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纵队的“艺术堡垒〞
更新时间：2026-03-01 21:36 浏览量：1
1949年，上海一大批女兵先后入伍，成为26军文工团和各师文工队文艺战士，其中有我妈妈赵秀珍。她和26军许多文艺战士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
妈妈晚年记忆力衰退，但对26军文艺战士的名字和故事，却深深地留在她的印记中，时常向我说起。
妈妈生前给我留下最动人的那一幕，是她经常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客厅里，翻看她和26军文艺战士的影集，她视战友为亲人，默默地念着他们的名字。每每回想些这些，我心中一阵阵酸楚。我想妈妈了，就看妈妈和26军文艺战士的相片。
一排左一朱明智、左四赵秀珍、左六陈素瑛，二排左二魏瑞珍
26军文艺老战士曾在济南、上海等地多次举办联谊活动，赵秀珍都参加了。
1999年5月，26军文艺老战士泉城聚会，这是26军文艺老战士第一次相聚。
2000年，26军文艺老战士古城聚会，这是26军文艺老战士第二次相聚。
2000年10月，26军文艺老战士上海聚会，这是26军老战士第三次相聚。
2001年5月，26军文艺老战士申城聚会，这是26军文艺老战士第四次相聚。
2013年9月，26军文艺老战士济南再聚，这是26军文艺老战士第五次相聚。前排左一起八刘乃晏，爸爸刘乃晏参加了这次联谊会。
由于妈妈是26文艺战士，所以我也比较关注26军文艺队伍的历史和业绩等情况。
王绍洛
最近，我翻阅相关资料，见到王绍洛前辈于20世纪50年代发表过一篇文章，《从山东“鲁艺”到“宣传大队”》，文章全面详细介绍了26军文工团前身“鲁艺〞和“宣大〞的战斗历程。
抗战时期，山东纵队“鲁迅”和“宣大〞的文艺兵，听党指挥，跟随部队作战节奏，部队打到哪，他们跟到哪，为前线部队送去“精神”食粮。他们紧跟时代步伐，创作部队将士喜爱的作品，鼓舞部队士气。他们虽没有用武器直接打击敌人，但是用文艺这个武器，振奋部队士气，激起部队抗战决心和斗志。
“鲁艺”“宣大”和八纵文工团、26军文工团的老前辈，是我们26军后代心目中可歌可泣的英雄文艺战士。
一、“鲁艺”首任校长王绍洛
王绍洛，男，汉族，1909年出生，山东昌邑县人。1931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在鲁迅先生的直接领导下，带头发起成立“上海MK木刻研究会”，是山东省左联领导人之一。1937年任“民先”昌邑站大队部大队长。1938年参加了“左翼美术家联盟”。“九一八”事变后，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生代表，参加了向南京国民政府的请愿，迫使蒋介石答应学生提出的收复东北，抗击日本的条件。1938年10月任中共昌潍联合县委统战部部长，同年秋调八路军山东五支队任宣传队长，并组建了“国防剧团”任团长兼导演。同年12月受上级委派返回昌邑，帮助恢复地方党组织建立地方武装昌邑县第一个县大队。1939年调任山东省鲁迅艺术学校校长，后任“鲁艺宣大”大队长。1940年当选山东省临时参议会正式参议员，省文化界救亡协会执行委员，省艺术协会主任委员。
1943年赴延安学习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东线情报副主任，1946年到山东后任东海地委统战部部长，兼任青岛市委书记、市长、日韩工委书记（国际情报），受到华东局的通报嘉奖。1947年春，圆满完成了与美国第七舰队司令员柯克就美机降落山东荣成崖头一事的谈判任务。
1949年全国解放后，任山东省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兼任青岛市人民政府外事处长等职，在处理外国侨民事务和几起重大涉外事件中颇有创新和建树，贡献突出，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和称赞，并推广了他的做法。1979年任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山东省学会副理事长。
