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聪：以艺术之名远赴英国，傅雷遗书痛斥其为叛徒，他是否间接害死双亲？

更新时间：2026-01-12 21:20  浏览量：14

1958年冬天，一架从华沙飞往伦敦的客机在云层间穿行，机舱里有一位瘦削的中国青年，他就是24岁的钢琴家傅聪。那一年，他正处在留学生涯的尾声，却在这样一个节点，突然改变了人生的方向。

飞机还在空中，西方通讯社的电讯已经发出，把他的行动渲染成“投奔自由世界”。等他落地伦敦，被记者长枪短炮包围，他却一句话都没留下，只匆匆钻进汽车离开。这个场景日后被不断提起，也让他背上了“叛逃”“忘恩负义”的标签。

多年以后，傅雷的遗书公开，一句“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再次刺痛许多人的神经。有人甚至把傅雷夫妇的悲剧，简单地扣在这位儿子头上。问题也就来了：这个少年时被视作“新中国音乐希望”的人，到底经历了什么？他真的是害死父母的人吗？

一、童年与琴声的起点

1934年3月10日，上海花园新村，一个普通却又不平凡的家庭迎来了长子。这个孩子被取名“聪”，父亲傅雷是翻译家、评论家，母亲朱梅馥温婉内敛。家中来往的，是画家、作家、音乐家，客厅里常常围坐着一圈人，谈艺术，也争论人生。

小傅聪从很小就混在大人中间，听得似懂非懂。有时候大人谈到激烈处，他就在旁边悄悄竖起耳朵。谁也没想到，这个孩子以后会与音乐紧紧缠在一起，而不是走上父亲熟悉的文学道路。

傅雷起初并不打算把儿子送去走音乐这条路。他自己酷爱美术，觉得画画才是更自由、更“高级”的艺术追求。于是，他让儿子拿起画笔，试着在纸上涂抹色块，画几何、画静物，希望从中看出一点“灵气”。

结果非常直白。傅聪面对画纸，总是几笔草草了事，人就没了耐心。与其说是没天分，不如说心根本不在这儿。倒是那台老式唱片机一开，他立刻就安静下来。三四岁的孩子，站在小凳上，一动不动地听完整面唱片，眼神是专注的，神情也是陶醉的。

有意思的是，傅雷并没有立刻“押宝”钢琴。他只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直到傅聪七岁多，他才下定决心给儿子找钢琴老师。朋友雷坦来做了个小测试，让孩子背对钢琴，随手按下一个键，看他能不能分出音高。这个简单的试验，让傅雷意识到，儿子在音乐上的确有点“稀罕的耳朵”。

从那以后，家里的气氛悄然变化。傅雷咬咬牙，买回一架钢琴。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家庭来说，这可算一笔不小的支出。他干脆把儿子从学校接回家，让他在家里专门练琴，数理化请家庭教师补，语文由自己亲自教。每天的生活被固定在练琴、读书、背单词之中。

这种教育方式，后来被很多家长视为“范本”，但在那个时候，更多是一种孤注一掷。孩子去学校，接触同伴，参加集体生活，本是常态；傅聪却在自家客厅里长大，与钢琴为伴，与父亲严厉又细腻的要求为伴。人格、世界观、价值观，也就被这样一点一点塑进去了。

二、战乱、留学与那张机票

1948年秋，国内局势紧张，战火逼近。傅雷一家从上海南下昆明。对少年傅聪来说，这是一场突然的迁徙。昆明比不上上海繁华，也找不到合适的钢琴老师。这种缺失，对一个已走上专业道路的少年而言，犹如长期断粮。

14岁的他只好进入昆明越秀中学读书。为了让儿子能继续摸到琴键，傅雷托朋友打听，有谁家里有钢琴。听说一位朋友的朋友家中有琴，他亲自登门求情，只希望儿子能去借琴练习。对方爽快答应，这才勉强把少年的音乐训练接续了下去。

