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述 | 信仰·艺术·世族——展览作品里的供养人
更新时间：2026-02-17 17:42 浏览量：1
“丝路回望·瓷上中国——釉色里的敦煌”展览以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为线索，将千年敦煌文化与千年陶瓷艺术连接，让我们从流光溢彩的釉色里感受来自2700公里外的敦煌艺术魅力。敦煌莫高窟是集建筑、雕塑、绘画于一体的艺术宝库，此次展品中不仅有敦煌研究院提供的328窟复原窟，还有大量江西艺术家赴敦煌采风后再创作瓷画作品，品类丰富。
▲ 敦煌莫高窟328窟复制窟
▲ 展厅现场
在展出的作品中，有的作品画面下半部分画了一些与画面主体佛僧形象不同的人物，他们的衣着更接近当时社会官员百姓的穿着，也由此让我了解到敦煌文化中的“供养人”角色。
▲ 范敏祺 段润 十一面观音，披帽地藏菩萨
什么是供养人？供养人指因信仰某种宗教，通过提供资金、物品或劳力，制作圣像、开凿石窟、修建宗教场所等形式弘扬教义的虔诚信徒。因此，敦煌出资开凿的石窟的人往往会在石窟里画上他们的形象，并有题记“某某一心供养”，供养人形象大多出自这里。除了壁画上的供养人形象，敦煌藏经洞还发现唐、五代、宋初数以百计画在绢画、麻布画、纸画等绘品中的供养人图像，这些图像来自各个时期、阶层、民族，并且往往记录的真人真事，是难得的珍贵资料。
▲ 展厅现场
一、供养人及供养活动
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站，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汉晋之后的敦煌也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站口，随着外国商人和北方少数民族在敦煌地区的活动，佛教和佛教艺术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一开始作为外来的佛教在统治者和信仰者多年改造下进行了本土化适应，融入了佛教思想、儒家思想和玄学，适应了当时的历史环境，这种中国化的佛教在各阶层“像瘟疫一样流行开来”，甚至前秦的苻坚为了得到名僧鸠摩罗什，不惜派吕光率兵七万远伐龟兹，由此可见当时敦煌地区佛教的盛行。
在统治者的倡导下，造塔立寺、开窟造像成风。最早的石窟供养人出于宗教信仰，为了苦修坐禅修行开窟，后来有供养人为家族祈福、来世福报、脱离苦难等愿望而开窟，到隋唐有贵族官吏为记录自身功德开窟……总之，开凿石窟是供养人积累功德的形式之一。
▲ 张议潮出行图 莫高窟156窟 晚唐
敦煌石窟开凿是一件耗费资金、人力、物力的事情，因此敦煌的大窟大多由官吏、贵族、世家出资修建，比如莫高窟北朝的两个大窟285窟、428窟，学界认为分别由西魏东阳王元荣和北周建平公于义主持建造的。
▲ 供养人像列 莫高窟428窟 北周
由于敦煌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当时社会盛行的宗教信仰，因此也有宗教人物、少数民族和庶民百姓也通过开凿石窟积累功德。由于石窟修建耗资巨大，因此百姓会多人结社共开一窟，例如北周428窟就是以结社形式开凿修建的“社窟”，石窟内绘有供养人像近1200身。西魏285窟画有24身供养人像，每身供养人像题名完整，不同姓名题记头衔都为“社人”，可知该窟由这24人结社修建。
▲ 东壁男供养人像 莫高窟285窟 西魏
1.供养人的社会身份
敦煌莫高窟有492个石窟，约7000条供养人题记，其中的供养人身份大致可以归为地方官吏、戍边将士、寺院僧侣、庶民百姓、少数民族几类。
▲ 回鹘女供养人像 莫高窟61窟 五代
地方官吏，即当时敦煌、河西及其它地方的官员，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官府小吏，以及他们的家属。戍边将士，即当时河西、敦煌、玉门关、阳关等地的节度使、军将、校尉等。寺院僧侣，包括都僧统、都维那、寺主、窟主、法师、法律、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等。庶民百姓，即题名中的清信士、清信女、施主、社人、社子、工匠等。还包括匈奴、鲜卑、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各少数民族的人物。
▲ 比丘及鲜卑供养人 莫高窟285窟 西魏
