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霞 解读千年石刻碑痕（图）

更新时间：2025-09-09 05:20  浏览量：1

转自：天津日报

闫霞把一枚已经风干的文光果放在我手里。我轻轻摇了摇它，木质风铃般的沉闷声在掌心有了一丝欢快。数十株文光果树旁是一方《康熙御制文光果诗刻石》，上面的年份正值“九子夺嫡”储位之争暗流涌动的岁月。我沉浸在古今交错的思绪中，抬眼却望见闫霞举着相机，对准了那尊石狮子。这些年，她不知从多少个角度、在多少种光线下为它留过影——晨光里的棱角分明，暮色中的轮廓柔和，侧光下凸显的鬃毛纹路，逆光时勾勒的剪影线条……每一次按下快门，都是与石头的默默对话，在定格的光影里，藏着她与这些碑刻相守十余年的温度。作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副研究员，她的生命早已与这些沉默的石碑缠绕共生，沉浸于石上光阴，她在破解千年碑语，她在冰冷的石头里感受到了历史的温度。

幼年在书中结石缘

从花石纲到五塔寺

闫霞与石刻的缘分，像一块被时光反复摩挲的老碑，初看是不经意间的触碰，细品才觉得每道纹路里都藏着宿命般的牵绊。小时候读《水浒传》，杨志押送“花石纲”的情节让她犯嘀咕：“不过是为了运送几块奇石，怎么就成了绊倒英雄的坎儿？”这粒好奇的种子，在开封龙亭公园发了芽。那时她总趁大人不注意，蹲在那些被游人摸得光滑的石头旁仔细打量——有的石头表面坑洼遍布，形状古怪；而禹王台公园的老石头更显粗糙，棱角硌手，却让她莫名觉得亲近，像是在跟一个沉默的巨人握手。

多年前，初来北京时，她拿着一张地图把公园逛成了“寻碑记”。“就像突然闯进了一座石头做的北京城。”她笑着谈起当年的痴迷，那时的她还不知道，这些散落的碑刻终将成为她毕生的牵挂。

2010年，闫霞到位于真觉寺内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工作，站在明代皇家寺庙真觉寺金刚宝座塔下，看着塔身上藏文、梵文与汉文捐资题记交织的纹路，她突然懂了什么叫“到家”。这座北京现存最古老、最精美的金刚宝座塔，塔身上数以千计的佛像雕刻，是明代石刻艺术的巅峰，也成了她研究工作的起点。

最初在馆财务室工作的那几年，闫霞总趁午休往展厅跑——石刻馆向来有传帮带的传统，午休时大家聚在展厅练拓片，她跟着老专家一点点学。墨汁调和的浓淡、拓包按压的力度、纸张铺展的角度，直到字口清晰、墨色匀净才算基本过关。耳濡目染中，她慢慢迷上了拓片背后的碑文，抄录、琢磨，试着讲述那藏在石头背后的故事。展厅中的午后时光，悄悄为她推开了一扇通往石刻世界的门。2015年，随着新展览启幕，她也从财务岗位转到社教部，专职从事石刻艺术的讲解与研究工作。

在北京石景山模式口，有一处承载深厚历史文化的“田义墓”。这里曾是京西古道重要节点，商贾云集，货物贩运络绎不绝，而田义墓便是这条古道上留下的一个亮点。这里的地宫，是北京少有对外开放的地宫之一，与定陵、裕陵地宫齐名。那些年，闫霞曾无数次来到田义墓。夏日中午，她来拍摄碑上的纹饰、翁仲腰间的“胡人驯狮图像”以及太监墓墓帷上的精美雕刻。她在地宫里啃块面包、喝口酸奶，享受片刻清凉。偶尔有游人到来，彼此都会吓一跳。

从田义墓到翠微山

碑语里的人间烟火

在闫霞看来，田义墓不仅是一处历史遗迹，更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文化空间。田义墓的地宫总在盛夏迎来最安静的时刻。这座北京现存最完整的明代宦官墓园，藏着太多被忽略的细节。闫霞抱着相机蹲在券顶下，镜头对准一幅“孙康映雪”。明代工匠的刻刀太神奇，竟把坚硬的石头雕出了清冽的雪花。汗水顺着额角滴在相机上，她却浑然不觉——为了捕捉最佳光线，这样的蹲守已是家常便饭。

在《勒保夫妇诰封碑》碑身左下角，一只灵猴扛着挂满寿桃的桃枝，憨态可掬；右下角的蜥蜴口吐仙气，线条流畅得仿佛下一秒就要游走。《勒保赐谥碑》的角落里，一只石猴抱首蹲坐，神情戚戚，似有悲思；右侧三只石羊或依偎或张望，温驯可爱。“你看这森严的皇家碑制里，藏着多少人间烟火。” 闫霞常会指着这些“石上精灵”给访客看。这些细节在清代官式碑刻中特别罕见，证明即使在等级森严的规制下，细节上也有一些创意，看后令人眼前一亮。

