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云飞：《远宦帖》文本叙事中的士人情怀与书法形态的艺术自觉

更新时间：2026-01-25 10:21  浏览量：1

摘要：王羲之《远宦帖》作为一件尺牍草书杰作，其价值远不止于书法艺术的形态之美。通过“双重建构”的视角，深入探讨《远宦帖》文本内容所承载的东晋士人精神世界与其书法形式语言之间的内在统一性。首先剖析帖文，揭示其如何作为“物质性的信件”，构建了一个关乎疾病、远宦、人情问候的私密社交网络，反映了东晋士人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生存状态与情感结构。继而，从书法本体论出发，精细解读其简约与萦绕并存的用笔、横扁拥密的字势、以及不暢速而和谐的整体气势，论证这种形式语言正是王羲之内心“恒忧虑”与“粗平安”矛盾心境的视觉化呈现。进一步，将此“双重建构”置于更广阔的文化史视野中，探讨其与魏晋风度、“言意之辨”等时代思潮的关联，并通过对版本流变（唐摹本与宋刻本比较）的考察，揭示后世如何通过临摹与刻帖，对王羲之的“古质”书风进行“今妍”的阐释与重塑。概而言之，《远宦帖》是文本情感空间与书法形式空间高度融合的典范，它既是一件艺术珍品，也是一扇通往东晋士人内心世界与时代精神的历史之窗，其“双重建构”的模式为理解中国书法“书以载道”、“书为心画”的传统提供了经典的个案。

关键词：王羲之；《远宦帖》；草书；士人交际；文本与形式；书法阐释学；东晋文化

东晋书法，尤其是以王羲之、王献之为代表的“新体”，奠定了中国文人书法的美学基石。传世王氏墨迹虽多为唐人勾摹，然“下真迹一等”，仍是我们窥探其艺术神采与精神世界的最重要途径。《远宦帖》（亦称《省别帖》），作为《十七帖》丛帖中的重要一通，历来被奉为草书圭臬。前人研究多集中于其书法艺术的技法分析，如用笔的简省、章草笔意的残留、章法的疏朗等，成果斐然。

然而，一件伟大的书法作品，尤其是一件原本具备实用功能的尺牍，其价值是一个多层次的复合体。它不仅是线条与结构的艺术呈现，更是书写者在其时其境中情感、思想与社会关系的物质性凝结。若将《远宦帖》的文本内容与书法形式割裂开来，仅视其一端，则难以把握其完整的历史意蕴与艺术深度。本文即试图打破此种区隔，提出“双重建构”的分析框架：一方面，将《远宦帖》视为一份历史文献，解读其文本所构建的私密叙事与情感空间，探讨其背后东晋士人的交际网络、家庭伦理与生存焦虑；另一方面，将其视为一件自觉的艺术创造，分析其书法形式语言如何成为文本情感的“视觉同构”，即笔墨的节奏、字形的态势、章法的布局如何与书写者的心境形成微妙的呼应。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延伸，思考三个相互关联的深层问题：第一，这种文本与形式的统一，与魏晋时期“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这一宏大文化背景有何内在关联？第二，从书法史的流变看，唐摹本与后世刻本（如《淳化阁帖》《大观帖》）在笔意传达上的差异，反映了怎样的阐释学问题？后世书家（如董其昌、王铎）的临摹，又如何参与了王羲之经典形象的塑造？第三，《远宦帖》作为一件流传有序的“物质文化遗产”，其上的收藏印、题签（如宋徽宗瘦金书）本身构成了一部“二次创作”的接受史，这又为我们理解其多维价值提供了何种启示？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本文旨在证明，《远宦帖》的魅力，正在于其文本叙事与书法形态之间形成的张力与共鸣，它是一种“有情的形式”，是王羲之个人生命史与魏晋时代精神在方寸纸帛上的璀璨结晶。

《远宦帖》全文仅五十三字，然言简意赅，情意绵长。其文曰：“省别具，足下小大问为慰。多分张，念足下悬情，武昌诸子亦多远宦。足下兼怀，并数问不？老妇顷疾笃，救命，恒忧虑。余粗平安。知足下情至。”

