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数十万找人代做，申请艺术留学：作品集背后的灰色产业链
更新时间：2025-12-21 00:01 浏览量：1
2025年6月，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展出学生作品。图文无关。（视觉中国 图）
“他说妈妈我又不是没有手，我凭什么用他做呀？”天津家长王佳从未想过，她花30万元为儿子购买的教学服务，得到的却是老师代做的作品。
2024年秋天，王佳的儿子小辉突然改变主意，想放弃到手的英国化学专业录取通知，转而学习游戏设计。他喜欢游戏，不想一辈子待在实验室里，整天对着瓶瓶罐罐，而是希望亲手创造游戏世界。他们决定，让小辉GAP（间隔）一年，重新准备留学申请，正好补上缺席的专业知识。
申请时需要提交作品集。王佳经过多方比对，与号称“专注游戏领域留学申请”的IGA Studio签订合同，花费30万元购买中高档辅导套餐，包括60课时线上教学和三个作品的“手把手”指导。
然而四个月后，王佳意外发现，儿子已经近一个月未参与课程，机构却宣称“项目进度已达70%”。追问之下才得知，老师在未征得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代做了两个作品。王佳怒不可遏，“我儿子是要学本事的，谁允许你代做的？”
协商退费无果后，王佳将这家机构告上法庭。
直到后来几位曾在这家机构任职的老师出庭作证，王佳才知道，原来代做早已成为留学作品集行业的潜规则。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留学”“代做”“作品集”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找到5份相关判决书，内容涉及保录承诺纠纷、版权抄袭争议、机构内部薪资纠纷等多个方面，每份文书中都明确提及“作品集代做”服务。
2025年12月，南方周末记者以留学申请为由，随机咨询了10家作品集机构，其中7家直言可以代做，1家模糊回应，只有2家明确拒绝。
多位深耕行业多年的从业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高价利益驱动下，代做早已不是秘密。环环相扣的产业链业已形成，从上游机构承接订单，到中游分层拆解项目，再到下游散工分头完成，这条产业链甚至跨越国门。本该承载学生创意与能力的个性化作品集，如今已沦为标准化生产线上的商品。
目前该案一审开庭结束，尚未作出判决。
教学还是枪手？
“就像是教会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写日记。”王佳这样形容当时的期待，他们希望通过专业辅导扎实提升能力，而非走任何捷径。
她提供的合同显示，乙方提供的服务包括：作品集指导、留学申请及规划指导、签证指导、背景提升及其他服务。其中作品集指导包括一些与作品集有关的咨询与指导服务，乙方还需要根据甲方提供的材料及作品，指导甲方制作作品集、为甲方作品集提供专业排版指导服务。
得知作品实际上由机构老师代做之后，她难以接受自己如此高价的服务背后，儿子需承担学术造假的风险。“一旦用代做的作品申请上大学，到了国外根本跟不上课程，迟早会露馅。”王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不仅毁了我们孩子，还丢中国人的脸。”
邓睿是IGA Studio的前员工，据他说，公司初创时，市场上几乎就这一家专门负责游戏设计专业的作品集机构。他们迅速占领市场，也招揽来一些海归从业者和行业人才，成为这家公司的核心力量，“有的是不想在大厂卷的，有的是有教育理想的”。
这些老师分别来自美术、编程、游戏设计等不同专业，可以合作设计出一个完整的游戏。3D动画师出身的贾宇，在2024年入职时被这家公司发布在steam上的游戏吸引，原本期待能兼顾教学与游戏开发的工作。
曾担任项目导师的苏林说，起初他们还在认真教学，后来一场意外改变了一切。苏林记得，当时一位美术老师凑巧被分到的全是基础薄弱的学生，他们又比较懒，上了三四节课，热情就消耗完了。后来这位老师索性自己完成了全部项目，得到的反馈却很好，当月他的收入因项目提成增加而高达三万元，还得到了老板的认可。