为了寻碑，闫霞曾在三九天钻进门头沟的西峰寺北沟。溥心畬的七处刻石藏在密林深处，寒风像刀子似的刮在脸上，她和两位老师在深沟中穿梭，感觉寒气直往骨头缝里钻。等找到“千峰尽成雪”刻石时，手机已被冻得关了机，保温瓶里的热茶冻成了冰碴儿。三个人蹲在沟里，就着雪粒吞咽带着冰碴儿的午餐。当指尖触到“滚雪”二字的刻痕时，闫霞忽然觉得，所有的寒冷和辛苦都值了——那字里的灵动，分明是百年前艺术家与风雪的对话。

这样的寻碑之旅，在她的日记本里记满了密密麻麻的细节。盛夏的翠微山，她为拍万善桥全景跌进虫群，通红的虫子在脚边蠕动，她拎着相机连滚带爬地上岸，胶卷里留住了石拱与山涧相映的绝景。那座始建于金代的石桥，拱券结构是北京独有的“镶边纵联分段并列式”，桥北石龛的接引佛虽眉眼模糊，刻工的精巧仍清晰可辨。从万善桥往深处走，双泉寺的清代《重修翠微山双泉寺记碑》，字迹筋骨分明，明代《敕赐香盘禅寺报恩碑》却已斑驳，风蚀的刻痕里藏着数百年光阴。

找翠微山摩崖刻石时，闫霞幸得一位村民引路。所谓的路，其实是野径，酸枣树的尖刺刮破了袖口，手背上添了几道血痕。她沿途撞见两座太监墓，封土上的荒草在风中摇曳。最终在巨岩上见到“翠微山”三个隶书大字，笔力浑厚，下方的题诗透着明代文人的闲情。为拍全刻石，她踩在废弃的水泥管上，脚下晃晃悠悠，比见着虫群还紧张。折返时村民留她吃饭，素面配腌菜就着山风，竟比珍馐还美味。

深秋，丰台区王佐镇沟西村东侧的高土石坡上，荒草在风中摇曳，蚊虫在草间猛扑。《刘秉权墓碑》孤零零地耸立在野地里，碑座的龟趺正是整座碑刻的魂。寻常龟趺多昂首向前，这一尊却偏过头，似带浅笑回望，鳞爪的纹路藏着灵动。闫霞已在这儿盘桓了三日，镜头始终追着这北京独一份的“回头龟趺”——它打破定式，在萧瑟秋景里，工匠的巧思变成了会呼吸的模样。“每块碑都是有个性的。”闫霞说这话时，眼里闪着孩童般的光。

让石头开口说话

细节中发现韵味

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金石大讲堂的公益讲座中，总能听到闫霞清亮的声音。如今她组建了上百人的志愿者讲解团队，“大家看这只老也不高兴的狮子。”她指着《增修三晋庙碑》上的披发石狮，其枣核眼里的愁容，逗得志愿者直笑。2015年，大讲堂刚起步，听者寥寥。闫霞没有被这份冷清困住——她和专家打磨选题，像攒家底儿似的，把听众一点点聚过来。如今这里场场爆满，退休教师带着放大镜来抄碑文，大学生举着手机录讲解，还有祖孙三代一起来的，小孩趴在碑座上临摹石羊的纹样。有一次讲座结束后，一位老人从布包里取出个卷轴，展开时，泛黄的宣纸带着旧时光的温软。“这是我爷爷在拈花寺拓的”，隔着百年光阴，与今时今日的目光撞了个正着。

钟鼓楼的乾隆御碑背后，藏着琉璃厂陈家匠人的故事。陈云亭当年站立仰面镌刻，每一锤都需调动全身的精气神。陈氏后人陈光铭看到闫霞的文章来馆里找她，在清茶氤氲中，对她讲述其祖辈审“石”度势、运腕下刀的细节，让冰冷的石头有了体温。

有一次闫霞接待学生参观游览，一个男孩指着一块石碑上的题名惊喜地大喊：“我找到了太爷爷的名字！”那一刻闫霞忽然觉得，这些石碑不是冰冷的石头，而是积淀厚重历史的文物——那些模糊的名字里，藏着普通人与历史对话的密码。

每年初春，她总惦记着博物馆的文光果树。看它们的花从白转绿，再染成红与紫，像极了古代官服的色彩流转。如今刻石静静躺着，果树却年年开花结果，盛夏时节，她守在树下捡拾文光果，当作课堂上的“秘密教具”。她笑着说：“树比碑更鲜活，每颗果子都是时光的信使。”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义务讲解员团队很有特色，那么多志愿者，为什么会在这件事上投入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闫霞的回答很简单：“这是一场双向奔赴。”