王绍洛“文革”中多次蒙冤，受到不公正待遇，1981年彻底平反昭雪。1990年病逝。
二、山东纵队的“艺术堡垒〞
1938年12月，“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五支队”司令员高锦纯同志，派王绍洛回故乡昌邑，协助地方党组织，发动和建立起昌邑县第一个县大队。正当县大队进行军事训练的时候，五支队副司令员兼十九旅六十一团团长吴克华同志率部路经昌邑，命会王绍洛以联络参谋的身份，向当时还打着抗日招牌的国民党土顽于慈航、张景月等部“借路”，一同前往鲁中。于是，王绍洛随着六十一团摆脱种种阻挠和层层封锁，向当时的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指挥部所在地沂蒙山区的王庄前进。
（一）、黎政委鼓励王绍洛筹办山东“鲁艺”
部队进入沂水县境时，山东纵队政委黎玉同志特地前来迎接。吴克华同志简短地向黎政委汇报了征途情况后，指着王绍洛对黎政委介绍说：“他是五支队宣传队长。'九一八'事变在上海'美专'求学时，就参加了我党领导的'左翼美术家联盟'，曾在鲁迅先生直接领导下，发起创办过上海MK木刻研究会。抗战以来，又先后在昌邑和胶东组织过抗战剧团、国防剧团。”
“你来得正好！黎政委一面与王绍洛握手，一面高兴地说：“抗战以来，山东的各项工作都有了很大发展，就是文学艺术方面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列宁早就说过：文学艺术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我们必须认真地办好文学艺术事业，充分发挥它的宣传教育作用。山东有许多文学家、艺术家，只有少数留在敌占区，多数分散在我们省内。山东纵队党委早就研究过，应该把他们组织起来，发挥他们的作用，为敌后游击战争服务”。黎政委如此熟悉和重视文艺工作，使王绍洛深受感动，他不禁插了一句：“是应该把他们组织起来，为抗战服务〞。“那就把这项任务交给你”。黎政委的目光猛然一亮，兴致勃勃地说：“我们以山纵宣传大队为基础，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为榜样，筹建山东鲁迅艺术学校，把留在我省的文学家、艺术家发动起来，聘请他们当教员，由你来当校长，山纵宣传大队长华楠任政治协理员。通过这个艺术堡垒，为抗战培养文艺骨干。你看怎么样”？
王绍洛立刻意识到这副担子分量不轻，急忙答道：“黎政委！我虽然学过画，搞过木刻，也组织过剧团，但都是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实在没有创办鲁艺的学识和能力。这副担子，我怕是……”“你怕什么？怕是错误的〞。黎政委语气平静但十分严肃地开导王绍洛：“要知道，我们现在是创业时期。顾名思义，一切事业都得开始于创。绝不是学会了再干，而是干中学，学中干。我们部队的指战员，哪个原先就会打仗？不都是在斗争实践中边干边学的吗”？
黎政委的话，使王绍洛心里豁然开朗，顿时增添了接受任务的勇气和力量。黎政委似乎看出了王绍洛的思想变化，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爽朗地笑了一阵，和王绍洛攀谈起来，从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功绩，谈到延安“鲁艺”的战斗作用，又从延安“鲁艺”转到山东“鲁艺〞的筹办事宜……黎政委那平易近人的领导作风，深入细致的工作方法，体贴入微的关心帮助，给了王绍洛很大鼓舞和力量。他表示：“在首长的关怀下，我有信心，有决心，一定把山东鲁艺办起来”。
（二）王绍洛为筹办“鲁艺〞奔波沂蒙山区寻找文化人才
山东的画家、音乐家、戏剧家，和王绍洛熟悉的很多，其中不少是他的老同学、老同事，有些人老家就在沂蒙山区。但抗战以来，大都失去了联系，也不知谁还留在家乡。
王绍洛仔细想了一下，老同学杨荆石家在蒙阴县，他也是左翼“美联〞的成员，思想很进步，估计有留在沂蒙抗日根据地的可能。王绍洛赶到蒙阴县委一了解，杨荆石果然在家乡参加了地方工作，并担任区长。他们久别重逢，倍感亲切。互叙别情之后，王绍洛向杨荆石转达了山东纵队首长关于创办山东“鲁艺”的决定，说明了蒙阴之行的意图。杨荆石异常高兴，热烈赞成，后经组织批准，调杨荆石和王绍洛一起筹办“鲁艺”。