2024年6月起，机构开始明里暗里推行代做。苏林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他们制定了KPI考核制度：每位老师每月必须完成7个学生项目，完不成则面临降薪或开除。“一个项目正常教学需要四个月，代做只需要老师用几天时间，这是机构节省成本、快速盈利的捷径。”苏林说，高压之下，教学彻底沦为形式，老师只能跳过教学环节直接代做。
贾宇在2024年1月入职，领导曾明确交代他，不用跟学生多聊，确定主题就开工，做完交差就行。在机构任职一年期间，他个人代做的作品集至少有10个，最多一个月赶了3单。邓睿说，也就从那一年开始，超过一半的项目都由老师完全代做，后来甚至有学生从头到尾都没加过所谓的辅导老师好友，作品集就已制作完成并提交。
邓睿解释，海外高校对游戏设计作品集的要求核心在于项目数量，且允许学生合作完成，比如有人负责美术、有人负责程序设计。（视觉中国 图）
机构之所以能如此操作，与海外院校的申请规则有关。邓睿解释，海外高校对游戏设计作品集的要求核心在于项目数量，且允许学生合作完成，比如有人负责美术、有人负责程序设计。但在后来的IGA Studio，学生只需给出一个策划方案，具体的制作由老师负责。苏林将其比做论文代写，“有点像是你找了一个论文枪手机构，给了个题目、关键词，以及一些材料，然后就交给他们了”。
邓睿说，递交给学校的作品署名，可能都是编的，“这个学生什么都没参与，但把这个学生放在了美术的名单上，结果这个学生画都不会画。”苏林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了两张学生的作品展示图，其中皆将他们代做的内容写成了学生或他人的名字。在一个冒险闯关游戏中，程序由苏林制作，但写成了另外一名学员的名字，而2D动画的署名也由一名美术老师写成了学生本人。
IGA Studio做好的两个项目，王佳和小辉都没有再看到，也不知道上面做何署名。小辉全程并未参与任何实际操作，得知机构老师代做之后，他就不再继续上课。王佳说：“如果作品给我们了，那更说不清了，更何况不是我儿子做的作品，我没必要找他要。”
12月19日，IGA Studio正式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称，目前公司确有一起在诉的民事纠纷。针对“作品集代做”的相关说法，“我司始终坚持以教学辅导、创作指导与过程陪伴为核心服务内容，明确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写、代做行为，并在内部制度、合同条款及教学流程中均有明确规范。”
目前，小辉一边等待案件结果，一边报名了另一家机构，重新学习美术基础和编程知识，“至少是真的教学，不是糊弄”。
代做、“预制菜”、层层分包
在IGA，即便在仍以教学为主的阶段，代做也不可避免。邓睿回忆，申请季的学生们时间紧迫，常被毕业论文或考试分散精力，为了赶上截止日期，常见的情形是学生将作品完成60%到70%，剩余部分便由老师接手完成。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灰色地带。”邓睿说，机构宣称提供的是“技术支持”与“辅导服务”，与“代做”划清界限，但在实际操作中，以技术支持为名去代做一部分内容，也依然是代做。
“留学机构不都那样吗？”贾宇坦言，即便招聘时未明说，他也大概猜到了需要代做，2023年他从美国一所院校的艺术专业毕业，早已知道代做是留学作品集的潜规则。
让这些老师们真正难以接受的，是一套被称为“项目库”的机制。苏林提供的内部聊天记录显示，机构领导提到，如果老师们完不成每月7个项目，机构允许老师“自行补上”项目，题目自定。一位备注为“上海主管”的人员在群里回复，“做啥都可以，属于是直接给别人成品项目”。
多位老师私下称之为“预制菜”模式——即提前批量制作通用项目模板，待学生签约后，仅需替换主题和部分素材，就能打包交付。聊天记录中，“项目管理立项老师群”里讨论着“项目库”的使用，一位教务老师询问库存，并提到某位老师“有个急单需要9天完成4个项目，她需要使用项目库”。
