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行走”成为一种新的景观艺术
更新时间：2025-06-03 10:13 浏览量：2
在当代艺术史的叙事中，“行走”始终是一个被低估的关键词。当罗马第三大学的弗朗切斯科·卡雷里教授在《步行景观：作为审美实践的行走》（译林出版社）中将这一日常动作提升至“景观的建筑学”高度时，我们突然意识到：人类文明的根基或许正深埋在那些被鞋底磨平的尘土之中。这部译林出版社2025年推出的学术新作，以考古学家般的严谨与诗人般的敏锐，重构了行走从原始仪式到当代艺术的完整谱系，其论述的锋芒直指现代性空间生产的深层矛盾。卡雷里提醒我们：“犯错是人类的本性……行走对建筑学而言十分有用，它既是一种认知与设计工具，也是一种在边缘混沌中认识地理的手段。”这种视角不仅颠覆了艺术史的既有叙事，更揭示了行走作为“前建筑学”的永恒价值。
行走的原始契约
弗朗切斯科·卡雷里是罗马第三大学建筑系教授，也是致力于步行横穿城市的“潜行者”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他于1995年创建了“城市艺术实验室”，并在罗马等城市组织了一系列徒步旅行、探索城市活动。卡雷里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人文环境学、跨学科艺术研究，以及探索公民和社区生活的建筑环境之间的创造性互动。其主要著作包括《步行景观：作为审美实践的行走》《康斯坦特：新巴比伦》《潜行者》等。
卡雷里在《步行景观：作为审美实践的行走》中回溯了“行走”在整个20世纪的系谱……对那些有兴趣了解在乏味的城市景观与郊区中行走的意义的人来说，这部著作有许多益处。我们身处的世界与城市生活之间的关系再次处于激烈变革之中……现代流浪者开辟转瞬即逝的路径的举动既合乎常情，也是一种艺术形式。
卡雷里在书中开篇便颠覆性地指出，行走是“人类最早的美学行为”。他援引古埃及竖石纪念碑（benben）的起源，强调在建立这些象征永恒的石头之前，“人们拥有一种用来改造景观的象征形式。这种形式便是行走。”这一论断将行走从生物学本能升华为一种“景观的建筑学”——通过行走，人类在混沌的自然中构建出秩序的符号系统。书中强调：“行走是一种艺术，竖石纪念碑、雕塑、建筑与景观都由此而来。”
“通过调整人们关于所穿过的空间的看法，行走就变成了人类最早的美学行为，它帮助我们穿越了混沌的区域并构建起秩序，也使我们能借由这种秩序发展出关于‘情境对象’的建筑学。”这种视角颠覆了传统艺术史将建筑、雕塑等静态形式视为文明起点的叙事，转而赋予行走以本体论地位——正是行走的移动性，而非静态的建造，构成了景观的最初语法。当原始人类通过行走构建空间秩序时，他们并非在创造简单的路径，而是在混沌中建立意义的坐标系。正如书中所言：“行走对建筑学而言十分有用，它既是一种认知与设计工具，也是一种在边缘混沌中认识地理的手段。”
反艺术的行走
20世纪先锋派对行走的实践，成为艺术史中一场激进的“反艺术”运动。卡雷里以达达主义者1921年的“乏味城市游览”为起点，揭示了行走如何解构艺术的神圣性：“达达选择了包括‘游览’在内的众多工具，转而重申对城市空间的权利。”书中对这一事件的描述极具张力：“达达组织了一系列前往巴黎乏味地区的‘游览-远足’……这是艺术第一次拒绝既成的地位。为了实现对艺术的超越，达达在真实空间中进行无意识写作，揭示空间的无意识区域与城市被压抑的记忆。”
“字母主义国际对超现实主义者的‘闲逛’提出了质疑，他们开始构建‘游荡理论’。1956年，这一理论在阿尔巴与游牧宇宙产生了接触……康斯坦特修订了情境主义理论，创制了关于新巴比伦这一游牧城市的构想。”卡雷里将情境主义的“游荡”视为一场空间政治的起义。当德波将游荡定义为“在城市中漫无目的漂移，完全被动地接受心理影响”时，行走已从身体行为升华为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批判工具。这种“反行走”策略在书中被赋予双重意义：既是艺术对体制的逃离，也是重构空间认知的革命性实践。超现实主义者布勒东笔下的巴黎街道成为“城市无意识的显影液”，而字母主义国际的“游荡理论”则将城市空间转化为可被重构的“总体环境”。这些实践共同构成了“游牧城市”的理论基石，为后现代艺术提供了颠覆性的方法论。
