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杰克·朗的辞职开始：爱泼斯坦如何将文化艺术界变成权力的避风港 - 凤凰艺术
更新时间：2026-02-09 16:09 浏览量：2
杰克·朗
2026年2月7日，杰克·朗（Jack Lang）宣布辞去巴黎阿拉伯世界研究所（Institut du Monde Arabe，IMA）主席职务。
他并未被定罪，却必须辞职；他的名字在公开文件中被反复提及，他本人则始终否认越界。正是在这种悬置、暧昧、却已无法继续履职的状态中，一个更大的问题浮出水面——如果连法国文化体系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人物都无法全身而退，那么文化艺术，究竟在为谁提供保护？答案，最终指向同一个名字：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
以下是“凤凰艺术”为您带来的相关报道。
一个辞职，
为何会震动整个文化界？
2026年2月，法国前文化部长、法国“文化国家”理念最具象征意义的人物之一——杰克·朗（Jack Lang），宣布辞去巴黎阿拉伯世界研究所（Institut du Monde Arabe，简称 IMA）主席职务。
杰克·朗因其与杰弗里·爱泼斯坦的关联，已辞去巴黎阿拉伯世界研究所（Institut du Monde Arabe，IMA）主席职务。这位前文化部长自2013年起执掌该机构，任期长达十三年。
© 法新社 — 马丁·比罗（Martin BUREAU）
“杰克·朗做出了唯一可能的决定，当时的局面已经无法继续维持。”法国政府发言人莫德·布雷容（Maud Bregeon）于2月8日（周日）表示。
就在前一天，这位因其与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存在关联而受到质疑的前文化部长，正式辞去了该职务。
爱泼斯坦
多家媒体称，杰克·朗（Jack Lang）的名字在公开材料中出现超过600次（Le Monde统计为673次），往来时间段被报道为2012—2019。
从法律层面看，这起辞职并非源于任何定罪结果。多家国际媒体在同一时间反复强调：目前公开信息并未显示朗与任何性犯罪存在直接关联。
法国国家金融检察机关（Parquet national financier，简称 PNF）对杰克·朗（Jack Lang）及其女儿卡洛琳·朗（Caroline Lang）启动涉及税务欺诈与洗钱方向的初步调查，亦主要指向税务结构、资金往来以及反洗钱合规等金融层面问题。
但正是这种“尚未定罪，却已无法继续履职”的状态，使这一事件在法国乃至国际文化界引发强烈震荡。
因为，杰克·朗（Jack Lang）并不是一位普通的文化官员。
Jack Lang, le 5 octobre 2018
Crédit : LUCAS BARIOULET / AFP
他是法国前文化部长、教育部长，社会党重要人物。1981—1993年两度执掌文化部，重塑法国文化政策，将文化确立为国家治理核心；推动法国音乐节、固定书价制与“文化例外”。曾任国民议会议员、布卢瓦市市长，2013—2026年任巴黎阿拉伯世界研究所（IMA）主席，是法国文化—教育—外交体系的关键节点。
他几乎等同于一个时代的文化想象本身。
当这样一个人被迫退场，公众追问的便不再只是“他是否越界”，而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文化权力，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而这个问题，最终把目光引向了另一个名字：
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
巴黎阿拉伯世界研究所
为什么是杰克·朗？
文化权威本身，就是通行证
要理解杰克·朗（Jack Lang）辞职的象征意义，必须先理解他在法国政治与文化史中的位置。
爱泼斯坦在法国巴黎福煦大道的住所
在法国第五共和国历史上，杰克·朗（Jack Lang）是极少数真正重塑了一个部门历史定位的文化部长。在他之前，文化部主要承担“支持艺术”的行政职能；在他之后，文化被系统性地提升为国家治理与公共生活的核心工具。