志愿者们给闫霞带来了许多温暖与感动。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退休教师、企业员工、在校学生，甚至还有外国友人。他们之所以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传播石刻文化，是因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对志愿服务的热情，以及对社会的使命感。

“过去在整理与石刻相关的古籍档案时，我总把这些石刻当作承载文字的实物载体来看待。随着研究的深入，才发现每一块石刻背后都藏着和典籍互证的历史细节，那些凿刻的痕迹里，凝结着古人的典章制度与生活智慧。能把这些从古籍档案中梳理出的文化脉络讲给更多的人听，我觉得特别有意义。”闫霞说。

绘制碑刻藏宝图

做好文物说明书

清晨的阳光刚爬上真觉寺的塔尖，闫霞坐在电脑前，点开那个为北京地区碑刻量身打造的数字档案库——屏幕左侧是层层嵌套的文件夹，一万多张石碑照片按年代、地点分类归档，右侧的表格文档里，每通石碑的信息都细致到令人惊叹：从现址到早已变迁的原址，从形制规格、残损程度到纹饰细节、碑文录入，一行行数据像是给石碑刻下了数字身份证，鼠标轻点就能精准定位，仿佛摊开了一部会跳转的“石头百科”。

但对闫霞来说，这些基础数据只是起点。真正费功夫的，是把冰冷的档案变成故事。她用十几年的时间，从这些石碑里提炼出明清两代的万历与乾隆专题、盛景绵延的康雍乾路线，以及贯穿元明清的三代脉络等理解北京城的路径，陆续发表了五六十篇文章，把碑刻里的纹饰寓意、碑文背后的朝堂往事、石碑迁徙的岁月轨迹，都化作普通人能看懂的故事。把学术变得通俗化、大众化，让文物“活”起来，是她一直以来的愿望，也是她孜孜以求的方向。就像给每把锁头都配好了钥匙，参观者对哪段历史感兴趣，都能循着她铺就的路径，从石碑的纹路里摸出时光的温度，让那些沉默的石头，能好好讲述藏在岁月里的秘密。

她的办公室里码放着一摞《清史稿》，家里书架上还立着一套同款工具书。书页间的铅字与碑石上的凿痕，常常在字缝里藏着不一样的故事。书页与石碑的碰撞，成了她的新书《北京城好石碑》的灵魂。她翻着书、对着碑，把那些相异的字句反复比对，仿佛在与百年前的史官、刻工隔空对话，让石头里的真性情，慢慢从文字里透出来。

闫霞访谈

北京中轴线申遗期间

整理鲜为人知的石刻

王小柔：为什么同样一块石碑，您总能看到别人忽略的地方，如果不是您特意提醒，我不会注意碑刻上的小羊、蜥蜴、石猴的表情。

闫霞：比如这块石碑上的这些细节，是清代官式碑刻中非常珍贵且罕见的“破格”之作，它们证明了在等级森严、规制严谨的御赐碑刻上，每一处细小的纹饰皆有规制可循，这些小动物绝非随意雕刻，而是暗藏着嘉庆皇帝对平定白莲教起义功臣勒保的恩典。在等级森严的典制框架内，特许加入这些富有生趣的细节，既不失皇家碑刻的庄重，又以微妙的温情，传递着皇帝对臣子的格外体恤。石碑从单纯的纪功述德之物，变成了有温度、有故事的艺术品。这些藏在角落里的“小调皮”，让我们看到，古人也在寻找一种轻松和幽默、一种与严肃历史对话的独特方式。它们证明了历史并非总是板着脸的，那些创造历史的工匠，也有着与今人相通的对美好生活细节的捕捉与热爱。

王小柔：研究石碑的这些年里，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或哪件事让您觉得这项研究特别有意义？

闫霞： 在北京中轴线申遗期间，我走遍15个文化遗产点位，专门寻找中轴线上的石刻，并做了详细记录。申遗成功后，我将这些成果整理成文章，内容涵盖中轴线最北端的《御制重建钟楼碑》、最南端的《燕墩碑》，以及故宫文渊阁、景山寿皇殿的碑刻等。此外，我还整理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石刻资料。这些工作让更多的人了解中轴线上的石刻文化，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也是我作为文保工作者的责任所在。

王小柔：长期从事研究工作，遇到困难时您如何克服？

闫霞：北京地区石刻分布广泛，有些位于偏远区域或不对外开放的地方，深藏难寻，获取相关信息和实地考察的机会很有限。此外，部分石刻因年久失修，保存状况较差，导致信息缺失严重。我多次组织团队进行实地考察，记录石刻的现状，拍摄高清照片，并尽可能获取第一手资料，也通过查阅历史档案，补充实地考察中无法获取的信息。同时，我们与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书法家等合作，依托他们的专业积淀与资源支持，为我们的研究补充细节、厘清脉络，让那些模糊的信息更清晰，让碎片化的认知更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