（一）作为社交仪轨的尺牍书写

尺牍在古代，首先是社交的工具，有其固定的礼仪规范。开篇“省别具，足下小大问为慰”，意为“看到你另外的来信，问候我全家大小，非常欣慰”。这并非客套的虚文，而是东晋士族间注重家族整体性与人际往来的体现。“小大问”一词，彰显了周抚对王羲之的关怀之细，也反映了当时士人交际中对家庭单位的重视。紧接着“多分张，念足下悬情”，道出了因战乱、仕宦而导致的亲友离散这一时代常态，而“悬情”——彼此的牵挂——则成为维系情感纽带的核心词汇。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武昌诸子亦多远宦”一句。此处的“武昌”，历来有指陶侃与指庾亮幕府同僚两种观点。若指陶侃，则关联周抚之妹嫁与陶侃的姻亲关系；若指庾亮，则勾连起王羲之本人曾任征西参军的历史。无论何指，这句话都如同一个枢纽，瞬间将私人间的问候，接入了一个庞大的、错综复杂的士族社会关系网络。它暗示了王羲之、周抚与“武昌诸子”共享着一个由仕宦生涯编织的“远宦”共同体体验。一句“足下兼怀，并数问不？”（你同时关怀他们，常通信吗？），更是以关切的口吻，强化了这一网络的现实存在与情感温度。

（二）生命焦虑的流露与情感的节制

帖文的情感高潮在于“老妇顷疾笃，救命，恒忧虑”一句。“老妇”是王羲之对妻子郗璇的称呼。郗璇出身高门郗鉴家族，与王羲之婚姻美满，其病重无疑是书写者当下最大的生命焦虑。“救命”二字，笔短意长，充满了紧迫与无助感；“恒忧虑”则是一种持续的精神煎熬。这种对妻子病情的直言不讳，在尺牍中显得极为私密与真挚，突破了士大夫在公共领域常有的矜持，展现了王羲之作为丈夫的深切情感。

然而，东晋士人的情感表达有其独特的文化模式，即追求“情真”而“辞约”，在宣泄中保持一种优雅的克制。王羲之在倾诉了最大的忧虑后，立刻以“余粗平安”收束，并以“知足下情至”作为全篇的终结。后者既是对周抚深情厚谊的感谢，也是一种情感上的回馈与安慰，仿佛在说：你的情意我已知晓，望你勿为我过忧。这种从“恒忧虑”到“粗平安”的转折，从个人困境的倾诉到对友人情感的体认，完整地呈现了一个士人在面对生命危机时，既流露真情，又试图以理性与礼仪维系内心平衡与社交体面的复杂心态。

因此，《远宦帖》的文本，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意义空间：它既是私人情感的宣泄口，也是士族社交网络的维护工具；它既记录了具体的家庭危机，也折射出整个时代士人漂泊“远宦”的普遍命运。这个由文字构建的“情感场域”，为接下来理解其书法形式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语境。

书法是“心画”，是内在情感的外在投射。《远宦帖》的书法形式，与其文本内容形成了惊人的“同构”关系，笔墨的每一个细节，似乎都在为文本的情感叙事作注脚。

（一）简约与萦绕：用笔中的情感节奏

《远宦帖》的草法以简约著称。大部分点画干净利落，摒弃了过多的波磔与修饰。如“省”、“别”、“足”等字，起收笔果断，行笔过程中提按幅度克制，这与文本前半部分那种虽心怀挂念但仍保持礼节性问候的平静状态是吻合的。然而，简约并非单调。帖中两字连属者仅有六处，且无三字相连，这种有节制的连绵，暗示着书写者情绪并非奔放恣肆，而是有所控制、娓娓道来。

尤为精彩的是其间出现的“萦绕”之笔与“章草”笔意。最典型的莫过于“远”字最后的长线萦绕向上，以及“不”字收笔处如章草般的波挑。这些笔触在简约的整体风格中显得格外突出。它们可以被解读为书写者内心涟漪与波澜的视觉化表现。当笔锋在“远”字末端产生分岔（资料中提及是因硬毫不易遣锋所致）并奋力回旋时，我们仿佛能感受到王羲之在写到“远宦”主题时，那种对远方友人、对漂泊命运的复杂心绪，难以用简单的直线条平复，故而以缠绕的线条寻求抒发。同样，“不”字的章草笔意，是一种古意的残留，也是一种节奏的顿挫，它在流畅的行文中制造了一个短暂的停顿与强调，增加了线条的丰富性与内在的张力。