1949年夏，上海已经解放，傅雷带着妻子和小儿子回到老城。15岁的傅聪，却留在昆明，独自生活。从此，他第一次真正脱离了父母的视线。很多细节，在同学回忆中才浮现出来：生活费花得没计划，钱一紧张就拿东西去典当，等上海汇钱再赎回来，中间经常挨饿。

1950年秋，他做了一个颇为大胆的决定——不再等家里安排，自行报考云南大学外语系。凭着同等学力，他考了进去。课堂上学语言，课外，他一头扎进学生社团，尤其是和音乐有关的活动。虽然身边没有钢琴，他对音乐的热情却并未减弱。

那些年，昆明的条件有限，想回上海继续学琴，却连路费都凑不齐。傅聪也有过犹豫，对父亲的严厉和期望心存敬畏，不敢轻易开口要钱。最后，是同学们替他想了办法——办一场音乐会，帮他筹路费。

1951年夏，简陋的音乐大厅里，听众大多是云南大学的学生和当地音乐爱好者。傅聪弹了肖邦、李斯特等人的作品。台下不少人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演奏，既惊讶又感动。这场演出结束，不少人主动掏钱，凑出一笔数目不算小的款项，足够他买回上海的车票。

当他突然出现在上海家门口时，傅雷是真的愣住了。这个离琴三年的少年，一回来就扑到钢琴前，从早到晚练习，把过去的“饥饿”全部倾泻在键盘上。可以说，这次“流浪”让他更确认，自己这一生绕不开音乐。

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国家开始重视文艺与体育的国际形象。1952年，北京派人来到上海，从一批青年钢琴手中挑选人，准备参加次年在罗马尼亚举办的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名额只有两个，竞争激烈。最终，傅聪入选。

1953年夏，在布加勒斯特的赛场上，这个来自东方的新面孔获得了钢琴独奏三等奖。新华社当日发出通稿，全国媒体都在报道他的名字。在那个年代，能在国际比赛上获奖，是难得的荣誉，他被视作替新中国“长脸”的青年艺术家。

比赛结束后，代表团又到东德、波兰演出。波兰人对这位东方青年印象尤其深刻。肖邦的故乡，听惯了欧洲钢琴家的诠释，却惊讶于一个中国人竟然能弹出“肖邦气息”。波兰乐界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参加1955年的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

1954年8月，他受国家派遣，前往波兰深造，师从有“肖邦权威”之称的杰维茨基。这位老师出了名的严厉，要求一丝不苟。长时间的刻苦训练，让傅聪的技巧与理解力都上了台阶。1955年，在那场五年一度的国际大赛中，他在三轮角逐后脱颖而出，取得第三名。

对于一个刚刚接触西洋音乐不到半个世纪的国家来说，这个名次分量不轻。前两名被苏联和波兰选手拿走，在当时的格局里，这几乎是一种“正常结果”。傅聪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在国际钢琴大赛上获奖的音乐家，各大主流媒体给予了极高关注，他的名字快步走进千家万户。

转折往往来得很突然。1957年，“整风运动”展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口号响亮，却在实践中逐渐出现偏差。敢说真话的傅雷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提出一些尖锐意见，很快被扣上“右派”帽子。人在波兰的傅聪，也受到了牵连。

一方面，他在国外演出有收入，生活比其他公费生宽裕一些，住独立公寓，出行常打车，这些细节被放大，成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证据”。留学生内部的批评会里，他成了重点人物。另一方面，他偶尔谈及波兰和苏联的政局见闻，这类话，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极容易被视作“不谨慎”。

被召回国内参加整风后，他只在北京停留，没能回上海和父母团聚。有人受托去安慰、劝导，也有人把他的“放言”如实反映给领导。文化部门负责人与他谈话，语气严厉：“再这样下去，就把你调回来，下乡劳动去。”这句话也许是提醒，也许是警告，对一个把钢琴看得比什么都重的青年而言，打击不小。

