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边2》：解读艺术乡建的力量
更新时间：2025-12-30 17:37 浏览量：14
北京通州宋庄如何变成中国当代艺术的摇篮？云南光崀的猪窝咖啡为何火爆？福建厦地古村落如何变颓圮腐朽为生机勃勃？《崖边2：艺术里的村庄》一书从全国范围内选择了六个典型的艺术乡建村庄，邀请各自代表性实践者如徐弘滨、程美信、李向明等艺术家，通过主讲人叙述并辅以访谈文章的形式，呈现他们的艺术乡建项目实施过程，以及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难题、解决问题的思路、经验总结与反思等。艺术家们以艺术展演、古建筑改造、民艺开发、美育建设等方式介入乡村，解读艺术、土地与人的关系，思考艺术赋予乡村复兴的力量，为中国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一份有益的参考。
每个上位的政权和阶级，无不采取报复性手段消耗民资国本。
总而言之，在乡村做事，必须面对复杂人际，只要涉及金钱的地方，就有人情世故和利益分配。
在我看来，目前中国乡村经济、资源、人文都处于被抽空的状态。我们的土壤贫瘠，需要有能力的人在其中践行，但人才缺乏是乡村工作面临的首要问题。
“自上而下”的社会决心是改变传统型社会的最佳途径，特别作为文化精英阶层有着义不容辞的公共责任，否则难以得到权力阶层的器重以及大众底层的尊重。
乡村落后是个常识问题，它仍是当今中国无法解决的发展难题。常识往往容易产生惯性思维，中国乡村的落后不再是因为地理闭塞与信息不畅的传统问题。
我们不能看结果，要看一个时间的过程，要看在当中产生了多少有意义的事情。
对于一个有着千年农耕文明的国度来说，乡村几乎是所有国人共同的母题。我们在此生根，我们在此成长，我们在此永久地栖息，农耕文明的特性使人被土地驯化。
如今社会每个人都太过于孤立，艺术可以激励人们用其他方式来塑造生活，将你身边的人联系起来。
产业化把人的思考逐渐统一化，从而戕害了艺术的发展。
艺术家在乡村的生活，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人生活状态，除了自身的艺术活动，艺术家也参与到当地社会各个公共活动中，这就使其本身成为社会文化建构的一部分。
理想化永远是追求自由状态的艺术家的梦想，也是艺术圈所有群体精神的关键。
对于追求自由生活特质的艺术家群体，他们的波西米亚生活方式在中国现实环境中促进尴尬，艺术家只能不断寻求出路，成为“漂一代”代表。
进入新世纪，中国城市化加速推进，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剪刀差不断扩大。曾几何时，乡村除了源源不断输出鲜活的劳动力之外，用处越来越小。
中国当代艺术在宋庄滥觞。类似宋庄的艺术家聚集村，构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繁荣景象。
一个乡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旦丧失自己独立自觉的文化主体，即便提高识字率、普及高学历，也不足以改变他们的趣味本质。
乡村一直在那里，我们“来来往往”，一切成败得失，只有时间才能检验。
艺术家逐渐被挤出宋庄，发展带来的冲突成为艺术家安定生活难以逾越的障碍，成为中国当代艺术走向多元和繁荣过程中无法缓解的症结。
不得不承认，乡镇的顾虑、现行的机制，有它存在的一定合理性，可对于实际乡村工作则会导致不作为现象：“多做事不如少做事，少做事不如不做事，不做事肯定不出事。”这也是乡村事务的基层困境之一。
村民村干部缺乏文化意识，可以理解，一旦领导干部不看好我们的理念模式，结果只能是我们选择离开。
用“乡村包围城市”建政的第一代共产党对乡村抱有极大热忱，以“人民公社”为标志的改造运动，摧古拉朽般促成了中国乡村大地的剧烈变革。
保护传统村落，既是对家园的守望，又是对未来世界的重塑。
不久的未来，人类主要栖居地是在乡村，而不是重重叠加的“火柴盒”。
人类在消亡与再生之间，永远是瞻前顾后的姿态。但多数情况是消亡发生在往日，日后在回望和惋惜中捶胸顿足，乃至焦躁不安，而对没有得到的未来，总是充满期待与幻想。
说到变革乡村，我们总能想起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那一代人在中国开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黎明，以知识分子的良知投入灾难深重的乡村，以图求解应变之道和民族未来的荣光，他们的作为被历史清晰地做了镌刻。
人类为了留住记忆，留住思念，通过文字、雕刻等手段记录或塑造了实体，留下了遗迹。这些留痕又在人的活动中起到激励前行的作用。就像祠堂里的族谱，后人在列祖列宗的英灵感召下接力前行。
如果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做一件事——为人民服务，那他是雷锋。如果一个艺术创作者，几十年如一日，连篇累牍地画同样的画，他只能是个庸才，对艺术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衡量一个村建设的如何，一要看外面的姑娘愿不愿意嫁进来，二要看本村的人愿不愿意留下来，三要看出去读书的愿不愿意回乡来。
“后天”意味着未知和难以预测的状态，同时也隐喻现在的行动将导致后来的景象。
乡村复杂的社会特性为当代艺术丰富了创作的媒介，乡村为当代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当代艺术为乡村提供了肥料。
艺术介入乡村主要取决于当地的地方特质，而不是取决于艺术，她的特质是什么，你得按她的特质去做，你不能用你原有的知识或特殊的身份去一意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