贾宇没有这样做，因为即使老师们做出来，也不能拿到提成，只有项目卖出去了才会给钱。也正因此，在聊天记录里，一位教务老师提到，“立项导师立项时，把孩子往我们项目库的项目引导去做”。
IGA老师的群里，关于代做的相关讨论。（受访者供图）
“代做是潜规则，辅导是主流。”建筑专业出身的易成曾在作品集机构任职，他透露，在游戏设计、建筑设计等热门专业，价格跨度也从几千元的“基础款”发展到三四十万元的“保录取套餐”。
在南方周末记者随机咨询的10家机构中，按照提供服务的不同，作品集服务的价格从1.8万元至36万元不等。
支撑起这个市场的，是一套环环相扣的分包产业链。
一本建筑设计作品集往往不是一个人的作品，易成解释，一个项目会被拆解得支离破碎：有人负责统筹主题，有人专门画分析图，效果图和技术图纸则分给不同的制作者。“一本作品集交出去的时候，背后可能已经转手了十几个人。”
这种模式催生了一个庞大的散户市场，易成便身处其中。他接过最急的一单，是花半天赶制一张建筑平面图，报酬800元。更常见的是“碎片化订单”，比如为一套作品集绘制三张平面图，周期一个月，报酬3000元左右。
“我也不知道我是分包的第几层。”易成说，上游发来需求，谈好价格和工期，他就开工，至于对方加价多少、转手几次，他一概不知。2021年以来，随着建筑行业整体下行，学建筑的学生越来越少，代做的客源也跟着收缩。“淡季的时候，一个月都接不到一单，只能等着。”只有到了留学申请季，订单才会像潮水一样涌来。他调侃代做现在就像“三和大神”，有活就干，没活就歇，根本谈不上稳定收入。
对于无力构建全专业师资的中小型机构而言，外包成了必然选择。秦森在安徽经营一家意大利艺术留学机构，其业务涵盖从签证到升学、毕业指导的全流程，唯独不碰作品集。“因为需要的东西太多，美术、设计、建筑等每个方向的要求都不一样，配齐老师成本太高。”当有学生提出需求时，他便将其介绍给专门机构，从中抽取约30%的提成，至于最终成品是“辅导”还是“代做”，他并不深究。
层层分包的链条上，学生的成本被不断推高。
此前一个中介找到秦森，说他们那儿有个学生想找人代做。秦森联系了作品集机构，想要外包出去，在套餐的基础上加了一两万元，总共报价八万元，而中介还得抽点钱，最终这单生意没能谈成，“他们嫌贵”。
广州一家留学机构的负责人唐糖也采取类似策略，她将需要作品集的学生推荐给专业机构，然后自己赚取佣金。如果碰上有学生正好要去日本留学，她往往会推荐他们去日本私塾，在本土的机构往往更有针对性，而且那里的价格是国内的一半，“可以理解为作品集机构，会有一些上课，部分可以代做”。
离开机构的易成，也积累了一些人脉，偶尔有熟人找他接单，如果价格合适，他不会抗拒。易成说，如今建筑设计作品集的核心竞争力往往不在于设计理念，而是在于能否堆出足够多的工作量，“只要工作量上去了，申请者进入目标院校的概率会大幅提升”。对于经验丰富的代做而言，就算是对设计要求更高一些的哈佛大学，也并不难完成。
易成指出国内建筑教育与海外院校的训练体系存在一定脱节，不少学生打开作品集时，往往连对方使用了哪些软件、如何建模和渲染都难以辨认，更谈不上模仿。但对于代做而言，这些流程则是流水线式的熟练工序。
不过他坦言代做存在风险，即使被告诈骗，也说不清楚，“一个上万的项目，最后就给你一个PDF，其实已经很难说得清”。也正因此，他不愿透露自己接单的具体金额。
由于不喜欢做效果图，现在易成只会接作品集里的平面图，他也不会过问上游把效果图分给了谁。他说作品集赚钱的主要途径就是分包给别人，而不是自己下苦功，“我只发几句微信就可以赚钱，为什么要画图？”
失控的课堂
张妍在艺术留学作品集行业从业八年，至今仍认为这些机构没什么不好，在她看来，这本质上是留学家庭为解决信息差而心甘情愿支付的“知识付费”。“相比学生自己乱找门路，专业机构至少提供了系统的服务。”
二十年前，当张妍自己申请海外时尚类专业时，“作品集”还是一片混沌的领域。没有指导，信息闭塞，连国外院校具体要什么都摸不透。为了升学，家里托人去高校找了老师，教她服装设计、制版，还一起参与小项目积累经验。
回国后，恰逢行业起步，张妍目睹了一套成熟服务体系从无到有。海外的留学生们组建了团队，将网络上学不到的经验和知识告诉学生，不同专业方向开始有针对性的项目设置，从调研方法传授到技能软件教学，机构全都能教。“这解决了很多留学生的麻烦，至少不用像我们当年那样盲目摸索。”