三、出走、父母之死与“叛徒”之名

回到波兰继续学习后，傅聪很快听说，国内对父亲的批判愈演愈烈。自己毕业在即，照原定安排，不久就要回国工作。他一边练琴，一边被一个念头追着：如果回去，会不会被迫站在父亲的对立面？

有传闻说，他私下曾对友人说过类似的话：“如果回去，要我揭发父亲，我做不到。”对方只是沉默，最后轻声回应：“话不要多说了。”在那个年月，这样的顾虑并不夸张，许多家庭都被卷入了复杂的政治风潮。

现实层面，傅聪也清楚，回国后是否还能有条件继续高强度的钢琴训练，是否还能大量接触世界一流乐团与乐谱，都充满不确定性。在他看来，艺术的道路如果就此中断，几乎等于“个人生命被腰斩”。

1958年，他在一位英国音乐教师帮助下，悄悄买了从华沙飞往伦敦的机票。中英尚未建交，他这一举动势必引来政治上的震动。事情果然很快被西方媒体放大成“投向自由阵营”的象征性事件，报道铺天盖地，而傅聪本人始终保持沉默。

这是否完全出于个人意志，还是有人从旁鼓动，至今难有确证。以当时的通讯条件，他很难从国外准确获知父母境况，而一位普通的英国教师能否独立解决签证、居留等一系列手续，本身就值得玩味。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冲动出走”。

出走的消息传回国内，许多人替傅雷捏了一把汗。意外的是，上级对傅雷明确表示：“各人做事各人当，不会连累你。”这句话是通过好友转告的。即便有这样的表态，当傅雷得知儿子“飞往英国”的那一刻，仍是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饭也吃不下。

傅雷对儿子的复杂心情，外人难以完全体会。一方面，那是他用巨大心血栽培出来的艺术苗子；另一方面，出走毕竟违背了当时的政治与制度安排，在他这种极为看重原则的人心中，刺痛难免。

值得一提的是，傅聪出国后，傅雷写给他的信中频频谈及“赤子之心”“爱国情怀”，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典型的家国教育。其实换个角度理解，这更像是对儿时教育缺失的一种补课。因为早年长期在家练琴，缺乏完整的学校与社会生活，他对国家、集体的概念并不牢固，父亲只能在信里反复强调。

这种补课式教育，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想效果。傅聪晚年谈到父亲的信时，有过一句颇为坦率的话，大意是信太长、太啰嗦，年轻时并没有一封封认真读完。这种态度也从侧面反映了父子之间的距离：情感深厚，却并非没有隔阂。

出走英国后的一段时间里，傅聪的处境并不轻松。媒体追问不断，有人想把他塑造成“从东方极权逃离的艺术家”，不断诱导他发表攻击祖国的言论。他没有顺势而为，而是在1959年召集记者，宣布了自己的“三个原则”：不入英国籍，不去台湾，不说、不做损害祖国的事。

从政治角度看，这个表态显然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然而现实又是冷冰冰的——一个长期居留英国却不入籍的艺术家，在职业发展、社会福利等方面都会受到限制。有时候，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成问题。在这样的压力下，坚持原则本身就要付出代价。

1964年，他终于选择加入英国国籍。这一步，被许多人视为“背叛”的铁证。傅雷得知消息后，几个月没有给儿子回信。直到收到孙子出生的电报，他才提笔写信，既表达理解，又难掩痛心。字里行间，有一句尤为刺耳：“民族自尊心受了伤害，是短时间内不能解除的。”

站在傅雷的立场，这句话可以说得很重，但并不难理解。儿子接受的是公费培养，最终却入了他国国籍，这会触及许多人的情感底线。可同时，他在信中又一再表示“知道你的苦处”，显然并没有简单把责任全部压在儿子身上。

两年后，局面骤然恶化。1966年，政治运动全面升级，各类“牛鬼蛇神”遭到批斗。傅雷早在1957年就被划为右派，在这样的背景下，很难置身事外。8月底，家中亲戚寄存的箱子被翻出，里面有一面镜子背后夹着蒋介石照片，还有旧画报上的宋美龄像。这些突然变成了“里通外敌”的“铁证”。