大地艺术的行走
20世纪60年代，行走的美学价值在大地艺术中达到顶峰。卡雷里以理查德·朗1967年的《走成的线》为例，指出：“行走的对象在这一过程中完全缺位，而行走本身成为了意义的载体。”书中对这一作品的分析极具启发性：“理查德·朗1967年的《走成的线》是一条通过在草地上步行而画出的线。这一行为只在土地上留下了痕迹，雕塑的对象在这一过程中完全缺位，行走成了自给自足的艺术形式。”
“罗伯特·史密森在1967年的《帕塞伊克纪念碑之旅》中，前往新泽西州衰败的工业郊区，发现‘被压抑的未来’……自然本身已然改变；当代风景自发地生成了属于它自己的空间。我们可以在城市的‘被压抑’区域发现由熵产生的被废弃的未来。”史密森的“熵能城市”概念与朗的“行走雕塑”共同构成了一种去物质化的艺术范式。卡雷里在此揭示了行走的双重性：它既是物理空间的干预，又是认知空间的重构。当艺术家在荒芜的工业废墟中行走时，他们并非在哀悼现代性的衰败，而是在“被遗忘的未来”中书写新的空间叙事。这种实践将行走升华为“陆地行走”的艺术形式，使雕塑从封闭的客体转向开放的场域，重新定义了艺术与建筑的关系。
游牧城市的拓扑学
卡雷里提出的“游牧城市”概念，为理解当代都市空间提供了颠覆性视角。书中对“潜行者团体”的“横穿城市”实践的描述，展现了行走如何揭示城市的“空白空间系统”：“潜行者在城市失忆症之中迷失自我，他们邂逅了达达主义者眼中的乏味空间与超现实主义者眼中的城市无意识场所……游牧城市活在定居城市内部，它以定居城市的废弃物与供品为生。”
“游牧空间与定居空间之间曾存在古老的分野，如今，城市中出现了可以超越这一分野的区域。游牧城市作为一种新的自然而存在……只有通过居住其中，人们才能横穿游牧城市。”这一论述将城市空间解构为“液态群岛”，其中“停留空间”是“行进空间”中的岛屿。卡雷里在此呼吁建筑师重新学习行走的语法：“建筑学可以在不遭遇反建筑陷阱的前提下扩张到路径的场域。”这种空间政治学的提出，为当代城市设计提供了超越功能主义的新可能。通过“横穿城市”的实践，艺术家与建筑师得以在废弃的工业遗址、郊区的荒地等“空白空间”中，重新发现被现代性压抑的城市记忆，将行走转化为“为了场域的新扩张”的工具。
行走的伦理
全书结尾处，卡雷里将行走提升至伦理维度，呼应了开篇的该隐隐喻：“行走不存在反建筑性：游牧世界的牧羊人与旧石器时代的猎人是竖石纪念碑的源头，这些纪念碑是最早的景观客体，建筑学由此而生。将景观视作开放空间的建筑是流浪文明的发明。”
“建筑学可以将反建筑的路径转化为一种资源，将其学科行动场域扩展到近旁的事物，朝着路径的方向迈出脚步。”这一结论将行走重新定义为“前建筑学”——所有空间建构的根基都源于人类最初的移动本能。卡雷里在此完成了对现代性空间生产的批判：当数字技术将人类禁锢在虚拟坐标的当下，唯有回归行走的原始性，才能在现实的褶皱中重新发现意义。正如书中所言：“潜行者在城市失忆症之中迷失自我，却邂逅了达达主义者眼中的乏味空间与超现实主义者眼中的城市无意识场所。”
卡雷里以行走为棱镜，折射出人类文明从原始仪式到当代艺术的完整谱系，揭示了“犯错”与“定居”、“游牧”与“重构”的永恒辩证。从古埃及竖石纪念碑到理查德·朗的草地痕迹，从达达主义者的“乏味城市”到潜行者团体的“横穿城市”，行走始终是人类对抗空间异化、重构认知的终极工具。正如克里斯托弗·弗林在序言中所言：“卡雷里提醒我们，现代流浪者开辟转瞬即逝的路径的举动既合乎常情，也是一种艺术形式。”（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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