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敦煌的守护神

更新时间：2025-06-27 13:16  浏览量：1

常书鸿，1985 李江树 摄

编者按：

31年前的今天，1994年6月23日，常书鸿——一位值得国人铭记的先生走了。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任所长。与董希文、李浴等十余位研究人员在极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保护、临摹、测绘、资料记录、内容考察等工作。1950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继续任所长。所内分设保护、考古、美术、资料、摄影等组室，全面开展临摹、保护、研究，临摹作品曾先后在国内外展出。该所修复了许多病害壁画和彩塑，配合保护工程，开展了窟前考古清理发掘。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段文杰任院长，常书鸿任名誉院长，下设保护研究所、美术研究所、考古研究所、文献研究所、资料中心、陈列中心、编辑部、摄影录像部等。对敦煌学的研究，包括石窟考古和石窟艺术保护作出了新贡献。现在，敦煌研究院已发展成为国内外具有规模和影响的世界文化遗产遗址博物馆、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和敦煌学研究基地之一。

31载光阴流转，“敦煌守护神”从未远去。常书鸿先生以一生赤诚，扎根大漠，守护千年瑰宝莫高窟，奠基敦煌学研究。他筚路蓝缕，忍常人所不能忍，让濒危的敦煌重焕生机。先生虽逝，风骨长存。今日追思，致敬那份超越时代的文化担当与守护精神！

常书鸿：敦煌的守护神

撰文｜王志勇

常书鸿，1923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1927年自费赴法国留学，1932年毕业于法国里昂国立美术学院。他的作品多次入选法国国家艺术沙龙展，并先后获金质奖章三枚、银质奖章二枚、荣誉奖一枚，因此成为巴黎美术家协会超选会员、巴黎肖像画协会会员，是中国现代西洋绘画的先驱之一。经济条件逐渐好转后，常书鸿把夫人陈芝秀也接来了法国，还有了可爱的女儿沙娜。

在巴黎生活了十余年，常书鸿越来越不满于欧洲艺坛的没落与陈腐，更苦闷于自己艺术创作上的种种难以解决的问题，他既想离开，又留恋巴黎丰富的艺术宝藏，心里十分矛盾。一天，常书鸿从卢浮宫博物馆出来，按惯常的散步路线，经过卢森堡公园，沿着圣杰曼大道走到塞纳河畔的旧书摊看书。在一家专售美术图册的书摊上，他发现了一本六册合订的《敦煌石窟图录》。

“我打开了盒装的书壳，看到里面是甘肃敦煌千佛洞壁画和塑像图片三百余幅，那是我陌生的东西。目录、序言说明这些图片是1907年伯希和从中国甘肃敦煌石窟中拍摄来的……这些壁画和雕塑的图片虽然没有颜色，但那大幅大幅的佛教画，尤其是5世纪北魏早期壁画，气势雄伟的构图像西方拜占庭基督教绘画那样，人物刻画生动有力，其笔触的奔放甚至于比现代野兽派的画还要粗野。这距今1500年的古画，使我十分惊异，甚至不能相信。我爱不释手地翻着﹑看着……这是多么新奇的发现呀！”

书摊主人告诉常书鸿，不远处的吉美博物馆正在展出得自敦煌的绢画。第二天一大早，常书鸿便来到了吉美博物馆，在这里，他看到了许多伯希和盗自敦煌的大幅唐代绢画。他第一次感到，较之西方早期艺术，敦煌艺术无论是在时代上，还是在艺术表现技法上，都更为先进。

“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因为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自豪地以蒙巴拿斯的画家自居，言必称希腊、罗马的人，现在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自责自己数典忘祖，真是惭愧之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他听到了一种召唤：一定要回去，去敦煌。

1936年，常书鸿将妻女留在巴黎，孤身回国，到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常书鸿随北平艺专辗转数年，先后迁至牯岭、浣陵、贵阳、昆明，直到1941年才在重庆落脚，离他魂牵梦萦的敦煌越来越远。

1941年10月5日，视察河西走廊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前去看望在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好友张大千，张大千向他感叹敦煌艺术如此珍贵，莫高窟乏人管理，长此以往必会颓败，以至废弃。于右任赋诗慨叹：“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1942年，于右任提请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后经讨论改为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2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即将筹备成立的消息在重庆见报，常书鸿任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2年冬，常书鸿只身离开重庆飞往兰州，时隔6年，他终于向着敦煌前进了！

在兰州，经过两个多月与各种部门的反复交涉、沟通、求告，常书鸿终于凑齐了人员与物资。去往敦煌的前夜，常书鸿在笔记本上写道：

“明天，1943年2月20日，我们要出发去敦煌！”

经过一个月的汽车颠簸，常书鸿一行到达安西，这里与敦煌之间，还隔着二百多华里的戈壁，没有公路，唯一的交通工具是骆驼。第四天凌晨，常书鸿在骆驼背上看到一轮红日从嶙峋的三危山高峰上升起，驼队转过一个沙丘，不远处的峡谷中跃出一抹绿色。骆驼奔跑至山坡下的小溪边狂饮，目光所及之处，无数开凿在峭壁上的石窟在阳光照耀下绚烂壮观。敦者，大也；煌者，盛也。敦煌，到了！

