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史上规模最大的佛教造型专题展——南涅水石刻艺术展，开展了

更新时间：2025-12-29 11:26  浏览量：1

说到佛教造像窖藏，您会立刻想到哪些著名的瑰宝。是山东青州龙兴寺窖藏，还是河北邺城遗址窖藏，亦或是四川成都万佛寺遗址窖藏？

其实，在我们山西也有著名的三处佛教造像窖藏遗址，分别是“长治沁县南涅水窖藏”“太原晋源区花塔村窖藏”“忻州忻府区西街窖藏”。

其中，

南涅水石刻以年代跨度长、类型齐全、造像风格演变清晰以及融合多元文化而著称。

今天，我们就带领大家来一睹

迄今为止山西省内规模最大的佛教造像专题展——融·变南涅水石刻艺术展。

首先，本次展览的主题定为“融·变”。在我看来，“融”是融入、融合、融洽的凝练表达，“变”则是变通、变化、变革的高度概括。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若想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枝繁叶茂，就必须主动放低姿态，深度融入国人的精神世界与社会生活中。而实现融入的最佳路径，便是因势利导的变通——主动调适自身，适配这片土地的文化土壤与社会氛围。

之后，采取有容乃大的融合精神，广泛的汲取华夏文明的多元养分，在潜移默化中蜕变，逐渐生长为中华民族欣然接纳的模样。

为了更融洽地走进市井百姓心间，佛教更以自我变革的魄力，展开深刻的本土化革新。

从原始佛教“出家人不拜皇帝、不拜父母”的仪轨，到昙曜五窟以魏帝相貌为蓝本，镌刻“当今天子即如来”的信仰主张；从古印度佛教艺术中菩萨的男性化形象，到华夏语境里菩萨温婉端庄的女性化重塑。

这一步步探索，恰恰勾勒出一条漫长而艰辛的“融·变”之路，铺就了佛教中国化乃至中国化佛教的演进轨迹。

进入展厅前，我们首先要知道:南涅水石刻窖藏遗址在哪里？如何被发现？其意义何在？

南涅水石刻窖藏遗址位于山西省沁县南涅水村。早在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就有古代石像出土。1957年秋，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协同沁水县对南涅水村“寡塔”，进行保护清理。

发现并发掘出土了四面造像塔构件、碑刻、单体造像等800余件/组，时代从北魏延续至北宋，绵延500余年。

这批石刻为研究佛教造像的断代提供了确切依据，为研究佛造像艺术提供了精美的实物，为研究北魏至唐宋时期佛教的传播提供了详细资料，具有非凡的意义。

北魏以降，战乱与王朝更迭催动南北交融、中西交流，佛教文化顺势传扬，为本土文明注入活力。南涅水石刻以佛教为纽带，汇帝王百姓百态，融政治世俗万象，风格随时代嬗变，尽显中华文化的开放包容。

南涅水石刻由一批四面塔造像石、单体造像、组合造像、碑碣组成。四面造像石有不同大小的尺寸，可以组合成一组组高低不同的塔形石雕，它们的组合类似云冈石窟的中心塔柱，是中国“阁楼式塔”与印度佛塔样式的结合。

因地处晋东南（平城至洛阳文化走廊），南涅水北魏佛像的特点，既融合了云冈的浑厚遗风又有南朝的“秀骨清像”新风。

作为民间造像，它在手法上更为自由质朴、生活气息浓厚，是观察北魏佛教艺术地方化与世俗化的典型样本。

胡保兴造像碑，碑刻有“永平二年”（509年）的铭记，是南涅水石刻中纪年最早的一区造像碑。

胡甲军是指归附北魏的胡人军士。胡甲军造像碑的出现，不仅印证了北魏军队胡族部族的存在，而且也反映了佛教的普及与渗透。

根据

应沽洗段胤为祖父敬造墓碑

记载，段氏祖籍凉州武威。其七世祖官拜并州刺史、封上艾侯，六世祖任西河太守，至五世祖迁居涅水，后世散落各方，最终定居涅乡。

这段西域官僚后裔的迁徙史，映照出政局变动、移民迁徙与佛教传播的关联。另外，“沽洗”通姑洗，是古代十二律之一，专门对应农历三月，寓意万物换新。“应”则有对应之意。

这种墓碑与佛造像的结合，不仅是艺术形式的创新，更标志着佛教内化为中国本土文化的重要部分。它推动了中国墓葬美学与宗教实践的变革，为隋唐佛教艺术奠定了重要基础。

北朝崇佛之风盛行，造像题记形成，并搭配固定格式。南涅水石刻多为民间社邑捐刻，造像主体存在多元化、人数不一，祈愿有兼顾家国与世俗的需求，融思想艺术于一体，见证了佛教中国化历程。

这尊菩萨造型，面相似乎有些愁苦，因此，策展老师把她亲切称为“不高兴”。

其实，南涅水石刻的视觉特征由民间属性决定，烙印着时代审美。它并非顶尖技艺，却真实展现了鲜活的信仰与社会风貌。

其朴拙、率真与人间气息，恰恰呈现了佛教中国化在民间生根的样貌。这种不完美，正是其独特历史与艺术价值的核心所在。

在这一系列的南涅水四面造像石中，我们看到的是佛教造像融入中国木构建筑的杰出典范。

南涅水石刻以理想化手法建构宗教空间，如以华美殿堂表现佛龛，既诠释佛法庄严，也寄托对佛教净土的想象。

这一艺术方式影响了后世石窟与寺院的布局装饰。这些石刻犹如一部石上建筑史，直观呈现了中古时期中国建筑技术与宗教美学的交融，成为文化融合与创造性转化的重要例证。

北魏时期，百戏又被称为散乐，涵盖杂技、歌舞、角抵、武术等多种表演形式。

南涅水北魏石刻中的百戏图，展现了佛教艺术为融入中原文化，主动吸纳世俗生活元素的本土化过程，是宗教与民俗交融的重要表现形式。

‬第二单元 更新

佛教艺术源自古印度，入华后开启千年本土化进程。南涅水石刻独具特色，北魏至东魏造像塔风行，风格由秀骨清像渐趋丰腴；北齐尽显“曹衣出水”风韵；隋唐单体圆雕成主流，形神兼备。五百余年石刻，凝练出一部融合创新的艺术变迁史。