（二）横扁拥密与行距疏朗：章法中的心理空间

在结构与章法上，《远宦帖》呈现出“字际拥密”与“行际疏朗”的对比。其字形多取横扁之势，字与字之间间隔不大，较为拥密。这种横向取势与拥塞感，或许正隐喻了书写者因“老妇疾笃”而感到的压抑、局促与“恒忧虑”的心理状态。笔墨的聚集，仿佛是心事的堆积。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行与行之间却保留了宽阔的余地。这种疏朗的行距，在视觉上起到了“透气”的作用，它使得整篇作品在拥密中不失空灵，在忧虑中仍见疏阔。这恰与文本中从“恒忧虑”到“余粗平安”的情感转折相呼应。王羲之的内心世界并非全然被焦虑填满，他仍有试图超脱、保持精神余裕的努力。宽行的布局，正是这种内在精神空间的物理映射，是魏晋士人追求“玄远”、“超脱”的气度在书法章法上的体现。

（三）气势不畅而和谐：整体美学与心境统一

前人评价此帖“气势虽不畅速，但和谐无碍，中无滞阻之处”。这正是对王羲之书写时心境的精准把握。他并非在创作一件纯粹表现艺术激情的作品，而是在书写一封充满现实关切的家信。其行笔速度必然受到思绪的影响——提及家人安康时稍显平缓，写到妻子病重时或显沉滞，表达挂念时又略带牵丝萦绕。这种“不畅速”，是情感真实流淌的痕迹，它拒绝了一种虚假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流畅。然而，“和谐无碍”则体现了王羲之作为顶级书家对笔墨超凡的控制力。无论内心如何波澜起伏，最终都能将其统摄于一种高度的形式秩序之中，达到“凝重而无阻塞”的审美境界。这种形式与内容的完美融合，使得《远宦帖》超越了单纯的技法展示，成为一首“笔、墨、情、思”交融的无声音乐。

《远宦帖》的“双重建构”并非孤立现象，其背后是魏晋时期深刻的文化哲学背景。

（一）“人的自觉”与尺牍书法的兴盛

魏晋时期是“人的自觉”时代，个体生命、情感、才性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与张扬。尺牍这一文体，因其私密性，成为士人展示其个性、才情与风度的最佳载体之一。在《远宦帖》中，我们看到的王羲之，不是庙堂之上正襟危坐的官员，而是一个牵挂友人、担忧妻子的、有血有肉的“真人”。这种对私人情感的真实书写，正是“人的自觉”在文学与书写行为上的具体体现。同时，将私人尺牍的书法也锤炼到极高的艺术境界，本身即是一种“风度”的展示，是将日常生活艺术化的实践。

（二）“言意之辨”与书法的“得意忘言”

魏晋玄学的核心论题之一是“言意之辨”。王弼提出“得意忘言”，认为“言”只是获取“意”的工具，一旦得“意”，便可忘“言”。这一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艺术领域。在书法中，文字的“言”（语义内容）与书法的“意”（形式美感）构成了新的“言意关系”。《远宦帖》的文本之“言”，传达了挂念与忧虑；而其书法形式之“意”，则以其独特的节奏与空间，更直接、更感性地“言说”了这种挂念与忧虑的质感与强度。观赏者即便不识其文，也能从线条的疾徐、质地的燥润、空间的疏密中，感受到一种沉郁而克制的情绪。在这里，书法的形式，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超越文字、直指人心的“意”。它是对文本之“言”的补充、深化与升华，实现了艺术上的“得意”。后世的“书为心画”论，在此找到了最经典的范例。

《远宦帖》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原初的“双重建构”，还在于其后世长达千年的接受与阐释史，这本身构成了其意义的第三重建构。

（一）唐摹本与宋刻本的阐释学差异

我们今天所见的《远宦帖》墨迹本是“唐人摹本”，它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作的笔墨细节，如“分”字转折的微妙提按、“不”字收笔的空中反转之势。这些细节充满了“势”的复杂性与用笔的丰富性，是理解王羲之“古质”笔法的关键。