经过反复研究筹划，他俩分头去沂水、莱芜、莒县、日照、临沂等县，陆续找到上海美专、新华艺专的亓尧、尚奎斋、邵锡吾、臧仲文、申雨晴等同学，并把他们邀集到鲁艺“筹备处〞沂水县朱蔚村。老同学老战友欢聚一堂，抚今忆昔，情怀格外激荡。
当谈到山东鲁迅艺术学校的命名时，大家不禁联想起当年鲁迅先生的亲切教诲。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我党领导的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为代表的“左翼”进入了大力发展组织，以文艺创作为武器，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时期。这时，王绍洛在上海美专上学，经地下党员夏朋介绍，和美专的部分同学参加了“左翼美术家联盟”。于1932年春，王绍洛参加了“上海MK木刻研究会”的发起和成立工作。
对新兴的木刻艺术，鲁迅先生极为关怀，从多方面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和及时的指导，为了辅导这些没有经验的青年作者的创作活动，先生多次以个人名义出资举办木刻作品展览，还花巨资编印外国木刻大师的作品，让这些青年学习和借鉴。先生鼓励他们继承祖国的宝贵遗产，学习外国的有益经验，刻画劳苦大众的形象，表达爱国民众呼声，使自己的作品更加丰满，别开生面。
由于鲁迅先生的亲切关怀和具体指导，这支队伍很快发展到近百名成员，创作出了一批作品。为了扩大影响和互相学习，决定举办一次木刻展览。展出之前，他们请鲁迅先生指教，先生一一提出了宝贵意见。这次展出的数百幅作品，对于揭露社会黑暗，反映民间疾苦，启发民众觉悟，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起了一定作用，在社会和艺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1933年，国民党反动派取缔了“上海 MK木刻研究会”，杀害了周金海、陈葆真、王紫萍、柳爱竹等木刻战士。鲁迅先生在《（木刻纪程》小引》一文中愤怒地记下了敌人的这一罪行。
随着对往事的回忆，鲁迅先生那伟大形象又浮现在眼前。大家心潮起伏，激动不已，决心不忘先生的教诲，学习先生的精神，把山东“鲁艺”办好。
不久，山纵首长从所属部队和延安派来的干部中，选派了李泰、徐忻、贾雯、谷洪、石榴等同志来校任教。“鲁艺”的教员队伍很快组织了起来。
通过酝酿讨论，集思广益，制订出建校、招生和教学计划。学校下设教务、总务两个处，戏剧、绘画、音乐三个系。杨荆石、尚奎斋分任教务和总务主任；教员各按专长，分到各系任课。教材由各系编选，教务处统一审定。学员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山纵宣传大队队员；二是从山纵所属各部队的文化教员、宣传干事中选调；三是从青年学生中考试录取。总共招收了150余人。
筹备大体就绪后，1939年3月，在沂水县朱蔚村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开学典礼。黎玉政委专程赶来祝贺，并且作了《鲁迅艺术学校诞生的三个历史环境与它的三个任务》的讲演。在谈到历史赋予“鲁艺”的三个任务时，黎政委明确指出：“第一，要服从整个抗战活动，要创造出抗战中的艺术堡垒”;第二，把如何坚持游击战争充分表现在艺术作品里”;第三，不仅要造就一批担任文化工作的干部，而且还要造就许多新的艺术家〞。最后，黎政委热情洋溢地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艺术家们，都起来抗战！我们相信，在这场伟大革命战争中，必然会锻炼出许多光荣的艺术家”！
