新体文赋。其《惩咎赋》《囚山赋》以散文笔法抒写贬谪后的悲愤与消沉，语言简洁挺拔，文气峻洁，与他的古文风格一脉相承。
晚唐杜牧的《阿房宫赋》将新体文赋推向艺术巅峰。该赋以“赋”的铺叙描写展现阿房宫的壮丽与秦皇的奢靡：“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回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铺叙夸张而不失真实，想象奇特而合乎情理。后文转入议论，揭示历史规律：“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议论深刻，警策有力，将赋的文学性与思想性完美结合，成为后世文赋的千古楷模。
2. 俗赋：通俗文学与赋体的结合
俗赋的崛起是唐代赋体革新的重要亮点，也是唐代文学世俗化趋势的集中体现。所谓俗赋，是指用接近口语的通俗语言写作，以叙事为主，适合民间说唱的赋体作品，其主要发现于敦煌石室，包括《晏子赋》《韩朋赋》《燕子赋》（二篇）、《茶酒论》《齖䶗新妇文》等。
与传统文人赋相比，俗赋具有鲜明的平民化特征。其一，语言通俗生动，大量运用口语、俗语，如《燕子赋》中“阿你莫漫辄藏”“急出共我平章”等句，直白自然，易于民众理解接受；其二，情节曲折完整，具有较强的故事性，如《韩朋赋》讲述韩朋与妻子贞夫的爱情悲剧，情节跌宕起伏，充满戏剧冲突；其三，描写贴近生活，善于捕捉民间生活的细节，如《燕子赋》中雀儿占据燕巢后，“约束男女，必莫开门。有人觅找，道向东村”的细节描写，充满生活气息；其四，思想倾向平民化，多歌颂正义、批判强权，表达民众的朴素愿望，如《晏子赋》赞扬晏子的智慧，讽刺楚王的傲慢，体现了平民对智者的尊崇与对强权的反抗。
俗赋的出现具有深远的文学影响。它不仅丰富了赋体的表现形式，更搭建了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的沟通桥梁。其叙事技巧、口语化表达对宋元话本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快嘴李翠莲记》便是由《齖䶗新妇文》演变而来；同时，俗赋作为“不歌而诵”的说唱文学形式，成为后世弹词、鼓书等说唱艺术的重要源头，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3. 律赋：科举制度与赋体的结合
律赋是唐代科举制度的产物，其形成与发展与科举考试的需求密切相关。律赋在齐梁小赋的基础上演变而来，强调形式的规范化，对字数、韵脚、对仗、平仄均有严格规定。一般而言，律赋多为八韵，即“八韵赋”，也有六韵、四韵等变体，要求“限韵切题”，对仗工整，辞藻典雅。
初唐时期，律赋尚未完全定型，仍保留较多骈赋特征；至开元、天宝年间，律赋逐渐成熟，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唐代律赋的创作群体庞大，既有应试的士人，也有著名的文人学者，如王勃、杨炯、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均有律赋作品传世。李白《明堂赋》、杜甫《三大礼赋》虽为应试之作，却兼具气势与文采，展现了盛唐文人的宏阔胸襟。
晚唐时期，律赋出现了重要变化。部分作家突破了科举功令的约束，将律赋从“颂祥瑞、歌功德、述典制”的局限中解放出来，赋予其抒情、讽喻、写景等多元功能。王棨的《白雪楼赋》是第一篇描写私家楼阁的律赋，文中“凭栏远眺，极目天涯”的描写，意境开阔，脱离了应试赋的功利性；徐寅的《寒赋》以“朔风凛凛，大雪纷纷”起笔，描写贫苦百姓的寒冬困境，“贫者无衣，寒者无褐”的句子，充满对民生疾苦的同情，成为律赋中反映现实的佳作；宋言的《渔父辞剑赋》歌颂渔父的高洁品格，“不取千金之剑，唯守一竿之纶”，体现了对下层豪侠游士的尊崇；此外，还有专写爱情的律赋，如张仲素《燕子楼赋》，以细腻的笔触抒写爱情的忠贞，拓展了律赋的题材范围。
尽管律赋因形式过于板滞，在宋代以后未能成为抒情赋体的主流，但它在唐代的发展，不仅推动了赋体形式技巧的成熟，更使赋体深入到士人阶层的文化生活中，扩大了赋体的传播范围，其历史价值不容忽视。
三、唐赋的发展脉络与阶段性特征
唐赋的发展轨迹与唐诗大体相近，但高潮略迟于唐诗，依据社会背景、文学风尚与赋体演变的特点，可分为四个鲜明的阶段，各阶段既相互衔接，又各具特色。
（一）第一阶段：初唐（618年—713年）——骈体为主，新风初启