这件事往往被提及为傅雷夫妇自杀的直接导火索。9月3日夜，他们在上海家中一起走上绝路。直到11月，消息才辗转传到远在英国的傅聪耳中。媒体自然不会放过这一题材，纷纷上门，希望他就此发表看法。面对追问，他选择保持沉默，没有说任何一句指责祖国的话，也没有把父母的死归咎于某个具体个人。

人们最为争议的，是“傅聪是否害死了父母”这一说法。一部分人认为，他的出走与加入英国籍，是压在傅雷心头的一块巨石，最终把这位性格极为刚烈的文人逼入绝境。但把复杂的历史与个人性格，简单归结为儿子的“罪过”，是否站得住脚，就需要冷静梳理。

从时间上看，傅聪入英国籍是在1964年，傅雷夫妇自杀是1966年。中间有两年距离。其间，傅雷虽然处境艰难，却仍然住在上海的大房子里，还有保姆照应，并非贫病交加、走投无路。真正让他感到绝望的，是不断升级的政治压力，是被定罪后长年蒙冤、难以洗白的心理重负。

他的性格也不容忽视。青年时代，他在巴黎留学时就曾因感情纠葛想举枪自尽，后来又因婚外情一度情绪失控，需要妻子与友人轮番劝解。这类极端反应，在熟人回忆中并非孤例。可以说，他本身就是情绪极烈、行事极端的人，一旦认定某种“无路可走”的局面，很难低头妥协。

在遗书中，他写道：“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死有余辜了！”这句话经常被单独拎出，当作他亲口给儿子下的“判决书”。然而接下去还有一句：“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把上下文连起来看，文意就有了不同的色彩。

这种写法更像是把自己的罪责往身上揽，把话说到最重，好让儿子不必再背负心理负担。懂文人笔法的人，很容易从这几句中读出某种“自我牺牲”的意味。这也许是一位父亲，以极端方式替儿子“挡一挡风”的用心，而不是要把他钉在耻辱柱上。

至于傅聪“害死父母”的说法，从事实链条看并不严谨。政治运动的大潮，远远超出一个个体的影响力。傅雷的“右派”身份、他对人格与原则的极端坚持、当时对“言行”的高度敏感，才是悲剧的真正背景。傅聪的出走与入籍，固然加重了父亲的精神痛苦，却很难说是决定性原因。

1978年底，随着政治氛围逐渐调整，上级作出批示，同意傅聪回国探亲或回国工作。第二年，他回到上海，为父母举行追悼会。起初，他的演出并不大张旗鼓宣传，他自己也感到局促和不安。后来，在一次公开采访中，他坦率承认，对当年的行为“心中有愧”。这一态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理解。

有领导在批示中明确指出，傅聪出走“情有可原”，在国外没有做损害祖国的事，回国演出、讲学受到欢迎，应当给予关心与照顾。这种态度，代表了官方对这段历史作出的比较温和的结论。

从某种角度看，傅聪“最大的问题”，是拿着公费留学的机会，却主动走上了另一条路。这在制度层面当然需要追究，在情感层面也容易引发不满。但如果把视野放回当年的氛围，会发现，他面对的抉择并非简单的“待遇好坏差别”，而是“能否继续自己视若生命的艺术事业”的选择。

生存本身，是人的本能。对一个把钢琴视作全部价值的青年而言，“事业被彻底中止”的恐惧，有时甚至超过对个人前途的考虑。欠下的，是实实在在的债；但生命和艺术道路中断以后，再多补偿也弥补不了。这种复杂困境，很难用“利己”或“利他”几句话概括清楚。

傅雷的一生，是在高压与自我要求之下走向极端的典型悲剧；傅聪的经历，则像这出悲剧在另一端的延续。历史留下的，既是值得反思的制度与观念，也是个体在巨大时代浪潮面前的挣扎与无奈。对这样的父子，仅用“叛徒”或“受害者”几个简单字眼去概括，只会掩盖掉他们真实而又矛盾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