南涅水石刻中一佛二弟子的形象，表现的是释迦牟尼佛与弟子迦叶、阿难。这一组合源于《法华经》等大乘经典，象征佛法的传承与延续。

迦叶代表苦行持戒，阿难代表多闻智慧，二者共同护持佛法，体现了佛教“法脉相承”的核心思想。这种造像形式在南北朝时期广泛流行，反映了当时佛教信仰的普及与传播。

南涅水石刻以圆雕、高低浮雕结合，线条写实流畅，具北魏“秀骨清像”之风。其承北朝雄健，启隋唐圆融，是佛教艺术中原化转折的关键代表，见证了外来样式向中国本土体系的创造性转化。

南涅水佛教雕刻的故事题材主要包括:佛传故事，本生故事和经变故事。其中，佛传故事描绘佛陀一生重要事件，如诞生、成道、初转法轮、涅槃等。

本生故事，讲述的是佛陀前世（如菩萨、动物、国王等身份）修行牺牲的故事。如，救生鹿本身、舍身饲虎等寓言故事。

而经变故事则是将佛经内容，如《法华经》《维摩诘经》《净土经》以图像化、场景化的方式呈现。这类型故事常见于石窟壁画或浮雕中，用于传播佛法思想。

南涅水石刻造像在北朝佛形象的雕刻上，也出现了融合、变革之风。由北魏时期的汉化风雅，到东魏时期的南北过渡，再到北齐时期的胡汉融合。

在北朝时期，南涅水石刻中还有一种威武英俊的长方脸造像出现，而这种形象的原型即为北齐高祖高欢。

鲜卑化汉人高欢，《北齐书》载其“目有精光、长头高颧，齿白如玉，少有人杰表”。北魏末年，因其势力煊赫，治下佛造像多仿其容貌，这种长头高颧的造像风格，在其他地区颇为少见。

在佛教石刻造像中，往往会有一些装饰图案，来为主尊造像锦上添花。南涅水石刻中的装饰图案繁多复杂，且构图灵活、无拘无束。

除了常见的植物纹样、动物纹样、飞天纹样，还有一些其他纹样，例如:山石、日月、法器等，以此来渲染佛国世界的神秘与神圣。

在南涅水石刻中，还有一种佛教造像题材在其他地区并不常见，就是“十六王子佛”。

南涅水石刻中的“十六王子像”，源于《法华经·化城喻品》：古国王大通胜智如来成佛前，其十六位王子皆随其出家，听闻并弘传《法华经》，最终皆证佛果。

这一题材在造像中较为罕见，直观体现了北魏时期《法华经》思想在晋东南地区的传播与信仰实践。

在北朝至唐初的佛造像中，常可在佛座下的两侧见到一组对称出现的外道。他们一人为手持骷髅的鹿头梵志，一人为手执雀鸟的婆薮仙。

他俩原本属于婆罗门教徒，佛陀通过辩论与神通折服了他俩，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此，他俩便成为佛教的护法神。

这件四面造像石上的执骷髅外道和执雀外道作问答状，表现为单线刻画的古印度人形象，高鼻、卷发、袒露上身。

‬第三单元 汇流

山西自古便是农耕与游牧文明的交汇走廊，民族交融深厚，佛教传播兴盛。太原、忻州、沁县等地发现的众多造像窖藏，不仅印证了北魏以来佛教艺术在此的蓬勃发展，更生动勾勒出佛教中国化的演进脉络与多元交融的地域风貌。

山西四面佛造像石的分布，不仅是佛教遗存的简单标注，更是一张叠合了政治变迁、民族迁移、商路兴衰与艺术流变的动态文化地图。

它生动证明，山西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既是佛教中国化的“实验场”，也是多元文明碰撞的“储藏库”，其空间密码等待着被进一步解读。

在山西各地的窖藏佛像中，保存最多的皆是佛首。可以说佛像面容，乃尊格与心性之镜。

佛垂目寂静，涵藏无量悲智；菩萨低眉含笑，柔和中见风骨。弟子像凝练诚朴，阿难之敏、迦叶之苦悉在眉宇；力士怒目虬肌，天王威中含慈，皆以形写神，在凿刻间定格觉悟的永恒姿态。

佛教造像融合宗教、雕刻与装饰，是凝固的时代艺术。山西南涅水石刻至太原花塔等地遗存，通过神情、姿态与衣饰的微妙刻画，使佛与菩萨渐趋具体化、世俗化。

尤以菩萨造像为代表，兼具艺术美感与人性温度，见证神性步入人间，成为深入人心、崇敬美好的永恒塑形。

千年石语，见证融变。山西博物院展出的南涅水石刻，跨越北魏至北宋五百年光阴，以造像多元形制，镌刻信仰与烟火。

从“秀骨清像”到“丰腴健美”，从梵境圣景到市井百态，刀痕间藏着文化交融的密码，既凝注古人虔诚祈愿，更彰显中华文化兼容并蓄的生生之力，为千年佛教中国化写下生动注脚。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晓姝。原创不易，欢迎您的关注、点赞以及在评论区的留言，我们下周一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