从唐初至开元前，是唐赋的奠基阶段。这一时期，赋体仍以骈体为宗，四六句式逐渐定型，齐梁以来的骈俪文风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但部分优秀文人已开始反思齐梁赋作的靡丽之弊，力求注入清新刚健之气，为唐赋的革新埋下伏笔。
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家包括王绩、魏征、“初唐四杰”、东方虬、徐彦伯、陈子昂等。王绩的《游北山赋》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文中“触石横肱，逢流洗耳。取乐经籍，忘怀忧喜。时挟策而驱羊，或投竿而钓鲤”的描写，语言清新自然，洗尽铅华，摆脱了齐梁赋作的雕琢之习，展现出田园山水的宁静与隐居生活的情趣，“一新时人耳目”。魏征的《道观内柏树赋》以柏树为喻，“翠叶与香风并茂，贞心与素气俱宣”，寄托了辅佐君王、坚贞不屈的政治理想，文气刚健，立意高远。
“初唐四杰”的赋作则兼具骈俪之美与刚健之气。王勃的《涧底寒松赋》咏物写怀，“惟松之植，于涧之幽。盘柯挺险，沓抵凭流。寓天地兮何日，凌霜露兮几秋！见时华之屡变，知俗态之多浮”，以寒松的磊落殊状、峻节傲骨，抒发怀才不遇的不平之情，文气挺拔，情感真挚；杨炯的《青苔赋》、卢照邻的《释疾文》、骆宾王的《荡子从军赋》等作品，也突破了齐梁赋作的题材局限，融入个人情志与社会关怀，展现出初唐赋作的新风尚。
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明确提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主张“兴寄”“风骨”，反对齐梁靡丽文风，其赋作《感遇赋》《观荆玉赋》等，继承骚赋传统，以比兴手法寄托政治理想与人生感慨，文气雄浑，意境深远，为唐赋的革新指明了方向。徐彦伯的《登长城赋》、韦承庆的《灵台赋》、东方虬的《蟾蜍赋》等作品，也各具特色，或描写边塞风光，或抒发人生感悟，或讽刺社会现实，共同构成了初唐赋作“承前启后、新风初启”的整体面貌。
（二）第二阶段：盛唐（713年—779年）——酝酿改革，面貌初显
开元至大历年间，是唐诗发展的巅峰时期，而赋体则处于改革的酝酿阶段。这一时期，社会的繁荣与动荡（安史之乱）交织，为赋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古文运动的兴起与科举制度的完善，推动了赋体形式的变革。唐赋在内容与形式上均开始展现出新的面貌。
从内容上看，这一时期的赋作主要呈现两大主题：一是歌颂盛唐气象，反映国家典制与盛世风光，如李白《明堂赋》“穹崇明堂，倚天开兮。飞甍翼殿，翥凤来兮”，以雄奇的想象与夸张的笔法，描绘明堂的壮丽与盛唐的强盛；杜甫《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详细记述了唐代的祭祀大典，展现了盛唐的礼仪制度与文化风貌。二是反映安史之乱带来的社会动荡与历史变迁，如萧颖士《登故宜城赋》、李华《言医》、元结《闵荒赋》等作品，或凭吊古迹，感慨时世变迁；或反思战乱，表达对民生疾苦的同情。其中，元结的《闵荒赋》以“咨！隋氏之极侈也，罄天地之富，擅生人之养”开篇，批判隋炀帝的奢靡荒淫，反思隋亡的历史教训，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从形式上看，这一时期的赋体变革主要表现为三点：其一，律赋正式形成，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形式技巧日益成熟；其二，古赋虽仍有骈俪色彩，但已摆脱齐梁繁缛轻靡的余风，呈现出简洁遒劲的新貌；其三，新体文赋的雏形出现，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是典型代表。该赋以四言句式为主，但融入大量散文句法，气势充沛，议论深刻，如末段“守在四夷”的结论，高屋建瓴，体现了新体文赋“文气贯通、议论自由”的特点。萧颖士的《登故宜城赋》规模宏阔，感时伤事，是继庾信《哀江南赋》之后的又一杰作，虽文辞气势不及《吊古战场文》，但也展现了新体文赋的发展趋势。
（三）第三阶段：中唐（780年—824年）——高峰鼎盛，百花齐放
建中至长庆年间，尤其是贞元后期至元和年间，是唐代文学的第二个高潮，也是唐赋发展的巅峰时期。这一时期，新体文赋正式成熟，律赋渐趋定型，骚体赋、四言诗体赋等传统赋体继续发展，俗赋也日益兴盛，形成了“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
