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邕《李思训碑》中的李思训：唐代宗室画家的艺术成就与生平

更新时间：2026-01-02 05:11  浏览量：14

陕西省蒲城县桥陵的文物保护区中，矗立着一通标志着唐代行书入碑里程碑式的丰碑——《唐故云麾将军右武卫大将军赠秦州都督彭国公谥曰昭公李府君神道碑并序》，世称《李思训碑》或《云麾将军碑》。此碑镌刻于唐开元八年（公元720年），由当朝名士、书法家李邕撰文并书丹，碑文记述了唐代宗室、著名画家李思训的生平事迹、军功政绩与身后荣典。其书法用笔雄健，结体欹侧，气势开张，将二王行书的流美韵致与北碑的峭拔风骨熔于一炉，被誉为“李邕行书第一”。原碑虽下半部风化严重，然上半部字口清晰，明代以来拓本流传有绪，现代高清影像更可凸显其笔势的提拔转折之妙。碑文中那位“雅擅丹青，妙穷神理”的“昭公”李思训，不仅是一位战功显赫的右武卫大将军，更是中国绘画史上开宗立派的青绿山水画巨匠，其人生轨迹与艺术创造，为我们理解唐代贵族文化的多重面向提供了绝佳范本。

李思训（653-718）字建，一作建景，出身于大唐宗室，为唐高祖李渊从弟长平王李叔良之孙。其家族在初唐的政治漩涡中命运多舛：祖父李叔良在抗击突厥时中箭身亡；父亲李孝斌官至原州都督，却因牵涉皇室争斗而仕途坎坷。这样的家世背景，使李思训自幼便深谙政治险恶，养成了谨慎沉稳、外圆内方的性格。碑文称其“幼而聪敏，长而温良”，并精于“艺业”，这“艺业”既包括贵族子弟必修的文武之道，也暗示了其早露锋芒的艺术天赋。他凭借门荫入仕，初为江都令，在武则天执政、大肆诛戮李唐宗室的恐怖岁月里，李思训以其“深沈大度，不惧不悛”的处世智慧得以保全，并累迁至宗正卿、陇州刺史等职。这段经历深刻影响了他的艺术气质，使其画作在富丽辉煌的表象下，潜藏着一种深沉静穆的底色。

李思训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出现在神龙元年（705年）的“神龙政变”之后。随着武则天退位、中宗复辟，李唐宗室地位回升。李思训被授予左羽林卫大将军，晋封彭国公，后转任右武卫大将军，进入帝国高级军事领导层。碑文特别记载了其在宫廷礼仪中的重要作用：“每至朝会，羽仪甚盛，公独肃然，若无所执。” 这种庄重肃穆的风范，正符合其在“开元盛世”初期作为宗室元戎的身份。然而，真正使他名垂青史的，并非这些显赫的官爵，而是其“雨后复斜阳”般在政治间隙中绽放的艺术生命。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李思训，宗室也，即林甫之伯父。早以艺称于当时，一家五人并善丹青，世咸重之。” 其子李昭道亦以山水画闻名，父子并称“大小李将军”，开创了唐代青绿山水画的辉煌传统。

李思训的山水画艺术，需放置于中国绘画史从“人物为主”向“山水独立”转型的关键期来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虽已入画，但多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比例失调，所谓“人大于山，水不容泛”。至隋代展子虔，山水画始有独立审美意味，其《游春图》已能表现“远近山川，咫尺千里”的空间感。李思训正是在此基础上，将青绿山水推向了成熟与高峰。据唐宋画史记载，其画作特点是：构图宏伟，多描绘“云霞缥缈，峰峦叠嶂”的仙境景象；设色浓烈，以石青、石绿为主调，泥金勾线，产生金碧辉煌的视觉效果；笔法工细，勾斫有力，山石树木刻画精谨。这种风格，与盛唐帝国雄浑富丽、追求完美形式的美学理想高度契合。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将其列为“国朝山水第一”，并记述玄宗曾命其于大同殿壁画山水，次日玄宗赞叹：“卿所画掩障，夜闻水声，通神之佳手也。” 这一传说虽具演义色彩，却反映了时人对其艺术“通神”境界的推崇。

