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彬森：玩具、祭祀还是艺术品？新发现裴李岗文化人面陶塑猜想
更新时间：2026-02-05 21:45 浏览量：2
每年度的田野汇报会都是一场新材料与新认识的盛会。日前据2025年度河南省田野考古工作成果交流会报道，新发现属于裴李岗文化的人面和动物型陶塑，引起了笔者注意，拟就这些新发现进行讨论。
以往的认识中，我们中国最早关于人面形象的刻画（或称流行人面的），都较为集中在东北地区，自兴隆洼文化开始就有石质人像并形成区域文化传统，其他地区见诸报道的不多。其次主要在仰韶时代及之后，普遍出现人面形象的单体雕塑或人面型器物，如西北地区常有以人头像为器首的造型。单个的人像陶塑在长江流域有所发现，如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石家河文化以多种类动物、人抱“鱼”等形象出现。
环顾周边，好像中原地区自裴李岗时代以来这种发现就较为罕见，仅有的例子是新密莪沟遗址出土过一件人像，冠以风格质朴的描述来定义，裴李岗和贾湖遗址还发现有猪首等动物型陶塑。此次发现的多件人面陶塑，对该地区最早定居人群非实用目的艺术创作增添了实证资料。
摘自公开媒体图片
我们先看这次发现的陶塑人面和动物形象。有趣的是，突出报道的一件似乎笑的极为开心，并且呲着牙（图中被放大的那件），这不得不让人想到兴隆洼文化中白音长汗AT27②∶7出土的极为相似的石雕（同样眯缝着眼睛，牙齿突出），其余的人面多撅着嘴，或呲着牙，眼睛都较为突出，很像《西游记》里的霸波儿奔（图中左上角）。还有一些似为动物的头像，如猫头鹰首，以及站立姿态的动物，与后来石家河文化的动物陶塑在造型上相似。
当面对这些新的材料，我们该如何开展研究呢？可以提出三种假设。
假设1:
新闻报道中给出的解释是，与精神信仰和审美有关。笔者同样认为，这些陶塑不是实用器物肯定和精神信仰有关，但究竟该如何探知呢？首先探究人类的信仰系统确实很难，我们要明确这个前提，随之而来的是，就不能轻易的武断的给出结论。因为距今约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刚进入村落社会，而与当代社会横跨了农业时代、工商业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巨大。虽然人类的文化认知存在延续性和一致性，这也是考古学研究的基本前提，但当我们去推断数千年前史前人群的思维时，就需要非常谨慎；其次，反之我们也不能将之神秘化，陷入不可知论，或即似乎将非实用为目的的遗存都简单归为与祭祀或信仰系统有直接关联。面对不易解决的现象和问题时，我们需要提出若干有竞争力的假说，然后进行论证验证。比如，这些陶塑有没有可能就是当时裴李岗文化时期孩童的玩具呢？那些呲牙咧嘴的形象是否和目前很流行的labubu很像？有观点认为图中放大的那件人面头部“凸起”是介字形冠的祖源，那么如果是一件儿童玩具，它也许是婴幼儿头发稀疏的真实写照。依照这样的推论，人类会用玩具祭祀吗？有一个研究案例非常值得引起我们注意。一项发表在2022年《科学进展》（Scientific Reports）Owl-like plaques of the Copper Age and the involvement of children（青铜时代猫头鹰状牌饰与儿童的参与）的研究显示，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出土的距今5000年前数千件形似猫头鹰的雕刻石碑，以往观点认为，这些雕刻可能有仪式性质，代表神灵或死者。研究者重新审视了这一观点，他们先是通过考古形态观察评估了刻画特征，并邀请4至13岁现代孩童根据自己的理解画作的猫头鹰形象，通过比对发现有诸多相似性。而进一步观察石牌顶端的两个小穿孔，推断并不是为穿系设计，因为穿孔处并未发现磨损痕迹，而极有可能是制作完毕后插上真实猫头鹰的羽毛以完成“画作”。这就提醒我们如何转换思路，先对考古遗存形态进行观察，再提出假设，有针对性地做“实验考古”，达到逻辑自洽的论证。
假设2:
再进一步，我们仍可以认为可能和室内生活中的信仰系统有关。因为兴隆洼文化的诸多人像是摆放在显著位置的（正如张弛先生的论证），那同时代的裴李岗文化中的这些陶塑放置在哪儿？与什么遗物共存是我们想知道的。不过还未见报道，目前发布的信息是“东部生活区发现多室建筑及火塘堆积，出土具有特殊意义的人面獠牙陶塑“。也就是说，这些陶塑是在室内发现的，那么也就有可能与兴隆洼文化的陶塑人像功能相近。以上问题需要特别关注出土遗存的组合物关联，空间关系（如室内有灶，是否被有意放置在灶周围？），是否存在仪式化空间？是之后田野考古学层面尤其需要注意的。
假设3:
如果以上假设都不能令人信服，还可以就事论事，即认为就是一些陶塑，没有其他含义，这样的解释如何呢？这样的解释没有问题，但无法回答的是，为什么做成这样？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出现？如果这些疑问成立，那么我们还是要溯源人类更古老的过去，人类显然不是直接凭空出现在裴李岗时代的，数百万年前从有人类开始演化到数万年前的晚期智人阶段，已具备象征能力和物质化表达水平，对色彩、造型的认知与今人无异。那么如果直接从考古形态学视角出发无法提取更多信息时，是否可以换一种思路，就是与人类史前艺术的视角相结合来探究。艺术品是随着人类认知的提升而出现的（目前对最早艺术品的确认可早至距今10万年），数万年前先是用最为熟悉的石器或骨角器制作，如史前欧洲流行的用猛犸象骨骼制作的“史前维纳斯”，最初也是因夸张的女性形体被解释为生殖崇拜或女神崇拜，有一项研究着眼于人类自我认知的表达，并结合现代女性实验，得出是自我认知的，或者叫做“自拍”照的物化表现（参见Self-Representation in Upper Paleolithic Female Figurines，Current Anthropology Volume 37, Number 2 Apr.1996）。之后在农业起源阶段，人类普遍制作陶器，运用陶土塑造了很多艺术形象，它的母题仍然没有脱离对夸张女性形体、写实或变形动物形象的刻画。因此，史前艺术可以为我们提供另一种线索。与欧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丰富的壁画与雕塑相比，中国一直缺乏对应时段艺术品的考古发现，容易得出中国数万年以来的人类极其“务实”的结论。近年来从河南新郑赵庄发现的3.8万年至3.5万年古菱齿象头骨与赭石堆积，河北泥河湾盆地新庙庄5号地点距今1.8万年至1.5万年的鸵鸟蛋壳饰品，再到河南许昌灵井1.35万年的微型骨雕立鸟，山东临沂赵家徐姚1.32万年的动物陶塑，东亚古人类的象征行为在各地区零星出现的考古材料中逐渐凸显。针对人类从狩猎采集迈向农业时代这一研究课题，我们不但需要研究打制、磨制石器技术的延续与转变，陶器、动植物驯化、定居模式等与农业起源相关的重要议题，还可以从人类认知的角度发端，去关注中国史前艺术的深远脉络问题，从艺术的角度回答中国人审美情趣的源流，在普遍性和特殊性中看到人类艺术的共性和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