黎政委生动形象而富有说服力的讲演，使全体师生明确了创办山东“鲁艺”的方向和任务，增添了战胜困难、奋勇前进的勇气和力量。依据黎政委的指示，教务处重新修订了教学计划，各个专业的教材也做了相应的修改和补充，进一步体现出为全民抗战路线服务，为敌后游击战争服务的革命精神。“鲁艺”创字当头，因陋就简地开了课。没有教室，师生们坐在场院、树荫下，双膝作桌，砖石作凳；绘画系没有油画笔和画布，用铅笔、水彩笔、图画纸代替；音乐系没有钢琴、提琴，用口琴、胡琴代替；戏剧系没有舞台，自筑土台代替。就这样，“鲁艺”一切从实际出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理论联系实际，在战争环境里，开始了紧张而愉快的教学生活。广大师生认真教学、勇于创新，一面刻苦学习专业理论知识，一面从斗争实践中选取素材进行创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不但排演了《农村曲》《祖国进行曲》《茫茫的西伯利亚》等著名歌曲，而且自编自演了《王佐断臂》《送郎上前线》等小型话剧，创作出数十幅美术作品，在鲁中这块根据地上，绽开了抗战的艺术花朵。
（三）“鲁艺”改为山东纵队鲁迅教导大队
1939年春末夏初，日寇纠集了两万多兵力，四面包围了鲁中抗日根据地，密谋进行规模空前的大“扫荡”。我军根据地四周，顿时阴风四起，乌云弥漫，大有泰山压顶之势。此时，山东分局已奉命扩大为苏鲁豫皖分局。
为了适应反“扫荡”的战斗需要，苏鲁豫皖分局和山纵首长决定“鲁艺”暂时改变建制。华楠同志带领宣大随山纵行动。其余百余名学员临时编为“鲁迅教导大队”，任命王绍洛为大队长，率队单独活动，与地方政府和民兵一起，紧密配合反“扫荡”，开展文艺宣传工作。于是，“鲁艺”把三个系编为三个中队，一个直属通讯班，配发枪支弹药，实行适应游击斗争要求的军事化编制；同时，反复深入地进行思想教育，号召大家认清形势，明确任务，在反“扫荡”中经受考验，增长抗战知识，丰富战斗经验，积累创作素材，创作新的作品，真正把鲁迅教导大队办成反“扫荡”中的艺术堡垒。
6月初，日寇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扫荡”。鲁迅教导大队立即转移到朱蔚东南山高路险、重岭叠嶂的山村南墙峪，开始了反“扫荡”的游击生活。
根据反“扫荡”的行动特点，以中队为单位，分头出发做周围各村群众的宣传动员工作：每个中队都混合编进各个系的队员，以便发挥各自专长，同时开展各项工作。每个队员都分担着扩军任务。在工作方向上，要求大家始终围绕战时动员这一中心，像宣传反“扫荡”的重要意义，揭露日寇的“怀柔〞政策和侵略暴行，坚定群众反“扫荡”的胜信心，动员和协助群众抢收小麦，空舍清野。
具体做法上，按照文艺宣传为战时服务的政治要求，采取大众化、战斗化的形式：戏剧方面，主要是创作反映军民合作、表现民众参战、暴露日伪罪行为主题的小剧，又用说大鼓、唱渔鼓、打洋琴等街头活动方式，在不同的时间、地点露天演出；歌咏方面，选用民谣小调，编写新的短歌、小曲，一面由队员们分头教唱，一面培养民间歌手演唱；美术方面，用中文和日文书写瓦解日伪军的标语，绘制反“扫荡〞的连环布画，到处流动宣传并油印中文和日文的小传单、街头诗，在日伪军的交通线上散发。民运方面，则协助地方政权，巩固已有的群众组织，建立情报网，进行敌后侦察、传送鸡毛信等。为了宣传扩军，在陡沟村自编自演了小剧《送郎上前线》，当场就有十几名青年报了名，掀起了父送子、妻送郎的参军热潮。
为了掌握敌情，伺机打击敌人，13岁的队员小张不畏艰险，多次扮成“小叫花”，混入日伪据点，机智勇敢地完成了侦察任务。大家一面紧张地工作和战斗，一面随时随地把反“扫荡”中那些具体而生动的英雄事迹，真实而感人的斗争场面，记录在手册里，描绘在画册上，谱写在歌曲中，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素材，为进一步搞好文学艺术创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生活基础。
日伪军的疯狂“扫荡”历时两个多月，在抗日军民的沉重打击下，以失败告终。在欢庆反“扫荡”重大胜利的凯歌声中，鲁迅教导大队全队师生队伍整齐地开进沂水县横河村，重新恢复了“鲁艺”的建制。
为了欢庆胜利，总结经验，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决定筹备召开“庆祝鲁中反扫荡伟大胜利军民联欢大会”，指示“鲁艺〞创作和演出以反“扫荡”为中心内容的文艺节目。有了生活体验和创作素材的广大师生，立即激情满怀地掀起了一个空前的创作热潮。经过日夜突击，创作出话剧《麻雀战》《铜墙铁壁》《鬼子落网记》《莲花落》《新小放牛》，歌曲《反“拍荡”进行曲》和大鼓词《敌退我追》等一大批作品。大家一边突击创作，一边突击排练，决心为庆祝联欢活动增添光彩，贡献力量。