柳宗元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赋家，也是唐代赋体革新的核心人物。其赋作体式多样，思想深刻，艺术精湛，尤其是讽刺小赋，堪称千古绝唱。除《骂尸虫文》《乞巧文》外，《牛赋》以牛“服箱受车，以任重致远”的勤劳与猪“吃食江汉，糟糠满家”的懒惰对比，讽刺不公的社会现实；《瓶赋》以“清明禀质，坚白受气”的瓦瓶自喻，表达坚守清白、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品格。柳宗元的赋作，无论何种体式，均具有独特的构思与峻洁的文风，语言简洁挺拔，情感真挚强烈，对后世讽刺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韩愈对赋体革新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其赋作多以散文笔法创作，气势雄浑，议论自由。《别知赋》抒写与友人分别的感慨，“余戢景而身藏，君鸣珂而日彰”，对比鲜明，情感深沉；《吊田横墓文》凭吊田横及其五百壮士，“义士伏剑，忠臣死节”，颂扬忠义品格，文气悲壮；《进学解》《送穷文》以韵文形式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兼具幽默与悲愤，语言平易，议论犀利，成为“以散驭骈”的典范。
刘禹锡的赋作格调高远，与其诗歌风格一脉相承。《秋声赋》中“聆朔风而心动，盼天籁而神惊。力将痑兮足受绁，犹奋迅于秋声”，展现了逆境中不屈不挠的精神，与《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豪迈情怀异曲同工；《山阳城赋》凭吊古迹，感慨历史变迁，“井邑榛芜，宫室倾颓”，意境苍凉，情感深沉。
此外，杨敬之的《华山赋》气魄雄伟，柳宗元赞其为当世“希屈马者之一”，其铺叙手法对杜牧《阿房宫赋》产生了明显影响；白居易的《动静交相养赋》以“天地有常道，万物有常性”为主题，探讨动静养生之道，语言平易，议论深刻，体现了新体文赋的特点。这一时期，律赋也达到鼎盛，白居易、元稹、李绅等均有优秀律赋作品传世，题材广泛，形式严谨，技巧精湛。
（四）第四阶段：晚唐（825年—907年）——承续革新，讽刺盛行
宝历至唐末，唐赋的发展基本沿着元和前后开辟的道路前行，在继承中有所创新。这一时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战乱频繁，文人的忧患意识与批判精神更为强烈，讽刺性或讽谕性赋作成为主流，同时，赋体的艺术技巧也进一步成熟。
杜牧的《阿房宫赋》是晚唐新体文赋的最高成就。该赋以“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开篇，气势磅礴，迅速切入主题。描写部分极尽铺叙之能事，“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等句，想象奇特，比喻精妙，将阿房宫的壮丽与秦皇的奢靡展现得淋漓尽致。议论部分则深刻揭示历史规律，“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以史为鉴，警告当朝统治者切勿重蹈覆辙。全文骈散结合，文气贯通，语言精炼，兼具文学性与思想性，成为后世文赋的典范之作。
李商隐以讽刺短赋拓展了赋体的形式。其现存的《虱赋》《蝎赋》，每篇仅四言八句，篇幅短小，讽刺辛辣。《虱赋》“亦气而孕，亦卵而成。晨鹥露鹄，不知其生。汝职惟啮，而不善啮。回臭而多，跖香而绝”，以虱为喻，讽刺专门陷害良善的奸邪之徒；《蝎赋》“尾如钩，螯如戟。毒螫所及，鲜克有济”，揭露小人的阴险狠毒。这种短赋形式源于齐梁“赋体”，类似骈文中的“连珠”，言简意深，耐人寻味。据王应麟《困学纪闻》记载，李商隐曾创作多篇讽刺赋，“言佞魖、谗、贪魃，曲尽小人之情状”，可惜大多散佚。
晚唐的皮日休、陆龟蒙、罗隐、孙樵等作家，继承柳宗元的讽刺传统，创作了大量批判现实的赋作。陆龟蒙仿李商隐《虱赋》作《后虱赋》，借虱“弃瘠涵肥”的习性，讽刺趋炎附势的小人，“择肥而噬，避瘠而游”，角度新颖，批判尖锐；其《蚕赋》则以蚕的勤劳与统治者的盘剥对比，“民之劳，劳于蚕乎？”表达对民生疾苦的同情。罗隐的《秋虫赋》《乞巧对》《逐痁鬼文》等作品，仿柳宗元《乞巧文》的构思，以幽默辛辣的笔调抨击社会黑暗与世俗虚伪，“巧者多忧，拙者常乐”，表达了对投机取巧之风的鄙视。皮日休的《忧赋》《河桥赋》等作品，反思历史，批判现实，“秦之亡也，非兵之亡也，亡于赋”，深刻揭示了赋役繁重对百姓的压迫。