初到莫高窟的常书鸿，感受到了敦煌的辉煌，也目睹了它的破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计算了一下，至少有上百个洞窟被流沙掩埋，虽然生活、工作条件异常艰苦，但大家工作情绪仍很高涨，我们雇了少数民工，在洞窟外面要修建一条2米高、2000米长的围墙，把下层洞窟的积沙，推到0.5公里之外的戈壁滩上去。此外，还要修补颓圮不堪的甬路、栈桥，修路、植树，这些工作，我们整整大干了十个多月。”常书鸿等人修建的围墙，后来被称为敦煌的“长城”。

为了召集人手、筹措资源，常书鸿不断给内地的友人和学生写信，并从重庆把妻子和儿女也接来了敦煌。董希文、张琳英、李浴、向达、谢稚柳……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陆续来到了敦煌。

1944年1月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办公地点设在莫高窟九层楼附近的中寺（皇庆寺）内。成立之初，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不到10人，办公吃住都在寺中的七八间土房内。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里一直是艺术研究所和后来改名的文物研究所的工作和生活基地。

大家都在研究所的食堂吃饭，伙食就是一碗面条，没有菜，只是加一勺醋、一勺盐调味。虽然没有硬性规定上下班时间，大家都十分自觉，吃完饭就早早进洞子调查、临摹，各干各的。

艰苦的环境、简陋的条件不断考验着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们——颜料短缺；喝大泉河的咸水喝得常常拉肚子；经费匮乏、条件简陋……这一切，让过去生活在艺术世界的常书鸿陷于深深的压抑和烦躁之中，经常因为一些琐事和妻子吵架。一天，陈芝秀不辞而别。常书鸿连夜追到安西，问遍了车站、旅店，也不见出走的妻子，最后，常书鸿总算打听到消息，又继续向玉门方向追去，饥劳困倦的他途中一头从马背上摔下来。后来常书鸿才知道，自己被地质局的考察队员救起，经过急救和三天的护理，才捡回一条命。

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发来一道命令：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石窟管理工作移交敦煌县政府。常书鸿立即写信给于右任等人，力陈保护敦煌、研究敦煌的重要性，希望教育部收回成命；又给曾支持敦煌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写信告知研究所即将被撤的消息，并表示了大家坚决不走，继续干下去的决心，希望他们代为呼吁。8月15日，日寇投降的消息传到了敦煌，常书鸿激动地跑到大佛殿上，重重地敲响了铁钟。为了欢庆抗战胜利，研究所难得地杀了一只羊，热热闹闹地聚餐庆祝。几乎同时，敦煌研究所将由中央研究院接管的通知也到了，伴随通知而来的，还有一笔经费。双喜临门，常书鸿喜不自胜。

但是，在欢庆喜悦之余，大家的思乡之情油然滋生。很多工作人员返回家乡，莫高窟变得一片冷寂。虽然研究所名义上为中央研究院接管，但直到这年初冬，也不见有人前来接手具体工作。于是常书鸿当掉衣物筹措路费，带着一对儿女前往重庆落实接管关系。临行前，他对留守人员说：“你们一定要好好保管洞窟，我还要回来的。”抗战胜利后的重庆，政府机构都忙着回迁，熟悉的朋友都劝常书鸿一起返回内地，他却决意要恢复敦煌艺术研究所，但此时已很少有人顾及敦煌的命运。经过两三个月的奔走催促，常书鸿终于见到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院长，落实了人员、经费、资料和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1946年，常书鸿带领着他新招收的中央大学艺术系和国立艺专的段文杰、霍熙亮、欧阳琳等许多学生回到敦煌。第二年，更多的人来到敦煌，其中就有国立艺专的学生李承仙，她是常书鸿的新婚妻子，此后的几十年，她与常书鸿相濡以沫、相伴终生。

1949年之后，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继续任所长。李承仙是所里的党支部书记、副所长。1956年，常书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文革”期间，常书鸿夫妇身心遭受了严重伤害。1972年4月，著名美籍作家韩素音访华，向周恩来提出要见常书鸿。常、李因此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恢复名誉、补发工资、住院疗伤。上级拨款突击修复装潢了他们被破坏得面目全非的住宅，以便接待外宾……

1982年，常书鸿离开敦煌，回到北京治病。他一直想回敦煌，一直回不去，一直客居北京。

这张照片拍摄于1985年。照片上，常书鸿的头发花白，吃力地凑近画板，枕腕执笔，细细地在纸上描画着，全神贯注，宠辱皆忘。

1987年，83岁的常书鸿最后一次回到敦煌。临终前，他叮嘱女儿常沙娜：“我将来死也要回敦煌。”日本作家池田大作问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先生将选择什么职业？”常书鸿回答：“我不是佛教徒，但如果来世还能投胎为人，我将还是常书鸿，继续完成我未完成的工作。”

1994年6月23日，常书鸿魂归敦煌，享年90岁。他的墓碑面对着莫高窟，上面镌刻着赵朴初题写的大字：“敦煌守护神常书鸿”。

摘自｜《追光者：一个人和76幅肖像的时代记忆》

出版社｜西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