庆祝联欢大会在沂南马牧池隆重召开时，师生们又用突击创制的《反“扫荡”连环画》漫画、标语，把会场装潢得琳琅满目，到处洋溢着胜利的气氛。山东分局首长在反“扫荡”总结报告中讲到文艺宣传工作时，特别强调了文艺服务于政治、服务于抗战的重要意义，表扬了“鲁艺”师生在反“扫荡”斗争中的宣传创作活动，鼓励“鲁艺”再接再厉，不断提高，继续前进。“鲁艺”在会上演出了《反“扫荡〞进行曲》《送郎上前线》等短小节目和《鬼子落网记》等戏剧，博得了一阵阵热烈掌声。演出结束，广大观众仍然不肯离开会场，纷纷要求再演。一些兄弟单位的宣传队员还上了后台，向我们要剧本、抄歌曲，鼓励进一步把“鲁艺”办好。
为了提高学生的文艺理论水平，学校决定增设文艺理论课程。中秋节那天，王绍洛派负责警卫工作的吕崇吉同志去王庄附近的宅科村，取回反“扫荡”时他亲手埋藏在那里的文艺理论书籍，并到王庄给黎玉政委送一封重要信件。老李同志与他同行。
第二天，全校师生兴高采烈地讨论着如何提高文艺理论水平，如何坚持正确文艺方向，等待着吕崇吉他们取回参考书来。万万没有想到，掌灯以后，老李同志心情沉痛地回到学校，双手捧着已被鲜血染红了的给黎政委的信件，声泪俱下地汇报了吕崇吉同志壮烈牺牲的经过。
他俩去的宅科村，是我军经常驻防和活动的地方，书籍就埋藏在村北密林深处。他俩赶到村后林边的老房东家，天色已晚，只好在房东大爷的场院屋里住下。
拂晓，数百名日伪军突然偷袭宅科，他俩在沉睡中被枪声惊醒。吕崇吉开门一看，十几名鬼子已经冲到场院屋前，撤退已经来不及了，他便立即向敌人开了火，老李也随着射击起来。吕崇吉刚喊了声：“老李”，突然身子一抖，前胸淌出血来。身负重伤的吕崇吉同志，眼里喷着怒火，又猛烈地射击了一阵，压住了敌人的进攻。他从怀里拿出信件递给老李，斩钉截铁地说：“我掩护你，赶快从后门撤退，去完成任务。这是命令！”紧接着，他掏出手榴弹，冲出门外与敌人同归于尽……
吕崇吉是“七七〞事变后，王绍洛在故乡昌邑县组织“抗战剧团”时的老战友。这个农民出身的“民先”队员，曾扮演过《放下你的鞭子》一剧中的卖艺老人。他严肃认真，演得朴实逼真，感情充沛，每次演出都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1938年秋，他参加会师后的鲁东游击第七、第八支队，随队到鲁中后调到山东纵队警卫连。因他机智勇敢，黎政委特意派他来“鲁艺”负责警卫工作。这样一位好战友、好同志的不幸牺牲，使王绍洛万分沉痛，也在全校师生中引起了极大震动。大家怀着悲痛和崇敬的心情，在为吕崇吉烈士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庄严宣誓：化悲痛为力量，为完成烈士的未竟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随后，“鲁艺〞派人取回了吕崇吉烈士为之流血牺牲的书籍，增设了文艺理论课程。师生奋发努力，教学相长，全校出现了学习理论，钻研业务的新气象。
（四）八路军山东第一纵队鲁迅艺术宣传大队成立
此后不久，顽固坚持投降卖国路线的蒋介石，公然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为了适应抗战形势变化的要求，经新任苏鲁豫皖分局书记朱瑞、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等首长研究决定，“鲁艺”与“山纵宣传大队”、“山东战地服务团”合并，称为“八路军第一纵队鲁迅艺术宣传大队”，任命王绍洛为大队长，战地服务团主任李微冬同志为教导员（后换丁铸铁同志任教导员）。1940年元旦，这几支文艺队伍在罗家官庄合编，建立鲁迅艺术宣传大队时，朱瑞书记专程赶来，特别指示：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鲁艺”与“山纵宣大〞、“服务团”合编了，但“鲁艺”的性质和任务仍然不变。他号召新成立的鲁艺艺术宣传大队继续为完成历史赋予的三个任务而努力奋战！
新建立的鲁迅艺术宣传大队，下设编导组（组长赵忠）、戏剧组（组长王剑魂）、音乐组（组长亓尧、副组长马若）、标语漫画组（组长王建楚）、灯光组（组长林化石）、民运组（组长杨裕进）、总务组（组长张志普）等七个组，和一队（队长王剑魂、副队长赵忠）、二队（队长亓尧）两个队。第一队七八十人，由王绍洛负责带领，主要任务是到各个战略区巡回活动。他们先后去过鲁南、泰山、清河、胶东、滨海等战略区。第二队六七十人，教导员丁铸铁负责带领，随第一纵队政治部在鲁中各地区巡回活动。