他推动“法国音乐节”（Fête de la Musique）成为全民公共节庆；他通过“朗法”（Loi Lang）确立固定书价制度，将书籍从纯市场逻辑中保护出来；他将“文化例外”确立为法国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因如此，杰克·朗（Jack Lang）所代表的并非个人声望，而是一种制度级的文化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本身几乎无需再被验证。
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爱泼斯坦的策略显露出来。
爱泼斯坦的核心目标：
不是艺术，而是“被接纳”
回看爱泼斯坦与文化艺术界的关系，一个事实愈发清晰：
他并不真正追求艺术成就。他不试图进入艺术史，也不需要学术声誉。他真正追求的，是被文明社会核心圈层接纳的资格。
一件描绘新娘紧抓绳索的雕塑悬挂在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豪宅的中央中庭上方
在纽约、巴黎、伦敦这样的城市，仅有财富并不足以进入真正稳固的上层网络。
真正的通行证，来自于：
• 文化机构
• 艺术教育
• 博物馆与研究机构的董事会
• 策展人、馆长与文化官员
• 以及“看起来无可指摘的慈善身份”
一段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右）和杰克·朗（Jack Lang，左）在卢浮宫的视频是最新公布的爱泼斯坦档案的一部分
视频截图来源：美国司法部
艺术，正是这套系统中效率最高、警惕度最低的入口。
一旦被称为“文化赞助人”，
体面、缓冲与沉默，便会随之而来。
文化机构为何成为高风险场域
在制度层面，文化艺术界对爱泼斯坦而言，具备一系列高度脆弱的结构条件：
• 对私人赞助的高度依赖，使资金来源的尽职调查边界长期模糊；
• 强调自由与包容的价值取向，使道德审查常被视为“保守”；
• 以声誉与信任为核心运行逻辑，一旦接纳，质疑成本极高；
• 高度密集的社交结构，董事会、晚宴与开幕式构成低摩擦网络。
2019年7月8日，抗议者在纽约市联邦法院前举着印有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头像的图片
在这些条件下，文化机构并非主动提供庇护，但在客观效果上，容易成为声誉洗白的高风险场域。
杰克·朗（Jack Lang）所代表的，正是这一系统中最具权威性的文化入口。
艺术教育：制度最脆弱的一环
在爱泼斯坦与文化艺术界的关系网络中，艺术教育机构暴露出尤为脆弱的一面。
纽约艺术学院（New York Academy of Art，简称 NYAA）曾长期与爱泼斯坦产生交集。他以捐赠人及董事会相关身份进入学院体系。随后，多位受害者与校友（包括艺术家 玛丽亚·法默（Maria Farmer））公开指出，在这一环境中，权力、金钱与年轻学生之间形成了高度不对等的关系。
New York Academy of Art
需要强调的是：
这些问题所指向的，并非某一所学院的个别失误，而是艺术教育体系在募资机制下普遍存在的结构性脆弱性。
当“支持艺术教育”成为最高尚的身份标签时，进入校园本身便被默认为正当行为。
当艺术从审美转化为权力的视觉语言
爱泼斯坦与艺术关系中，最具象征意义的细节之一，是那幅后来广为人知的油画——
《Parsing Bill》。
画中，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身着蓝色连衣裙、脚踩红色高跟鞋，形象被戏仿、颠覆。
《Parsing Bill（解析比尔）》，2012年，佩特丽娜·瑞安—克莱德（Petrina Ryan-Kleid）作，布面油画
该作品完成于2012年，作者为艺术家佩特丽娜·瑞安—克莱德（Petrina Ryan-Kleid），当时她正在纽约艺术学院就读。艺术家本人事后明确表示，她并不知情作品最终的收藏背景，也未参与任何后续陈列决定。
多家媒体披露，这幅画被悬挂在爱泼斯坦纽约住宅的显眼区域，接近入口。
爱泼斯坦纽约联排豪宅外观
在这一空间语境中，艺术不再只是审美对象，而成为一种权力的视觉化表达：
