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代裸俑到“贵妃出浴”：一场关于身体的千年拉扯

更新时间：2026-01-14 23:35  浏览量：1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尊“贵妃出浴”的雕像，今天还能掀起这么大风波？景区一句轻描淡写的回应——“汉代早有裸体艺术”——听起来像在找借口，但如果你真顺着这句话往回看，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一句辩解，而是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通往中国两千年身体观念变迁的大门。那些静静躺在汉文帝霸陵里的上千件裸体陶俑，其实一直在问我们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艺术里的身体“不雅”的？先回到两千多年前的西汉。2021年，考古队在西安白鹿原的汉文帝霸陵外藏坑里，挖出了让人震撼的一幕：一条40多米长的坑道里，密密麻麻排着上千件陶俑，全都面朝墓室，整齐肃穆。最特别的是，它们几乎都是“裸体”的。当然，考古专家马上解释了：这些其实是“着衣式陶俑”。下葬时，它们身上穿着丝或麻做的衣服，手臂也是木头的，只是两千多年过去，衣服和木臂全烂光了，只剩陶土本体，才显得“裸”。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汉代人毫不避讳地把这些“裸体”陶俑放进帝王陵墓，作为最高规格的陪葬品。它们不是偷偷摸摸的玩意儿，而是正儿八经的礼器，是送君王去另一个世界的仪仗队。不止这里，在汉代其他墓葬的壁画、铜镜、碑刻上，裸体形象也比比皆是。那时候的身体，在艺术里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跟生死、信仰绑在一起，还没被后来那一套道德枷锁捆得喘不过气。时间再往前走，到了唐代，整个画风都变了。如果说汉代的身体是朴拙肃穆的，那唐代的身体就是丰腴、饱满、充满生命力的。你看敦煌壁画里的飞天，薄纱轻绕，身体曲线若隐若现；菩萨、伎乐天个个体态圆润，肌肤好像一碰就破。唐代艺术吸收了外来文化，尤其是西域的影响，甚至在一些壁画里直接出现了全裸女性形象。这不是偶然，而是局部地区对裸体美的一种公开崇尚。那种自信和开放，让身体在艺术中舒展自如——不再是符号，而是活生生的人间之美，是对生命本身的礼赞。但历史不会一直朝着开放的方向走。宋明理学一兴起，“存天理，灭人欲”成了主流价值观，像一层看不见的布，慢慢裹住了整个社会。艺术也跟着收敛起来。曾经坦荡出现在公共空间的裸体，悄悄退场了，躲进了春宫画那种私密角落。身体从一种公开的审美对象，被硬生生划进“色情”的灰色地带。“雅”和“俗”、“艺术”和“色情”的界限，被重新定义，而且定得特别扭曲。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以至于到了20世纪，当中国面对现代文明冲击时，竟然引发了一场全民级别的精神阵痛。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刚从封闭中醒来的中国，艺术界还冷得像冬天。1979年，两件事像炸弹一样炸开了平静的水面。第一件，是首都机场那幅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画家袁运生在画傣族沐浴场景时，大胆画了三位裸体女性。结果争议铺天盖地，有关部门甚至要求他“至少给她们穿上短裤”。最后还是邓小平拍板：“这有什么好争议的？艺术表现很正常。”海外媒体甚至说，这是“中国真正改革开放”的信号。几乎同时，广州雕塑家唐大禧做了件作品叫《猛士》——一个裸体少女骑在奔马背上，奋力拉弓。作品一亮相，骂声四起。“下流！”“不符合国情！”“有伤风化！”有人甚至要查办作者。支持者想用唐代的开放来辩护，但声音太小。这件作品最终没进全国美展，却成了中国雕塑史上绕不开的里程碑。那是怎样的年代？杂志登一张文艺复兴的《沉睡的维纳斯》，读者来信骂它是“黄色图片”；一本讲裸体艺术的学术书，为了能出版，不得不改名叫《人体艺术论》；1988年，中国第一次办人体油画展，寒冬腊月，美术馆外排起长龙，黑市票价翻十倍。队伍里，有多少人真是冲着艺术去的？又有多少是压抑太久的好奇心？还有多少，是在道德和本能之间挣扎的普通人？那场大讨论，表面看是“能不能画裸体”，实际上，是被禁锢了几十年的个体意识，试图在艺术领域夺回对身体的解释权。过程很痛苦，很笨拙，充满误解，但每一步，都踩在思想解放的脉搏上。四十年过去了，我们以为这事早翻篇了。结果呢？一尊“贵妃出浴”的雕像，轻轻松松又掀起了同样的争论。景区那句“汉代早有裸体艺术”，像一声遥远的回响，提醒我们：这场关于身体、艺术和道德的拉扯，从来就没真正结束，只是换了时代，换了道具，重新上演而已。那么问题来了：艺术中的裸体，到底是在哪个环节开始变得“不雅”的？是在明清时期，当它从“礼器”变成“玩物”的时候？是在近现代，被政治和道德过度解读的时候？还是就在今天——当我们每天在手机上刷到无数真实、未经修饰的身体之后，反而对一尊静止的、审美的、石头做的雕像感到不安？汉代的陶俑“不雅”吗？在当时人眼里，那是庄严。唐代的飞天“不雅”吗？在信徒和工匠心里，那是神圣。关键从来不在身体，而在“谁在看”和“怎么看”。当一种文化对身体变得紧张、敏感，充满禁忌联想时，任何形式的裸露都可能触发警报。艺术中的身体，其实是一面镜子。它照出的，从来不是身体本身，而是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和集体心理。汉代照出的是古朴与坦然，唐代照出的是自信与奔放，80年代照出的是冲破禁锢的渴望和转型期的焦虑。今天，这面镜子照出的，或许是一种新的迷茫：在信息爆炸、观念多元的时代，我们到底该怎么安放身体在公共空间里的形象？是退回保守的安全区，还是试着建立一种更成熟、更从容的审美对话？景区那尊雕像，艺术水准或许值得讨论，但它引发的这场争论，价值远大于雕像本身。它提醒我们，关于“身体自由”的这条曲线，在历史中起伏跌宕，从来不是一条直线上升的坦途。每一次争议，都是社会观念的一次公开校准。然后，认真问自己一句：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真的比一座汉墓里的陶俑，更能坦然面对人类身体本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