2.造像供养的动机
供养人最初造佛像目的是佛涅槃后仍可以礼拜、供养。《佛说作佛形像经》里记录：“佛去后我恐不复见佛,我欲作佛形像,恭敬承事之。”经书中还阐述了造佛像的许多好处：“作佛形像，死后不复入于地狱、畜生、饿鬼诸恶道中。其有众生见佛形像生恭敬心，叉手自归佛塔舍利者，死后百劫不复入于地狱、畜生、饿鬼道中，死即生天；天上寿终，复生世间势富之家。如是受福不可称数，会当得佛涅槃之道。”《佛说大乘造像功德经》则倡导供养人可以金属、木头、泥土等多种材质为佛造像：“若有人以众杂彩而为绩饰，或复镕铸金银铜铁铅锡等物，或有雕刻梅檀香等，或复杂以真珠、螺具、绵绣织成，丹土、白灰、若泥、若木如是等物，随其力分而作佛像，乃至极小如一指大，能令见者知是尊容。”
造像时功德，可以使供养人获得种种好处和福报，可以脱离痛苦，死后可以成佛升天，来世复生于大富大贵之家。经文里写道：“若有净信之心造佛形象，一切业障莫不除灭，所获功德无量无边，乃至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永拔众生一切苦恼”。
3.造像供养活动形式
敦煌的造像供养活动自公元四世纪到公元十四世纪持续千年，一共有三种形式，造像除了修建石窟，还有修建寺院、兰若、佛堂造像，以及绢、麻、纸造像。
除了政府官方修建的寺院外，百姓也会修建大大小小的佛堂、兰若，这些地方往往都有佛像、壁画。佛堂也称佛刹，指俗家弟子建的专供礼佛修行的地方。兰若又称阿兰若，本指出家僧人静修之处，在唐宋时敦煌地区多指寺院之外供僧俗信徒修行之所。
绢、麻、纸造像供养成本相对其它造像形式较低，敦煌藏经洞就大量出土了绢、麻、纸本的绘画品，产生于唐至北宋时期，五代至北宋初期的数量更多。这种绘画的造像形式便利，官员、贵族、妇女、百姓都可以参与其中。在英、法所藏敦煌绘画品中保存了题记为“清信士佛弟子缝鞋靴匠索章三一心供养”的2幅纸本画，《观音菩萨像》和《多宝佛像》，题记内容是缝鞋靴匠索章三说自己身份低微钱财较少，不能绘制绢画，也无力绘制自己的供养像，只能出资供养两幅纸画，在画中写下供养题名，因此为我们留下了千余年前一个底层人民造像供养的珍贵资料。
4.供养人形象的历史演变
供养人画像是中国古代佛教艺术中独具特色的一类画像。这些画像不仅是信徒修建佛塔、积累功德的自我示意，更是跨越各民族、各阶层的广泛社会群体功德像。其主要功能从最初的宗教功德（劝善戒恶）逐渐转变为社会宣传，反映了当时的政治与身份地位。
▲ 莫高窟303窟 隋
供养人画像的形象与规模经历了显著的演变。首先，规模上从早期壁画中约20厘米的小型画像，发展到隋唐时期高达2米的巨幅画像。其次，形式上从单纯的正面排列，发展到描绘仆从、车马，甚至是全家福式的群像，体现出供养人炫耀地位的欲望。第三题记上从简略的姓名记录，演变为详细记载头衔官职的铭文。
供养人画像不同历史时期的形象各有特点。早期（十六国、北魏）画像较小，常见于佛龛沿下或壁画佛像下部，主要是汉族仕人及其眷属，亦有少数民族画像。北魏晚期至西魏，引入了“秀骨清像”的审美，注重传神写照，开始出现车马和仆从人物，审美价值上升。隋唐鼎盛期，壁画进入繁荣期，画像转向巨幅、华丽，绘制在甬道墙壁上，题记详细，服务于政治宣传。
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画像，跨越千年，始终与中国绘画发展相连。它们既是当代绘画美的典型形象，也是中国古代肖像画发展的图谱，反映了从汉儒到魏晋仕人风姿，再到隋唐仕女仪容和五代宋代世俗生活的风格演变。
二、展览作品里的供养人
此次展览作品中有4件直接描绘供养人形象的作品，分别为范敏祺等艺术家分别在2024年和2025年合作的2件高温颜色釉瓷画作品《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像》，范敏祺、段润2025年创作的高温颜色釉《十一面观音，披帽地藏菩萨像》，以及艺术家洪爵振2024年创作的古彩陶瓷瓶《都督夫人礼佛图》。
▲ 范敏祺、段润 十一面观音，披帽地藏菩萨像
100cm×100cm 高温颜色釉 2025年
其中洪爵振的《都督夫人礼佛图》出自敦煌130窟的壁画，范敏祺、马芳《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像》出自法国吉美博物馆藏的出自敦煌藏经洞的宋代绢画《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像》，鉴于另外两件作品暂未查找到直接对应的壁画或绢画，下文将从这两件作品解读供养人信息。
1.