《李思训碑》的书法艺术，恰与李思训绘画的美学精神形成跨越艺术门类的共鸣。李邕作为盛唐书法革新的代表人物，其书风一改初唐诸家对王羲之的亦步亦趋，以行书入碑，变流美为雄强，化柔润为峻拔。观此碑书法，用笔顿挫分明，提拔幅度极大，线条如屈铁盘丝，充满张力；结体则中宫紧收，笔画向四周辐射，在欹侧险峻中求得平衡，仿佛危崖绝壁，险中求稳；章法上字字独立而气脉贯通，如行军布阵，严整中有变化。这种雄健壮美的审美取向，与李思训青绿山水画中那种结构严整、色彩瑰丽、气象万千的境界，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李邕以如此富有独创性的书法为李思训书碑，不啻为两位不同艺术领域的巨匠之间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碑文“雅擅丹青，妙穷神理”的评语，在李邕笔下的金石镌刻中获得了另一种形式的“神理”呈现。

李思训的艺术成就，深刻反映了唐代贵族文化的精致化与象征性。作为宗室成员，他的绘画并非职业画师的谋生之技，而是贵族精神修养与审美情趣的体现。青绿山水所描绘的仙山楼阁、虹松瑞霭，既是道教神仙思想的视觉化，也是唐代贵族理想中永恒、完美、超脱尘世的精神家园的象征。这种艺术创作，与同时期李白诗歌的浪漫想象、吴道子绘画的吴带当风、以及宫廷乐舞的恢宏华美，共同构成了“盛唐之音”的多元交响。值得注意的是，李思训虽以“将军”衔称于世，但其实际军事生涯的记载远不及艺术事迹丰富。碑文中虽详述其历任武职，然具体战功却一笔带过，这或许暗示其作为军事将领的政绩平平，而历史选择将其最闪耀的一面定格于艺术领域。这种个人命运与历史记忆之间的错位，本身便耐人寻味。

李思训的家族艺术传承，是唐代艺术史上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其弟李思诲、其子李昭道、其侄李林甫（虽以权相闻名，然亦善画）等皆擅绘画，形成了一个宗室内的“艺术世家”。这种家族性的艺术传承，依赖于唐代贵族优越的教育资源与文化环境，也使得某种特定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得以在一定范围内延续和发展。李昭道继承父风，在青绿山水画上继续精进，画史称其“变父之势，妙又过之”，虽存世作品真伪莫辨，但“二李”画风作为青绿山水的典范，影响了后世从宋代王希孟到明代仇英等诸多画家，形成了中国绘画史上一条延绵不绝的华彩脉络。

碑文的撰写者李邕，其本人也与李思训有着相似之处：皆以文才艺能显于世，又都曾担任地方刺史等职，兼具文士与官员的双重身份。李邕为人刚直，屡遭贬谪，最终被李林甫陷害致死，其生平之坎坷与李思训之谨慎稳重温然不同。然而，在为这位宗室画家书写碑文时，李邕或许也寄寓了自己对艺术永恒价值的认同。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时代，军功政绩可能被遗忘，爵位封号亦会随风而逝，唯有艺术创造能够穿越时空，获得不朽的生命。碑石本身，因李邕的书法而成为艺术珍品；碑主李思训，因其绘画而名垂艺史。两者都凭借艺术的力量，抵抗住了时间的侵蚀。

《李思训碑》立于开元八年，正值“开元盛世”的黄金时期。此时社会富足，文化昌明，艺术创作充满自信与活力。李思训卒于开元六年，未能亲眼见到盛唐的巅峰，但其艺术却成为这个巅峰时代最华丽的视觉注解之一。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与文化心理发生巨变，金碧辉煌的青绿山水逐渐让位于水墨渲染的山水意境，以王维为代表的水墨山水画派兴起，标志着审美趣味从外在的富丽转向内在的禅意。李思训所代表的青绿山水传统虽未断绝，但其主导地位已然让渡。因此，这座碑刻也仿佛成为盛唐那种追求完美、崇尚华美艺术风格的一座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