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艺术史》152 ：新世界浪漫派风景画如何演变与发展？

更新时间：2025-11-27 10:46  浏览量：2

1、美国风景画作为新世界浪漫派艺术的重要分支，其根源可追溯至英国和欧洲的传统。在19世纪初，美国独立后文化自信逐渐增强，艺术家们开始寻求本土表达，英国风景画大师如康斯特布尔和透纳的风格，以及17世纪欧洲古典大师的启示，为美国提供了艺术模板。托马斯·科尔作为这一运动的奠基人，生于英国兰开郡，1818年移居美国，1825年定居纽约后，专注于描绘哈得孙河沿岸的壮丽景色。他的作品迅速获得认可，吸引了一批本土画家，形成了“哈得孙河画派”。尽管该画派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组织，而是松散结合的群体，成员们从哈得孙河的纯净风光中汲取灵感，并积极赴欧洲旅行，观摩古代遗迹和大师作品，甚至冒险前往中南美洲探索。这种跨文化交流丰富了他们的视角，使画作不仅展现自然之美，还融入了浪漫主义的情怀，强调人与自然的精神共鸣。到19世纪后期，画派门徒进一步拓展至美国西部，作为艺术家和摄影家参与政府勘测队，记录了广袤荒原的变迁，从而奠定了美国风景画的民族 identity。这一过程反映了新世界对旧世界艺术的吸收与创新，哈得孙河画派成为美国艺术自主性的象征，其作品常以宏伟景观表达对国家未来的乐观主义，推动了美国文化独立进程。

图6-33 阿谢尔·B. 杜兰德作《亲情》，1849年，画布油画，112×92厘米，纽约公共图书馆。

2、哈得孙河画派的艺术成就集中体现在阿谢尔·B. 杜兰德的代表作《亲情》中，这幅画作于1849年，是画布油画，尺寸为112×92厘米，现藏于纽约公共图书馆。杜兰德原本是成功的雕刻师，后转向风景画创作，其构图深受克劳德·洛兰和康斯特布尔的影响，尤其是后者在《谷地》中对自然光线的处理方式。在《亲情》中，杜兰德将托马斯·科尔与诗人威廉·卡伦·布赖恩特置于加特斯基尔河谷的断石上，远眺卡茨基尔山脉，这一场景因科尔及其门徒的描绘而闻名。画作不仅是对科尔逝世后的致敬，还感谢布赖恩特在科尔葬礼上的动人演说，体现了艺术与文学的紧密联系。通过细腻的笔触和平衡的构图，杜兰德捕捉了美国荒野的崇高与宁静，将人物融入自然，象征人类与环境的和谐。这幅作品被视为美国风景画传统的“圣人画”，因为它融合了历史、记忆和景观，强化了哈得孙河画派的核心理念：自然作为精神寄托和民族象征。杜兰德的艺术手法强调细节真实与情感表达，反映了19世纪美国社会对荒野的浪漫化想象，同时推动了风景画从记录功能向哲学沉思的转变，为后续艺术运动如彩光画法埋下伏笔。

3、哈得孙河画派不仅影响了艺术领域，还深刻参与了美国公共景观的塑造，尤其是中央公园的创建。1844年，诗人威廉·卡伦·布赖恩特倡导仿照欧洲模式建设大型公园，杜兰德的画作《亲情》恰在此时表达了公众对自然保护的呼声，到1850年，这已成为纽约市长竞选的核心议题。最终，弗雷德里克·洛·奥姆斯特德和卡尔弗特·沃克斯的“绿草地”设计方案胜出，他们借鉴了英国风景花园的传统，奥姆斯特德曾沉醉于康涅狄格州的乡村美景，而沃克斯作为英国受训的建筑师，与安德鲁·杰克逊·唐宁合作，后者在19世纪40年代的出版物对美国景观艺术产生深远影响。中央公园的建设历时二十年，动用1000万车泥土，占地340公顷，成为美国首座英中式花园，体现了“风景如画”原则在新世界的扎根。这一项目将艺术理想转化为现实，哈得孙河画派的浪漫视角直接启发了公园设计，强调曲线、水景和植被的自然布局，以营造诗意氛围。公园不仅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空间，还成为民主与和谐的象征，反映了19世纪美国城市化进程中，艺术与社会运动的交融。通过这种互动，哈得孙河画派超越了画布，推动了环境保护意识，奠定了美国国家公园体系的雏形。

4、到19世纪中叶，美国风景画和海洋画中出现“彩光画法”，这是一种强调光线效果的新感官风格，以菲茨·休·莱恩和马丁·约翰逊·黑德为主要倡导者。他们的作品结构井然，线性风格和横向构图部分受到平版印画技术和早期摄影的影响，注重捕捉清澈透明的光线，以整合画面元素，营造宁静而神秘的氛围。彩光画法得名于其对光线的独特处理，光不再是附属，而是主题本身，赋予景观一种超验的质感，这与浪漫主义对自然神性的追求相契合。莱恩和黑德的画作常描绘新英格兰海岸和内陆风光，通过精细的光影对比，表达时间与永恒的哲学思考。这一风格对哈得孙河画派产生深刻影响，促使后者从宏大叙事转向更内省、细致的观察，例如在杜兰德后期作品中，可见光线的柔和运用增强了情感深度。彩光画法还反映了19世纪科技与艺术的交融，照相术的普及让艺术家重新思考视觉真实，推动了美国艺术向现代主义过渡。总体而言，彩光画法不仅丰富了哈得孙河画派的语言，还将美国风景画提升到国际水平，成为连接浪漫主义与印象主义的桥梁，彰显了新世界在艺术创新上的活力。

图6-34 汤姆·罗伯茨作《逃亡》，约1890—1891年，画布油画，137×168厘米，阿德莱德国立南澳大利亚美术馆，埃尔德赠品，1899年。

5、澳大利亚风景画传统始于背井离乡的英国人约翰·格洛弗，他自学成才，虽未被伦敦皇家美术学院承认，却成为英国美术家协会创始会员，其写实风格作品在英国畅销，使他经济独立。1830年，六十三岁的格洛弗移居澳大利亚，描绘灌木丛风光，过着乡居生活，直至1849年去世前持续送画至伦敦展览，推动了本土画派的萌芽。19世纪上半叶，康拉德·马顿斯和S. T. 吉尔等追随者进一步拓展，马顿斯聚焦悉尼港生活，吉尔记录淘金热景象。到19世纪80—90年代，汤姆·罗伯茨、亚瑟·斯特里顿、查尔斯·康德尔和弗雷德里克·麦卡宾将澳大利亚风景画推向成熟，他们被称为“印象派”，但与法国印象派不同，更注重直接观察自然得出的“总体印象”。罗伯茨作为“澳大利亚美术之父”，在伦敦和欧洲学习后，将室外绘画原则应用于本土，其作品如《逃亡》以金红色土地和蔚蓝天空为背景，捕捉内陆的视觉宝藏，象征国家对身份的探索。这些画家常扎营灌木丛中，破晓作画，野营地如盒子山附近成为艺术温床，罗伯茨的深透观察揭示了内陆的丰富资源，持续吸引后代艺术家。澳大利亚印象派不仅定义了民族美学，还将风景画从殖民视角解放，表达了对土地的情感依附，体现了新世界浪漫派的多样性与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