两个队共同的主要任务是：
1、为各游击支队培养训练宣传队的骨干力量；
2、为各支队培训和配备宣传队长，如二支队、四支队的宣传队长，是“宣大”调配的；
3、下连队体验生活，搜集素材，繁荣文学艺术创作；
4、巡回演出文艺节目，活跃部队文娱生活；
5、按照教学计划，在巡回活动中坚持上课学习，不断提高“宣大”队员的专业水平。
对于“宣大”的发展成长，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十分重视和关怀。一纵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刘子超同志经常深入“宣大”，亲自帮助解决了两个突出的问题：
一是，从“鲁艺”到“宣大”初期，在发展党员工作中出现了偏向，戏剧、绘画和音乐专业水平高的师生，发展得极少，一般人员发展得较多，形成了编剧、作曲、美工、导演等主要演员大都不是党员，而服务人员却大都是党员的不正常局面。刘子超同志发现后，不但多次在报告中反复宣传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讲解发展党员的正确标准，而且亲自参加“宣大〞的党支部大会，反复做支部成员的思想工作，教育大家对人对事一分为二，树立既对党负责、又对同志负责的正确态度。在刘子超同志的直接领导和教育下，“宣大”陆续发展了亓尧、王建楚、高波、辛颖、刘枫等专业水平高的同志入党，壮大了党组织的力量，提高了广大师生的积极性。
二是，针对“宣大〞教学、创作、演出中脱离实际、贪大求洋的倾向，刘子超同志及时明确地指示：“宣大”要向民间艺人学习，沿着民族化的道路前进，才能更好地完成抗战期间的三项任务。全队师生深入学习，反复讨论，满腔热忱地投入了火热的学习和斗争生活。比如“宣大”一队在泰山区莱芜一带巡回活动中，积极挖掘、认真学习“鲁南梆子”后，赵忠同志创作出快板剧《老太婆的觉悟》，队员杨星华虚心向表演“武老二”民间艺人求教，不久就自编自演了《老乡上战场》《鸡毛信》等快书节目。二队也获得了创作上的丰收，教导员丁铸铁带头创作了《亲家母顶嘴》《二郎神大闹佛堂》《万仙会》等节目，受到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大家还根据泰山区有些国民党游击队长（也称流寇队长）与抗日部队闹摩擦等素材，创作了《流寇队长》《红灯》《红羊寨》等戏剧。用剧目民族化的形式，真实生动的内容，新颖的布景和音响效果，在游击战争环境中，博得了广大观众的普遍赞赏。在此基础上，“宣大”又为活动在泰山区的四支队所属四个宣传和部分连队文化教员，开办了百余人的大型训练班，下设戏剧、漫画、歌咏等组。经过短期的突击学习，把“宣大”的专业特长和活动经验传授给他们，使抗战的艺术之花，在泰地区遍地开放。
（五）在临沭县举办全省文艺会演大会
1941年上半年，为了检阅和促进山东文艺宣传大军的成长壮大，分局书记朱瑞同亲自指示“宣大”，筹办全省性的文艺会演。当年夏天，全省文艺会演大会在临沭县举行时，有鲁南、鲁中、泰山、清河、滨海等部队和地方的几十支宣传队参加。朱瑞同志自听汇报，看演出，具体指导大会总结、交流了“宣大”和各地区的抗战文艺宣传经验，把文艺活动推向了新的高潮。
在抗战的整个过程中，从“鲁艺”到“宣大”这支文学艺术队伍，一面学习，一面抗战，一直活跃在山东抗日战场上，基本完成了分局和纵队给予的创造抗战艺术堡垒、创作抗战文艺作品和培养文艺人才的三项任务。“鲁艺〞和“宣大”的革命师生中，有杨荆石、尚奎斋、刘茵年、林化石、王衡等十余名同志，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献出了生命。
现在，华楠、李微冬、丁铸铁等数十名老兵，仍然继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鲁艺”“宣大〞的艰苦创业作风，继续在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谱写新传。
WP老马
202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