晚唐赋的艺术技巧也有进一步提升。语言趋向平易自然，铺叙而不觉堆叠，排比而不妨畅达。杜牧《晚晴赋》通体运用比喻，且以人拟物，“松为冠剑大臣，竹林为十万丈夫，红芰姹然如妇，敛然如女，杂花参差或妾或婢”，新鲜别致，生动形象。舒元舆《牡丹赋》吸取韩愈《南山诗》的排比句式，妙于想象，状写牡丹怒放之态：“赤者如日，白者如月；淡者如赭，殷者如血；向者如迎，背者如诀；坼者如语，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悦；袅者如舞，侧者如跌”，句式整齐，一气呵成，无纤弱之态，展现了晚唐赋作的艺术成就。
此外，晚唐律赋也出现了抒情化、个性化的趋势，部分作家突破科举功令的束缚，将律赋用于抒写个人情感与现实关怀，如张仲素《燕子楼赋》、黄滔《明皇回驾经马嵬坡赋》等，以律赋形式描写爱情悲剧与历史事件，情感真挚，意境深远，为律赋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四、唐赋的艺术特质与后世影响
（一）唐赋的艺术特质
唐赋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赋史的巅峰，与其鲜明的艺术特质密不可分。这些特质既继承了前代赋作的优秀传统，又融入了唐代的时代精神与文学风尚，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貌。
1. 多元兼容的体式特征
唐赋打破了前代赋体单一的格局，形成了骚体赋、四言诗体赋、骈赋、律赋、新体文赋、俗赋等多种体式并存的局面。每种体式都有其独特的艺术特点：骚体赋继承屈原《离骚》的抒情传统，句式灵活，情感浓郁，如柳宗元《惩咎赋》；四言诗体赋语言简洁，节奏明快，如王绩《游北山赋》；骈赋对仗工整，辞藻华丽，如王勃《滕王阁序》（赋体成分浓厚）；律赋形式规范，技巧精湛，如杜甫《三大礼赋》；新体文赋骈散结合，文气贯通，如杜牧《阿房宫赋》；俗赋语言通俗，情节生动，如《燕子赋》。这种多元兼容的体式特征，使唐赋能够适应不同的创作需求与传播场景，极大拓展了赋体的表现力。
2. 刚健清新的语言风格
唐赋摆脱了齐梁赋作的靡丽浮华，形成了刚健清新、平易自然的语言风格。初唐赋作“洗尽铅华”，如王绩《游北山赋》的“触石横肱，逢流洗耳”，简洁自然；盛唐赋作气势雄浑，如李白《明堂赋》的“穹崇明堂，倚天开兮”，雄奇豪放；中唐赋作简洁挺拔，如柳宗元《骂尸虫文》的“以曲为形，以邪为质”，犀利刚健；晚唐赋作平易流畅，如杜牧《阿房宫赋》的“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直白深刻。同时，唐赋也注重语言的锤炼与修饰，或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如舒元舆《牡丹赋》对牡丹形态的描写；或融入口语、俗语，如俗赋中的生活化表达，使语言既具文学性，又具感染力。
3. 情理交融的表达手法
唐赋突破了汉赋“铺叙为主、议论为辅”的局限，实现了叙事、抒情、议论的有机结合，形成了情理交融的表达手法。无论是新体文赋的议论风生，如《吊古战场文》对战争苦难的悲悯与对和平的向往；还是讽刺赋的嬉笑怒骂，如《乞巧文》对世俗虚伪的批判与对坚守节操的执着；抑或是俗赋的寓理于情，如《韩朋赋》对爱情忠贞的歌颂与对强权的反抗，都将情感抒发与思想表达紧密结合，使赋作既有艺术感染力，又有思想深度。这种情理交融的表达手法，提升了赋体的文学价值与社会功能。
4. 贴近现实的题材选择
唐赋的题材极为广泛，涵盖了国家典制、边塞战争、山水田园、个人情志、社会现实、民间生活等诸多领域，尤其注重贴近现实，反映社会风貌与民生疾苦。初唐赋作多关注政治理想与盛世风光，盛唐赋作既有对国家强盛的歌颂，也有对战乱的反思，中晚唐赋作则以批判现实、关怀民生为核心。这种贴近现实的题材选择，使唐赋摆脱了前代赋作赋摆脱了前代赋作“脱离现实、堆砌名物”的弊端，成为反映唐代社会历史的“百科全书”，增强了赋体的现实意义与生命力。
（二）唐赋的后世影响
唐赋作为中国赋史的巅峰之作，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其影响不仅体现在赋体本身的发展，更延伸至散文、小说、说唱文学等多个领域。
1. 对后世赋体的影响