行业发展起来，易成就是受益者之一。他本科学校一般，基本功不太好，有些图纸都不知道怎么画。2018年他读大三，开始准备申请留学，花费8万元购买作品集辅导服务，跟着老师系统学习了一年左右，最终自己完成了作品集，顺利拿到理想院校的offer。
在一次展会上，学生在出国留学展台咨询。图文无关。（视觉中国 图）
然而在不知不觉中，行业生态悄然变质。
张妍说，五年前，大概还有50%的学生能真正学习，然后自己动手。当时那些学生有想法，能举一反三，她也会像国外的老师一样，布置一些去街边采访的作业。但到了现在，这样的学生越来越少，有60%的学生都在水课，作业也完不成，“你输出60%，他能回馈3%就不错了”。
有的学生还会频繁请假，张妍遇到过一个报了近20万元课程套餐的学生，从来不来上课，问起来就是“猫生病了”“狗生病了”或“失恋了”。机构提供了免费的实习机会，她不参与，最后抱怨没享受到服务。
苏林也发现，学生中有20%是摆烂的，在国内参加高考的话，很可能上不了什么好学校。他们不爱学习，爱打游戏，被家长硬拽着来机构，只求一个文凭。
学生的不作为，最终倒逼机构选择“兜底”——由老师们自己代做。张妍说，不然等申请季过了，还得机构担责。张妍提到，以前有家长半夜11点多给教务老师打电话，不是有紧急情况，而是让老师叮嘱自己的研究生孩子“好好吃东西、按时睡觉”。这种“妈宝式”学生普遍认为“钱交了，机构就该兜底”，自己完全不用付出努力，但他们并不会如实告诉家长，“说自己其实没有去上课，那三十多万呢，家长不扒了他的皮”。
为了规避海外院校的审查，机构和代做老师往往会隐去自己的名字。张妍在这个行业久了，一些国外院校的老师已经认识她，她觉得没必要给学生们增加麻烦。而邓睿也提到，IGA有时也会把同期申请学生的名字随意搭配，从而隐瞒老师代做的事实。
面对这样的学生，张妍有时候气不过，会把他们叫来教室，盯着他们把任务完成。不过她也知道，有些学生最后实在做不了，会私下去找代做，然后交给张妍等老师进行微调和修改。“但凡这个学生靠谱点，机构都不会想去给他代做。”
与此同时，机构日渐饱和，为了争抢生意，销售们往往过度承诺。张妍见过，有三本院校背景、专业边缘的学生，顾问签约时直接承诺能申请QS前100院校，但学生的能力根本达不到，但家长们购买了服务，就认为机构应该达成，“但凡有一点问题，都会变成教学端的问题”。
在张妍看来，如今作品集行业乱象频发由多种原因造成：国内艺术教育环境与海外院校需求的脱节、巨大的信息不对称、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以及机构在生存压力下的扭曲变形。六七年前，院校基本上都有面试，疫情后线下面试越来越少，也给代做提供了空间。
她最终离开了任职的机构，“行业的存在本是为了弥补差距，但过度承诺、学生甩锅、KPI高压，最终让一切偏离了初衷”。
“终究都是要还的”
苏林很快因理念不同离开了IGA，他觉得这本质上就是枪手机构。
贾宇则去了另一家机构任职，他声称自己不再代做，而是担任辅导老师，以一个项目4000元的价格工作，每个项目花3个月进行线上教学。不过今年，他还是私下接过两个代做，价格比机构给的稍高，一个项目一万元，他明确告知对方这就是代做，不会教任何东西，对方也接受了，“反正那些东西大学里还会学”。
“说白了就是有钱的懒人花钱消灾。”入职IGA时，贾宇就知道自己的工作会涉及代做。在他看来，留学申请中的作品集代做，本质是学生和家长为了省事，用金钱弥补时间和能力的缺口，“他们懒得搜集信息、懒得自己学习，找机构代做对他们来说就是最直接的解决方案”。
在IGA任职时，贾宇最无法接受的是不合理的分成机制。一个最低收费8万元的服务项目，代做老师到手的分成仅2000-4000元，而且可能还要和其他老师共享，为此他还曾找机构老板抗议。
他有时候觉得道德上受到谴责。贾宇当初留学申请时，没有寻求外界帮助，为了搞清楚作品集的要求，他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先是找了一个素描老师学画画，又去B站等平台提供的教程学习建模软件，然后将官网呈现的作品全部手动复制了一遍。最后才开始设计自己的作品，“其实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悲的一件事情，明明你只要动动手指，你就可以了解到信息”。