瓷瓶上的唐代供养人：都督夫人供养像
（130窟壁画）
展览作品洪爵振的古彩瓷瓶作品《都督夫人礼佛图》，是取自莫高窟130窟题记为“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一心供养”的供养人壁画，约绘于盛唐天宝十二载(753)后。朝议大夫使持节都督晋昌郡诸军事守晋昌郡太守兼墨离军使乐庭瓌，驻节晋昌郡(即瓜州)，所以在第130窟绘都督及其夫人王氏供养像。该画为现存唐代规模最大的贵族女性礼佛场景供养人画像，亦是莫高窟中第一幅等身高供养人像。
▲ 洪爵振 都督夫人礼佛图
这是一幅规模宏大的供养像，共十二人，体现了贵族家庭的全景图。该壁画以晋昌郡都督乐庭瓌之妻太原王氏及其家族为核心，展现盛唐贵族礼佛仪制的典型图式，现因年代久远已无法看清原貌。画面中有都督夫人、女儿及仆从，旁有榜题书写赞誉，显示了当时家族对佛教的崇敬与炫耀。
▲ 段文杰复原临摹莫高窟130窟 都督夫人礼佛图
▲ 段文杰临摹
敦煌130窟甬道南壁 都督夫人供养像
▲ 段文杰临摹
敦煌130窟甬道北壁 晋昌郡太守乐庭壞礼佛图
该像被认为是敦煌供养人壁画中最成功的一幅，是研究盛唐时期服饰、妆容以及贵族生活方式的重要实物证据。原作由于年代久远和自然因素的侵蚀，已有多处残缺和颜色褪色。著名敦煌学家段文杰先生曾对该像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临摹，呈现其原本的神韵和细节。
2.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敦煌北宋绢画：《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图》
▲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像》绢画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
这件绢画原作绘于为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现收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画面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中心为千手千眼观音菩萨，观音跣足立于莲座上，周围众多侍从和变相，旁有榜题，左右对称，从上到下有五方佛来会时、飞仙赴会时等。下方右绘地藏菩萨和道明和尚，中间黑字书写绘大悲菩萨一铺邈真功德记并序，后有题记“于时太平兴国六年辛巳岁六月丁卯朔十五日辛巳题记”，左绘供养人樊继寿像及其仆从。
▲ 樊继寿 供养人像（绢画局部）
从画中文字可知，此画绘于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供养人是樊继寿,是敦煌地区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麾下官员，其官衔为“节度都头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画中文字由他的下属官吏“节度押衙知上司书手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汜彦兴所写。他头戴平脚蹼头,身着黑袍,手持银色带柄香炉恭立,画者用重墨画眉,用细墨线勾勒出眼睛轮廓传神地绘出供养人左目失明的容貌。其身后为捧团扇和兵器的二侍从,以及手持水瓶的侍童,画技绵密。
▲ 范敏祺、马芳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像
范敏祺等艺术家合作的高温颜色釉瓷画作品《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像》不仅用陶瓷的形式复刻这件作品，色彩莹润饱满，更在作品中加入千佛形象，进行二次创作，将陶瓷艺术与敦煌文化巧妙结合，焕发新的创作活力。
三、
世族供养：248窟与敦煌索氏
“敦煌石窟修建为什么能持续千年之久？敦煌研究员史苇湘先生认为“敦煌莫高窟是古代敦煌豪门世族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敦煌世族从西汉到宋初的千余年间，先后有李、曹、张、索、翟、阴、阎、令狐、慕容、马、王、宋、杜、吴、康等大族，他们与敦煌石窟的关系密切，敦煌石窟大多由他们的家族出资修建。世族修建石窟目的是将宗教信仰与家族荣誉联系在一起，使石窟成为世族的精神墓地与权力象征，进一步提升家族的政治影响力。