谁被呈现，谁被悬挂，谁成为被观看与被戏仿的对象，本身就构成了一种不对等关系。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该作品的创作者或学院在创作阶段知晓其最终收藏背景。
法国连接：
时尚与模特行业的灰色通道
在法国语境中，爱泼斯坦的文化网络还延伸至时尚与模特行业。
法国模特经纪人让-吕克·布鲁内尔（Jean-Luc Brunel）被多次指认为爱泼斯坦物色年轻女性的重要中介之一。
美国法院文件指控，让-吕克·布鲁内尔（Jean-Luc Brunel，右）曾为杰弗里·爱泼斯坦物色并提供年轻女性
让-吕克·布鲁内尔（Jean-Luc Brunel）经营着自己的模特经纪公司
模特行业常被包装为“创意产业”或“艺术实践”，
但在这一链条上，其高度不对等的权力结构亦随之显现：
以“机会”“资源”“出道”为名，年轻身体被置于极度脆弱的位置。
在此意义上，艺术与时尚成为犯罪行为获得正当性包装的灰色通道。
这些图片还展示了在爱泼斯坦豪宅中的一些令人不安的艺术作品，画中儿童处于不雅姿势。——美国司法部
在一张照片中，可以看到爱泼斯坦家中展示着一幅令人不安的艺术作品，画中一个小男孩正低头看着自己的裤子。
还有一张照片显示，一个小女孩坐在爱泼斯坦的肩膀上。图片来源：美国司法部
从 Jack Lang 到整个文化系统
事实上，杰克·朗（Jack Lang）的辞职之所以引发超出个案层面的震动，还因为它触动了一段长期被回避的历史记忆。
杰克·朗在瓦卢瓦街的办公室里。 图片来源：Alain Denize/Sygma via Getty Images
1977年，一份发表于《世界报》（Le Monde）的公开请愿书，曾由多位法国知识分子联署，公开质疑刑法中关于未成年人性同意年龄（âge de consentement）的法律界限，并反对国家对所谓“自愿性关系”的刑事干预。该请愿书的签署者中，既包括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思想史重量级人物，也包括当时仍处于政治上升期的杰克·朗（Jack Lang）。
在随后的数十年里，这一立场并未在法国文化界形成系统性反思，反而被包裹进“性解放”“反权威”“反保守主义”的进步叙事之中。由此，一种并未被制度明文确认、却长期有效的文化逻辑逐渐成形——艺术与思想的激进性，被默认为可以抵消甚至覆盖私人领域中的伦理越界。这种事实上的“智识豁免机制”，成为法国文化精英体系内部默认的运行前提之一。
1984年1月12日，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在文化部长杰克·朗的陪同下，为巴黎新建的摇滚乐演出场所“天顶”（Zénith）揭幕。© JOEL ROBINE / AFP
这一结构性的宽容，直到2020年作家加布里埃尔·马茨内夫（Gabriel Matzneff）事件爆发后，才真正遭遇断裂。法国社会首次在整体层面否定了一个长期被容忍的前提：才华不再被允许抵消对未成年人的伤害。也正是在这一语境下，杰克·朗的历史角色被重新阅读——他的退出，并非针对某一具体定罪结果，而是一种迟到的象征性清算，标志着“法式宽容”作为文化合法性的终结。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杰克·朗（Jack Lang）的辞职才显得格外刺痛。
这并非一次简单的“名人翻车”，
而是一场关于文化权力结构的集中暴露：
• 当文化机构高度依赖私人资金；
• 当文化权威同时承担治理者与募资者角色；
• 当声誉成为最重要的无形资产；
文化本身，便可能从公共价值，滑向权力的遮羞布。
问题不在于名单，而在于结构
杰克·朗（Jack Lang）的辞职，不会终结爱泼斯坦留下的问题。
真正需要被审视的，从来不是——
“还有多少名字出现在文件中？”
而是这个更困难、也更迫切的问题：
当艺术被用来制造道德豁免，
当文化机构在制度条件下成为权力的避风港，
我们是否仍愿意重新定义——
赞助的边界、文化的责任，以及艺术应当拒绝什么？
这，才是杰克·朗（Jack Lang）事件真正暴露出的时代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