唐赋为后世赋体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多元体式与革新精神为宋、元、明、清赋作提供了重要借鉴。宋代文赋直接继承了唐代新体文赋的传统，欧阳修《秋声赋》、苏轼《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作品，延续了“骈散结合、文气贯通、议论自由”的特点，将文赋推向新的高峰；宋代律赋也继承了唐代律赋的形式规范，同时融入了宋代的理学思想，题材更为广泛。明清时期，赋体创作再度繁荣，唐赋的讽刺传统、抒情特质与形式技巧被大量借鉴，如清代张惠言的骚赋、洪亮吉的骈赋，都能看到唐赋的影子。此外，唐赋的俗赋传统，也为后世民间赋作的发展提供了滋养。
2. 对散文的影响
唐赋中的新体文赋，以散文的句法、气势与语言为主要特征，其“文以载道”的思想与“务去陈言”的追求，与古文运动的精神一脉相承，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宋代散文继承了唐代新体文赋的议论精神与平易语言，欧阳修、苏轼等作家的散文，兼具叙事、抒情、议论功能，文气贯通，挥洒自如；明代唐宋派散文、清代桐城派散文，也借鉴了唐赋“简洁挺拔、情理交融”的特点，强调“义理、考据、辞章”的统一。此外，唐赋中的讽刺手法与现实关怀，也为后世散文的批判精神提供了借鉴。
3. 对俗文学的影响
唐代俗赋是后世俗文学的重要源头之一。其通俗的语言、曲折的情节、生动的叙事，直接影响了宋元话本的形成，《快嘴李翠莲记》便是由《齖䶗新妇文》演变而来，二者均以女性为主角，语言泼辣直白，情节充满戏剧冲突。同时，俗赋“不歌而诵”的说唱形式，也为后世弹词、鼓书、评书等说唱艺术提供了借鉴，其叙事技巧与口语化表达，成为说唱文学的重要艺术特征。此外，俗赋中的民间故事与价值观念，也融入了后世民间文学的创作中，影响了通俗小说、戏曲等文学形式的发展。
4. 对文学观念的影响
唐赋的发展，推动了文学观念的革新。其“社会批判”功能的强化，突破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单一局限，使文学成为反映现实、表达民生诉求的重要工具；其“多元体式”的探索，打破了文体间的界限，促进了文学体裁的融合与创新；其“通俗化”趋势的出现，拓展了文学的受众范围，使文学从文人阶层走向民间，推动了文学的世俗化进程。这些文学观念的革新，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中国文学的多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结语
唐赋以其“莫盛于唐”的历史地位、“百体争开”的繁荣局面、“承前启后”的革新精神，成为中国赋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它继承了汉魏六朝赋体的优秀传统，又融入了唐代的时代精神与文学风尚，在社会功能上实现了从“颂美形容”到“社会批判”的深刻转型，在文体形式上完成了从“骈体为主”到“多元一体”的全面革新，在发展脉络上呈现出“循序渐进、高潮迭起”的鲜明特征。
唐赋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数量的宏富与艺术的精湛，更在于其深刻的思想内涵与广泛的社会影响。它既是盛唐气象的艺术写照，也是中晚唐社会的历史记录；既是文人情怀的真挚抒发，也是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怀；既是文学形式的大胆创新，也是文学观念的重要变革。尽管唐赋长期处于唐诗、唐文的光环之下，但其独特的价值与深远的影响，终究无法被历史遮蔽。
在今天，重新审视唐赋的历史地位与艺术成就，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唐代文学的整体面貌，更能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借鉴——唐赋多元兼容的文体精神、贴近现实的创作态度、情理交融的表达手法、不断革新的艺术追求，对当代文学的多元化发展、现实关怀的强化、艺术形式的创新，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唐赋这座文学丰碑，将永远在中国文学史上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参考文献：马积高、黄钧《中国古代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