▲ 何鄂 摹敦煌北魏248窟菩萨
釉色里的敦煌”展览的第一件展品是何鄂老师摹敦煌菩萨像，这尊菩萨来自北魏时期修建的248窟，该石窟的供养人题记清晰，记载“信女索金一心供养”“信女索……供养”，可以推测该窟是敦煌索氏出资修建的，可惜关于索金本人的资料不多，仅有她来自索氏这一信息。而索氏扎根敦煌数百年，深度参与了古代敦煌的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仅索氏相关的石窟就有9、12、45、55、62、94、98、144、248、265、263等窟，时间跨度从北魏到宋初归义军曹氏政权时期，可见索氏家族的政治影响力和生命力。
1.敦煌248窟
▲ 248窟中心塔柱
248窟修建年代学界推定在北魏，建筑形式为中心塔柱窟（又称塔庙窟），来源于印度支提窟,即在石窟中供奉佛塔。方形主室中后部凿出连接窟顶与地面的方形塔柱，中心塔柱前方的窟顶为仿汉式建筑的中间起脊两面斜坡的人字披顶，石窟后部平棋顶，是中西融合的石窟形式。洞窟核心的中心塔柱雕刻精美，四面各开一个龛室，供奉佛说法、禅定、苦修、成道四组塑像，每组三尊彩塑，组成一佛二菩萨的形式。
敦煌的石窟还有禅窟（即僧房）、殿堂窟（即倒斗藻井窟）两种形制。禅窟和塔庙窟流行于隋唐以前，隋唐时殿堂窟开始流行。禅窟是僧侣坐禅修行的地方，如268、285、487等窟；塔庙窟适应善男信女右旋绕中心塔巡礼观像，如248、251、257等窟；殿堂窟则是群众礼拜供养的场所，如272、249、296等窟。
▲ 展厅现场
何鄂老师临摹的敦煌北魏248窟菩萨像就是位于石窟中心塔柱上佛像身侧的菩萨。这尊菩萨头戴仰月冠，鼻梁高耸直通额头，眼窝深陷，长相具有西域特征。在服饰的塑造上不同于中国传统通过粘贴泥条展现衣纹垂坠质感，而是运用西域典型的“阴刻线”形式，展现人物腰身曲线与衣物的贴身效果。248窟从建筑形式到塑像形象，都有中西融合的迹象，一定程度反映了佛教的本土化趋势。
1.
开凿的时代背景
▲ 248窟壁画 说法图
248窟开凿于北魏晚期，这个时期对敦煌石窟修建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除了当地世族就是东阳王元荣。东阳王元荣是北魏宗室，于北魏孝昌元年(公元525年)出任瓜州刺史，公元529年受封为东阳王兼领瓜州刺史直到西魏大统十年(公元544年)，他在敦煌的20年间大兴佛事，抄经造像，从上至下进一步推动崇佛热潮。他的政治地位重要，文献记载他任使持节、散骑常侍、开府仪同三司等职务。使持节可以代表皇帝行使军政权，散骑常侍是皇帝近侍，掌规谏过失、备顾问应对，开府仪同三司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创设的高级官位，核心内涵为开设府署并自置僚属（开府），同时享有与三司（包含三师太师、太傅、太保及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相同的礼仪规格（仪同三司）。
▲ 元荣经书题记
元荣的崇佛热情表现在出资抄写经书上，古代敦煌地区就已经有写经生、校经人等职业，还有寺院僧尼从事写经事业，也会召集世家抄写经书。根据元荣相关的经书题记记录：“大代大魏永熙二年七月十五日，清信士使持节、散骑常侍、开府仪同三司、都督领西诸军事、骠骑大将军、瓜州刺史、东阳王元太荣，自惟福助微浅，每婴缠患，无方自救。仰恃天王发誓之重，仰为比沙門天王敬造《涅槃》一部四十卷，《法华》一部十卷，《大云》十卷,《观佛三味》一部十卷,《金光明》一部五卷，《袒持》一部四卷,《贤愚》一部十七卷,《维摩》一部三卷,《药师》一部一卷，合一百卷。天王成佛，弟子所患永除，四体休宁，所愿如是。”可以看出元荣十分崇信佛教。
元荣出资抄写了大量佛经供奉，有学者认为他亦主持莫高窟石窟修建。285窟修建发生在他敦煌任职二十年之内，窟内供养人题记虽主要是阴氏、滑氏，但学界判断285窟可能由元荣主持修建。北魏时期的敦煌最高统治者崇佛，世族上行下效，民间佛教流行，248窟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由敦煌世族索氏出资修建。
3.敦煌索氏