提交了代做的作品集后，申请并非就万事大吉。艺术类专业有时需要现场面试，秦森拿意大利院校举例，老师们往往不会太为难学生，只需要提前将作品介绍用意大利语组织好，背下来就行。如果是音乐、舞蹈，则必须本人现场演奏。面试被拆穿是代做的风险之一。
南方周末记者随机咨询了10家作品集机构，其中“SIA”的工作人员回应称，可以代做，“但不是很建议”“你不可能从头到尾都是一套别人的东西，因为你去面试会被教授发现”。他说一年有一千多个学生购买他们的服务，的确出现过面试被发现的情况，但基本上是语言问题。机构会有模拟面试，学员可以提前写好作品集介绍，然后流利地回答，至于专业类的问题，则在面试辅导时进行解决。
“其实面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确认你的作品是真实的。”“ROSSO”的回应是，希望确认家长和孩子的共同意愿，再评估代做的风险性。需要提前准备面试，像演讲一样提前背稿，“面试时，至少你对你的作品是要了解的，能说得出来这个作品是什么东西，这个是很重要的。”
英国利兹艺术大学2024年度毕业展览。图文无关。（视觉中国 图）
贾宇觉得代做会一直存在，因为它很难界定，“就好比机构嘴硬，家长也嘴硬，谁来证明这个作品找人代做了？”
有时候家长们的确不反对代做。苏林见过不少家长，他们看到机构给出的作品不错，甚至比以往案例都要好，也就不计较了，甚至还挺高兴，“他们毕竟是外行，而且小孩也没说不好”。
也正因此，学生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承担风险，对未来升学产生影响。邓睿记得，此前他认识的一位老师直接照抄了一个游戏，只是把角色的皮肤换了，但学生和家长并不知情。
抄袭在作品集代做中并不罕见。一份出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显示，2020年底，学生朱某为了留学申请，以3万元的价格委托他人代做一份景观建筑图形，后来朱某发现，这是一份已经在其他网站公开发布的景观建筑作品集，于是他决定退费并告知著作权本人邢某。最终，邢某将代做人告上法庭，法院判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4000元。
更大的风险是学术造假。
升学规划专家梁挺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境外院校已经关注到此类现象。2025年，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各发现数百宗伪造材料入学案，其中就涉及有部分作品集代做材料通过入学审查。一旦发现，学校通常会撤销录取或取消已获得的学位，并将学生列入申请黑名单。发生的频率难以统计，但随着院校审查趋严，风险在逐年增加。
据他了解，有些院校已经开始在面试时提问项目细节，要求提交草图、笔记、实验记录等过程文档，以及安排视频记录或实时创作复盘等。
易成也发现，一些境外院校已经采取了防止代做的措施，其中一个重要方式是要求学生提供作品对应的课程作业资料，包括作品主题、建筑类型、面积要求、空间功能等具体任务书信息，并附上学校下发的原始作业说明。
“代做属于学术不端，是作弊行为。”梁挺福说，长期下去，还可能滋生“走捷径”的心态。他认为教育部门可以联合行业协会制定留学中介服务规范，明确禁止代做，建立监督机制。
在多位老师看来，真正的艺术教育应回归本质。“艺术设计需要思想碰撞和实践积累，不是靠枪手代做就能掌握的。”在张妍的理想中，机构最应该做的是开设类似国际高中的课程，真正为学生们提供海外艺术的土壤。
如今唐糖还是会替学生寻找外包的机构。她理解一些学生担心错过申请季，有时候也会帮他们一起找代做，但她内心更希望学生能自己学一些东西。唐糖认为，真正靠实力进去的学生，基础更扎实，适应能力也更强，“你可能投机取巧进去了，在下一个岔路口就面临更多问题了，终究都是要还的”。
（除梁挺福外，其余受访者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汪畅 南方周末实习生 刘诗琪
责编 李慕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