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绍君去世，享年87岁：那位为中国画“定标准”的美术史家走了 — 凤凰艺术
更新时间：2026-01-20 02:09 浏览量：1
郎绍君
2026年1月19日13时30分，郎绍君先生因病逝世，享年87岁。
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与中国画论辩的语境中，他的离去不只是学者的谢幕，更像一个“方法”与“尺度”的暂时失声：当众声喧哗时，他长期坚持的那种把问题说清楚、把标准立住、把史料做硬的写法，恰恰构成了学界与画坛最稀缺的公共理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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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遮蔽”开始：
一位史论家的自我选择
郎绍君生于1939年，河北定州人。1961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美术史论专业并留校任教；1978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美术系，1981年获硕士学位并留院工作，长期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近现代美术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等职，并兼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等。
他把自己的学术生命几乎全部投注在一个世纪难题上：在现代性冲击与社会结构巨变之中，中国画如何既不被“保存”成化石，也不被“更新”成无根的材料与符号？这一问题从来不只是书斋命题，它直接牵动批评话语、创作方向与价值判断。
郎绍君的方法并不热衷于立场先行，而倾向于从历史的遮蔽处下手：先做史实与个案的“去遮蔽”，再谈理论的建构。澎湃新闻转引其学生与同道的回忆，多次强调他对“读画能力、感知能力”的要求——史学理性必须与作品本体的触达并行，否则理论会变成空转。
以齐白石为“高峰样本”：
把研究做成可检验的证据系统
在20世纪中国画研究中，郎绍君最具公共影响力的一项工作，是围绕齐白石建立“高峰样本”的研究与编纂体系。他与郭天民主编的十卷本《齐白石全集》被列入国家“八五”重点出版工程，并于1997年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这类工程的意义不只在于“汇集”，更在于把鉴定、断代、著录、版本学、图像谱系与文献互证，推进为一套可被复核、可被引用的学术基础设施——它为后续关于“传统如何进入现代”的讨论，提供了坚实的证据底盘，而不是凭印象争辩。
画“战场地图”：
三分法如何让论争回到可讨论的层面
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画讨论常陷于二元对立：守与变、笔墨与观念、民族性与现代性，彼此往往以道德化语言压过方法论讨论。郎绍君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把“你死我活”的争端改写为“结构性问题”：不同类型的中国画，必须在不同话语与不同标准下被评估。
在《艺术品》刊载的文章中，他明确提出将中国画分为三大类型：传统型、泛传统型、非传统型，并强调“分类与批评标准有密切的关联”，在多元现实中若仍以同一标准评判，便难以形成对话。
他对三类的界定并非抽象命名，而是附带了清晰的语言学与方法论约束：传统型以笔墨方法为基本语言，并可在“不换形”前提下“移步”；泛传统型强调现代性与转型，广泛借鉴西方绘画而仍与中国画根性保持亲密关联；非传统型则处于边缘形态，往往抛弃笔墨方法或将水墨“还原为单纯的材料”而随意用之，甚至跨出画种边界。
《好景良辰》 设色纸本 38cm×37cm
《林中泉影》 设色纸本 45cm×47cm
《秋色墙头数点山》 设色纸本 35cm×35cm
《新绿》 设色纸本 40cm×51cm
《天行有常》 设色纸本 46cm×74cm
《西山小镇》 设色纸本 31cm×73cm
这一理论的真正锋利处在于：它既承认复杂现实的存在，也拒绝用一种标准吞并所有作品。评价李可染、吴冠中与“实验水墨”，不必先做道德裁决，而应先回答：你在讨论哪一类作品？你使用的尺度与它的语言机制是否匹配？
在“创新崇拜”中重提尺度：
他所说的“格调”并非保守
当“创新”成为近乎免疫的口号时，郎绍君更在意的是：创新在何处落脚？它是否拥有精神目标与语言自律？郎绍君在《重建中国精英艺术》中提出了三重追求：艺术精神性的追求、革新语言符号的探索、艺术自律性的追求——并指出成熟的到来往往要经历蜕变、反省与磨难。
这意味着，他并不反对变化，反对的是把变化当作免检章。所谓“格调”，在他的系统里更像一种终审机制：它把艺术的价值最终追问回创作者的精神结构、品位与自律，而非仅仅停留在形式噱头与观念标签上。
也因此，他的文字常被同代人概括为“朴实、准确、少形容词”，把事情说清楚就好——这种文风不是修辞趣味，而是一种伦理：在充满利益、流量与立场的艺术现场，批评首先要对事实负责、对概念负责。
学术之外的“呼吸”：
与徐如黛的砚田秋耕
值得补写的是：郎绍君并非只有“论者”的面孔。他与夫人徐如黛长期以“砚田秋耕”之名展出书画小品，呈现一种不以胜负为目标的日常书写与写生趣味。
郎绍君 徐如黛伉俪｜2021.5月在文津阁古美术馆
这一实践的意义不在“跨界”或“身份叠加”，而在于为史论家的精神劳动保留一块无需辩论的园地：笔墨在这里不承担立场的武器功能，而是一种自我校准——让眼睛重新贴近世界，让手重新贴近纸墨，也让理论不至于脱离作品的温度。
郎绍君 徐如黛 四条屏
未竟的守夜：
他留下的，不是答案，而是更高质量的提问方式
郎绍君的离去之所以令人感到“空”，根源在于他提供的并非某种终极答案，而是一套迫使讨论变得更严肃的装置：以史料与个案抵抗空泛；以分类与标准抵抗混评；以精神性与自律性抵抗伪创新；以克制的文风抵抗情绪化与宣传化的语言。
据报道，郎绍君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26年1月23日上午10时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
夜更深时，守夜人的灯却已交出。但他真正留下的，或许不是某盏“正确之光”，而是一种更难、更慢、也更可靠的照明方式：先把问题照清，再决定往哪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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