敦煌地区世族很多，这些世族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受朝廷赐封，“从官流沙，子孙因家，遂为敦煌人也”，如翟氏；二是“徒居敦煌，代代相生，遂为敦煌望族”，如索氏；三是因发配贬谪而亡命敦煌，子孙繁衍，而成为敦煌世家，如李氏；四是归附中原王朝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首领部落，定居敦煌后很快成为大姓豪族，如令孤氏、慕容氏。
▲ 法藏P.2625《敦煌名族志》“索氏”
索氏就是“徒居敦煌”而成为敦煌世家。索氏起源有说法是源于子姓的殷商后裔，《敦煌名族志》描述:“索氏，右其先商王帝甲封子开于京索……”。而索氏自中原迁居敦煌的原因，根据《敦煌名族志残卷》记载可知敦煌索氏是西汉大夫索抚之后，索抚因直谏忤旨，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从钜鹿南和在敦煌建郡同年迁居敦煌。索氏家族累世为官，家族人物辈出，成员在军事、政治文化领域均担任要职，“敦煌五龙”中索氏就有三人。两汉时期索家就通过军功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曹魏西晋十六国时期家族进入繁荣阶段，隋唐时期家族继续发展。
索靖是家族中里程碑式的人物，是北地太守索湛之子，累官至司空，是西晋最负盛名的书法家，书法学习张芝，时人称“瓘得伯英之筋，靖得伯英之肉”。《晋书》本传也称其“少有逸群之量，……驰名海内云云”。索靖做官时为西镇要职，大部分时间也是在敦煌或附近地区。莫高窟第156 窟前室唐人墨书《莫高窟记》中有“晋司空索靖题壁于仙岩寺”之记载，说明索靖与敦煌石窟的密切关系。
▲ 明拓索靖出师颂帖册 故宫博物院藏
3.索氏崇佛
索氏以儒学传家，从中原迁居敦煌后，由于政权更迭战乱频繁，为保持家族利益和生活环境，思想意识开始发生变化，逐渐接受外来的佛教，从“儒学独尊”转变到了“儒释兼行”。从西晋的索靖到唐代的索义辩，索氏家族始终保 持着对敦煌佛教的虔诚信仰和对地方政权的政治参与度，直至归义军时期达到巅峰。
索氏家族不少成员出家为僧，研修佛学。北朝时期，索氏家族成员释法颖（俗姓索，敦煌人）十三岁出家，后以精通律藏知名，前往江南开律席，备受重视，为佛教发展做出了贡献。归义军时期就有索氏任僧统，僧统是中国古代朝廷任命的掌管全国僧尼事务的僧官，是河西佛教领袖。吐蕃时期都教授是佛教最高领袖，索崇恩担任这一职务。晚唐的金光明寺都法律（佛教职务）索义辩是索抚后人，也是敦煌僧界有影响力的人物。敦煌文书中记载了很多索氏家族担任佛教职务的人员，分布于佛教界各个阶层，可见索氏在敦煌佛教的影响。
索氏崇佛不仅在于家族成员出家为僧尼，更是在开凿石窟上不遗余力。除了248窟已被公认为索氏家窟外，修建于北魏的265窟北壁第三身供养人像题名为“阿婆索氏一心供养”；北魏263窟社团出资的洞窟供养人画像题记有“社人索苟住”、“社子索丑……”。隋代以后索氏出资修建几个大窟，12窟、144窟、45窟，其中12窟窟主就是敦煌光明寺高僧索义辩。
索氏修建石窟之外还参与修建寺院，归义军时期索勋代替张氏出任归义军节度使，《索勋功德碑》记载他于城东北重修古昔寺院，据郑炳林研究重修的应该是沙州城东北的龙兴寺。《索义辩和尚修功德记》称索义辩“建宝刹于家隅，庄成紫磨，增修不倦，片善无遗。”《索崇恩和尚功德记》记载索崇恩“尊座洞户，废除积聚，求……日，建寺办心……应响云奔，襁输而造寺。”索氏在龙兴、报恩、金光明寺的修建和发展上都有资助，并在敦煌修建家寺，敦煌文书中可查“索使君佛堂”、“索家佛堂”、“索家兰若”等。
四、结语
▲ 展厅现场
“供养人”是为积累功德、祈福来世而出资修建石窟或造像的人，其身份跨越官吏、将士、庶民及少数民族，形成了从宗教功德到社会宣传的演变。展览中四件作品中有清晰的供养人形象，《都督夫人礼佛图》体现了盛唐贵族的礼佛仪制，《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像》记录了北宋官员樊继寿的供养行为。以展厅里的供养人形象为引，追溯敦煌莫高窟的供养人身份，分析敦煌石窟得以千年延续的根本原因。通过展出的248窟菩萨像追溯敦煌世族索氏的家族历史，分析世族如何将佛教信仰与家族荣誉结合，使石窟艺术成为政治权力与宗教信仰相互交织的精神象征。
撰文：江西省美术馆三级美术师 肖念
资料提供：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田雨 邱昱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