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浪漫——毛泽东书法艺术大观（58）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更新时间：2025-12-23 09:56  浏览量：1

毛泽东《菩萨蛮黄鹤楼》：人民至上的家国情怀。

毛泽东《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创作背景：1927年春，大革命失败前夕，蒋介石背叛革命，毛泽东的农民运动主张被压制。面对"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的严峻形势，毛泽东登上武昌蛇山，俯瞰苍茫江景，写下这首词。

一、毛泽东的家国情怀：

1. 与范仲淹"先忧后乐"思想的传承

范仲淹思想内核：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将个人忧乐与国家命运相连。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胸怀，强调为官者的社会责任。

毛泽东的继承与发展：

毛泽东曾评价："先忧后乐'的思想，较之'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思想，境界更高了。"多次登临岳阳楼，吟诵范仲淹《岳阳楼记》，并手书杜甫《登岳阳楼》诗，彰显对传统忧乐精神的认同。

2. 毛泽东家国情怀的独特性

忧的对象转变：

范仲淹："忧君、忧民、忧政"三位一体，以忠君为首要（"首先是'忧'国君"）。

毛泽东：将"忧民"置于首位，强调"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忧乐的根基不同：

范仲淹：立足于儒家士大夫的道德自觉和忠君思想

毛泽东：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上，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将人民视为历史主体和价值核心。

二、《菩萨蛮·黄鹤楼》中的"人民至上"思想

1. "把酒酹滔滔"：祭奠人民与革命理想

深层寓意：

表面是把酒祭江，实则是对革命烈士的祭奠，更是对人民苦难的凭吊。与毛泽东"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忍不住流泪"的人民情怀一脉相承。"滔滔"江水象征人民力量，体现毛泽东"水能载舟"的民本思想。

2. "心潮逐浪高"：个人命运与人民命运的融合

情感升华：

个人"心潮"与江"浪"共振，象征个人命运与人民命运紧密相连，体现毛泽东"忧虑着人民的忧虑，欢乐着人民的欢乐"的人民至上情怀。从"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到"心潮逐浪高"，展现从困惑到坚定的转变，暗含"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革命信念。

3. 全词的政治隐喻：对人民力量的信念

意象解读：

"茫茫九派流中国"：长江支流纵横，象征人民力量遍布华夏。 "沉沉一线穿南北"：铁路贯通南北，暗喻革命力量连接四方。 "龟蛇锁大江"：隐喻反革命势力对革命的压制，但江水依然奔涌不息，暗示人民力量不可阻挡。

三、毛泽东多次书写此词的深意

1. 艺术偏爱

毛泽东自称"我的兴趣偏于豪放"，此词笔力苍劲，符合其艺术审美，狂草书法创作使情感表达更淋漓尽致，是毛泽东书法艺术的代表作之一。

2. 政治寓意

多次书写是对革命信念的反复确认，彰显对人民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心，将个人诗词与革命理想融为一体，通过书法传播革命精神，体现"文以载道"传统。

3. 人民情怀的彰显

毛泽东书法作品中写得最多的两个字是"人民"，而《菩萨蛮·黄鹤楼》恰恰是其人民情怀的艺术结晶， 每次书写都是对"人民至上"理念的重申，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呼应。

《菩萨蛮黄鹤楼》大草版本

《菩萨蛮黄鹤楼》行草版本

四、毛泽东"人民至上"思想的实践维度

1.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1944年《为人民服务》演讲："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将"为人民服务"确立为党的根本宗旨，是对传统"忧民"思想的革命性升华。

2. 从"忧民"到"为民"的实践转变

范仲淹：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为行动准则，偏重于精神层面的忧思。

毛泽东：不仅"忧民"，更强调"拜人民群众为师"，深入实践解决人民疾苦，如在瑞金为沙洲坝村民挖井，解决饮水问题；得知淮河发大水灾民受苦时难过得落泪，接连批示治理淮河；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乡亲们食用掺粗糠的窝头而流泪，七个月不食猪肉。提出"我们宁可自己吃苦菜，也要把粮食分给群众，宁肯自己盖稻草，也要把衣被分给人民"，体现"为民牺牲"的彻底性。

五、两种忧乐观的本质差异与历史跨越

范仲淹"先忧后乐"与毛泽东"人民至上"的忧乐观，虽同具忧国忧民的精神内核，却存在本质差异，后者实现了对传统家国情怀的历史性跨越。从思想基础来看，范仲淹的忧乐观植根于儒家伦理体系，核心是"忠君爱民"的二元结构，始终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前提，将对君主的忠诚置于重要位置，忧民情怀本质上是士大夫阶层的道德自觉；而毛泽东的"人民至上"思想则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上，确立了"人民是历史主体"的核心认知，打破了"忠君"与"爱民"的依附关系，将人民利益作为一切行动的最高准则。

在忧乐对象的排序上，二者的分野更为鲜明。范仲淹的忧思始终围绕"君、民、政"展开，"忧君"是其忧乐情怀的逻辑起点，"忧民"则是服务于封建统治稳定的派生需求；毛泽东则彻底颠覆了这一排序，将"忧民""为民"置于绝对核心，明确提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高标准"，其忧乐完全与人民的苦难和幸福绑定。

从实践路径来看，范仲淹的忧乐情怀更多停留在精神层面的坚守，践行路径局限于"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仕途框架，依靠个人道德修养推动政务改善；而毛泽东则将忧民情怀转化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践方法论，强调深入群众、依靠群众，通过发动人民群众的主动创造性来解决民生疾苦、实现民族解放，将"忧民"真正落实为"为民"的具体行动。

在终极目标上，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最终指向封建统治秩序的巩固与和谐，是对现有制度的修补与完善；毛泽东的"人民至上"则以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为终极追求，致力于彻底推翻压迫人民的旧制度，实现人民的解放和幸福。

毛泽东继承了传统家国情怀中忧国忧民的精神基因，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完成了对传统忧乐观的革命性改造，将其升华为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家国情怀，而《菩萨蛮·黄鹤楼》正是这一情怀的艺术凝练，成为其"人民至上"思想的生动注脚。

人民至上，是人民史观的最高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