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人文艺术所见矛盾与交融

更新时间：2025-05-27 06:11  浏览量：12

来源 l《美术大观》2025年第1期

作者 l 蒋方亭

原题 l 浮世清音——晚明人文艺术所见矛盾与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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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春，临川汤显祖（1550—1616）以遂昌知县令上计至京，与公安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松江董其昌（1555—1636）、麻城王图（1557—1627）诸友“聚首都门，无夜不共宴笑”。[1]二月初六，袁宏道（1568—1610）启程赴吴县县令任，汤显祖同其一道出关，并作七绝一首，寄怀王图、袁宗道（1560—1600）、董其昌诸友。[2]是年，汤显祖四十六岁、董其昌四十一岁、袁宗道三十六岁、袁宏道二十八岁、袁中道（1570—1626）二十六岁。其中，袁宗道、董其昌皆任官翰林。晚明文学、书画领域的核心人物，正徐徐步入他们的舞台。

近来学界已注意到，明代中后期，由海外贸易涌入中国的白银可能占当时世界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3]而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农业、手工业、商品经济更是高速发展。从“物”的层面来看，晚明江南可谓奢华极备，一派中兴气象。然而，当视线转到“人”时，却无法回避人文璀璨与朝代鼎革接踵而至的悖论。是否确如史家所言，唯有乱世、浮世，才可将人性所有侧面呈现？[4]文艺本身无法应答过于沉重的历史诘问，本文仅尝试透过对晚明不同阵营间人物交集的梳理，观察他们于特殊时代背景中所饰演的角色；并为厘清晚明独特艺文创见之来龙去脉，提供些微材料与思考。如果说，展览中的“物”主要对应江南都市中的“中产阶级”，那么以“人”为主导的人文艺术，则将关涉更为丰富的社会阶层，亦将涵盖跨度更广的时间维度。

由实物结合文献来看，晚明的人文艺术呈现出方方面面的“矛盾”与“交融”，它们有如历史的镜像，在花团锦簇的嘉靖、万历年间酝酿发展，一直延续至曲尽冰消的清代初年。

一、人文环境

（一）声音与身份

明中叶成化、弘治年间，陈献章（1428—1500）开心学先河；正德、嘉靖中，王守仁（1472—1529）及其门生发展出声势浩大的“阳明心学”思潮，“程朱理学”备受冲击。心学关注内在自我的“良知说”，推动艺文创作由“格致”向“性灵”迈出重要一步。万历十四年（1586），狂士李贽（1527—1602，图录2.17[5]）撰成《童心说》，以有无“童心”作为创作的评价标准，主张“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6]。李贽与其时炙手可热的后七子领袖王世贞（1526—1590）几近同龄，在“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时文背景下，李贽的呼声可谓震霆启寐，文学领域“复古”与“反复古”争鸣的局面亦于此形成。

万历年间，结社、谈禅风气炙盛。万历十六年（1588）冬，袁宗道、董其昌、唐文献（1549—1605）诸友会于京师龙华寺，同憨山禅师（1546—1623）夜谈。[7]万历二十二年（1594），三袁、陶望龄（1562—1609）、董其昌、萧云举（1554—1627）、王图诸友“复为禅悦之会”[8]。在前述万历二十三年（1595）的都门聚首后，袁宏道于翌年撰《叙小修诗》，提出创作应“独抒性灵，不拘格套”[9]，三袁以近乎玩世的态度赞赏“真人”“真诗”“真乐”。万历二十六年（1598）前后，三袁、黄辉（1553—1612）、陶望龄等人于京师发起“蒲桃社”，对前后七子的摹古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