然而，当它被刻入《淳化阁帖》《大观帖》等宋代刻帖时，便经历了一次重要的媒介转换。正如资料中指出，刻本往往将唐摹本中“逆势的连带改成了顺势的”，并将笔画简化，变为以中锋为主。例如“不”字，刻本失去了墨迹本中那个充满弹性和预备动作的“势”，而直接连下，视觉上更显流畅，但内在的张力与回味却减弱了。这一转变，反映了宋代刻工对“流畅”与“清晰”的审美追求，以及刻板技术本身对墨迹笔法的“过滤”与“再阐释”。它无意中拉开了与王羲之原始笔法的距离，却塑造了后世许多书家通过刻帖所理解的“二王”面貌。

（二）后世书家的临摹与风格投射

从元代康里巎巎的简化用笔、追求流畅，到明代董其昌的拉开字距、中锋淡雅，再到清代王铎加入大草连绵之势，历代书家对《远宦帖》乃至《十七帖》的临摹，都是一次次基于自身时代审美与个人风格的“对话”与“重构”。董其昌的疏朗，是对晋人“韵”的个人化理解；王铎的连绵，则是以明末狂草的气魄对晋人草书进行的“现代化”改造。这些临作，与其说是对王羲之的“复原”，不如说是以王羲之为媒介进行的自我表达。它们共同构成了《远宦帖》丰富多彩的“身后生命”，也证明了经典作品意义的开放性与生成性。

（三）鉴藏史与“经典化”的完成

《远宦帖》上钤盖的宋徽宗瘦金书题签、宣和、墨林、安岐等鉴藏印，不仅是一部流传有序的传承记录，更是一部其“经典化”的历史。每一方印玺，每一次著录，都是后世权威对其艺术价值的“认证”与“加冕”。尤其是宋徽宗的题签与钤印，以帝王之尊为其背书，极大地提升了它在艺术史上的地位，使其从一件私人尺牍，彻底转变为一件国家级的艺术珍宝。这个过程，是政治权力、文化资本与艺术价值交织互动，共同将《远宦帖》推上书法经典神坛的过程。

结语

《远宦帖》是一件内涵极其丰富的文化标本。通过对其“双重建构”的深入剖析，我们看到：

第一，在文本层面，它是一件生动鲜活的“社会史档案”，以其精炼的语言，揭示了东晋士人私密的的情感世界、复杂的交际网络以及在命运面前的忧虑与克制。

第二，在形式层面，它是一件高度自觉的“艺术作品”，其简约与萦绕并存的用笔、横扁拥密与行距疏朗并置的章法、以及不畅而和谐的整体气势，完美地视觉化了文本的情感内涵，达到了“书文合一”、“心手双畅”的化境。

第三，超越其本身，它的产生与接受，都与魏晋的“人的自觉”与“言的自觉”的文化思潮紧密相连，并且通过唐摹本的保存、宋刻本的转译、后世书家的临摹以及收藏家的鉴藏，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经典化”旅程。

《远宦帖》告诉我们，中国书法的最高境界，不在于炫技，而在于“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它提醒我们，在研究古代法书时，必须打破“文本”与“形式”的二元对立，以一种整体性的、沉浸式的视角，去倾听那穿越时空，依然在笔墨点画间隐隐搏动的文心与墨韵。这方寸之间的尺牍，因其完美的“双重建构”，而成为一座蕴含了无尽历史、艺术与人性光辉的文化丰碑。

参考文献

1. 王羲之著，刘秋增、王汝涛编注，《王羲之书法与书论》，济南：齐鲁书社，2018年。

2. 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

3. 祁小春，《山阴道上：王羲之研究丛札》，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9年。

4. 陈振濂，《尚意书风郄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

5. 邱振中，《书法的形态与阐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6. 白谦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7. 沃兴华，《中国书法全集·王羲之王献之卷》，北京：荣宝斋出版社，1997年。

8. 【德】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9. 安岐，《墨缘汇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点校本。

10. 张彦远，《法书要录》，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点校本。

11. 【瑞士】沃尔夫林著，潘耀昌译，《艺术史的基本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