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大艺术家蔡鹤汀，一生面对动荡不安的时代

更新时间：2025-09-10 20:44  浏览量：1

今天回望民国时期成名的大艺术家蔡鹤汀，我们窥见的是一个时代的艺术缩影。

民国时期的国画界正处于深刻变革和发展阶段，一方面延续着清末的发展，“海上画派”和“岭南画派”对代表的中国画在民国初期继续发展，但同时传统绘画亦遭到部分知识分子的批评，认为中国画亟待革新。与此同时，西画潮流加速，中国开始有画家留学西方，并与欧洲绘画直接接触。

这一时期中，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人延续文人画传统，对山水、花鸟、人物等题材进行笔墨探索。张大千则在绘画、书法、篆刻、诗词等领域均有所建树。在当时的上海，新式绘画学校的建立也带动着中国绘画西化的发展，刘海栗创办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提倡写生、油画、色彩研究。林风眠则创立杭州国立艺术院（现为中国美术学院），他留学法国的经历使其创作受到后印象派和立体主义的诸多影响，画风常常结合中国水墨和西方色彩。

《仙鹤》蔡鹤汀作品

正是在这传统与革新、本土与西洋多重艺术思潮激荡的语境下，蔡鹤汀以其深厚的舞台美术与技术实践，融前沿美学于笔墨探索之中，终将视觉叙事与文人意趣相糅合，逐步形成一种既具现代感又承传统精神的独特画风。

20岁便被称为“青年舞台布景大王，轰动上海滩”；24岁时首办画展便被一抢而空；26岁举办广州画展，由张大千、高剑父主持……回望近代书画大家蔡鹤汀（1910-1976年，字颐元）的生平，他自青年时期便在舞台美术设计以及绘画上有为人称赞的成就。而纵观他长达数十载的艺术生涯，一位潜心笔耕墨耘、丹青不渝的文人形象跃然纸上，终将浮世烟云绘入长卷。

蔡鹤汀是一位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成名的画家，和弟弟蔡鹤洲共同创作、展览，尽管出生于战乱纷争的民国年代，一生亦面对着时代的动荡不安，因战争而辗转，但其凭借炉火纯青的绘画技法、广泛的绘画题材，包括山水、人物、花鸟等，反映着他所处的那一时代中，中国传统绘画的审美品味发展，可以说，在今天看他的绘画，我们窥见的是一个时代的艺术缩影。

1910年，蔡鹤汀出生于福建福州的书香世家，系北宋蔡襄之二十六世孙。幼年家道中落，常以荻芦为笔于沙地作画，故成家后其室名为“荻芦盦”。恰逢民国时期，闽剧舞台布景成为全中国戏曲舞台美术界的先驱流派，代表了当时国内外戏曲舞台美术的极高水平。

出生于闽剧之乡的蔡鹤汀幼年便拜当地名舞台美术画师俞鸿冠为师学习绘画，包括肖像、风景、舞台美术等，又在1925年随俞鸿冠调至上海，后被正式邀为上海大舞台舞台美术设计，并在几年后由于首创灯光机关布景，为剧目《火烧红莲寺》等创造大型舞台美术，一时间轰动上海滩，人称青年舞台布景大王。

1942年上海画人节蔡鹤汀、蔡鹤洲、黄宾虹、朱屺瞻、王个移、钱瘦铁、唐云、吴请霞、应野平、谢稚柳、郑午端、刘海粟、来椘生、黄幻吾等画家雅集

在上海大舞台工作期间，他还坚持研习国画，常常参加上海书画会活动，与张大千、朱纪瞻、黄宾虹、王一亭、唐云、刘海粟、应野平等切磋艺术，出外写生，相互交游，成为海上画派的重要人物之一。一张名为《画人节纪念摄》的照片记录下了众人雅集于上海蓬莱公园的珍贵画面。照片中除了蔡鹤汀及其弟蔡鹤洲，也包括黄宾虹、刘海栗、汪亚尘、应野平等多位画坛巨擘，在频繁的交游雅集中，蔡鹤汀得以饱览古文字画，并坚持系统性地临摹传统画作，融会贯通。这一时期他深受海派大师任伯年的影响，绘画题材以流传于中国的民间人物故事为多，例如《长恨歌》《木兰词》《红楼梦》《西厢记》等。

作画中的蔡鹤洲（右）与蔡鹤汀（左）

1934年，蔡鹤汀及蔡鹤洲受上海大新公司特邀举办首次兄弟个展，这场展览使蔡氏兄弟成名于沪上，作品被一抢而空。次年，他们共同前往广州举办展览，这场展览由张大千、高剑父主持，作品多达两百余件。继而蔡鹤汀于港、澳、京、津、沪、杭等多地举办个展，或与其弟鹤洲联袂举办兄弟画展，随着画展的频繁举办和作品的展出，其技法超群、布局精巧、自成一格的作品开始广受赞赏，声名远扬。

司徒雷登观展后评道：“作品题材之广泛，可谓无一不能；笔墨的独创，又可谓无一不精。”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沦陷时，蔡鹤汀几经周转由上海返回福州，并在之后几年中潜心创作出《长恨歌》《木兰从军》《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人物历史诗画长卷百余幅，其中张大千更是为《木兰从军》题词“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20世纪40年代末期，蔡鹤汀及蔡鹤洲经过几年的奔波，回到福建修建“荻芦庵”画室，供家人生活和办学使用，其中的花园庭院栽种着紫藤、腊梅、荔枝等十余种大树，满园春色吸引各界英才纷至沓来，在此品茗论艺。这一时期中，他们前往香港、澳门、厦门、泉州、石狮等地举办展览，香港展览大获成功，并出版《蔡鹤汀、蔡鹤洲、蔡鹤如、林金秀画集》，孙中山之子孙科为其题赞：“先生幼承家学，久事丹青，精画山水、楼台、人物、花卉、翎毛，惟妙惟肖，直追唐宋大家之堂。”如此高的评价，蔡鹤汀的绘画艺术造诣与在当时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到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随着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的指导精神转向服从政治、服务人民，大部分文艺工作者的求索方向亦聚焦如何促使传统艺术形式向现代社会转型。蔡鹤汀在这一时期决意定居西安，在西安光武制景社指导舞台美术，同时与袁白涛等组织成立“西北中国画研究会”，两年后，陕西省美术家协会成立，“西北中国画研究会”并入美协成为“红蓼画苑”。

区丽荘（左）和蔡鹤汀（右）

“红蓼画苑”是西安美术界的聚集之所，在近代中国画坛中颇具影响力，蔡鹤汀的夫人区丽荘，蔡鹤洲的夫人林金秀，都是画苑的成员，除此之外还包括赵望云、石鲁等众多画家。蔡鹤汀常汇集画友于一室，著名文艺理论家、古典文学专家霍松林曾在《霍松林选集》中记录当时的场景：“鹤汀赐画，丽荘赏饭，谈诗论艺，欢笑之声达于户外。”

他们亦曾经游历陕北、泰山、敦煌、秦巴等名山大川，描绘写生，蔡鹤汀在这一时期创作出一批气势磅礴的陕南写生组画，其女蔡小丽就曾这样记录她对这一阶段的记忆：“当时爸爸、妈妈、叔叔、婶婶外出写生，如泰山、华山等地，爸爸妈妈也去陕南写生，通常回来都创作了大批的画，如华山、泰山组画，还有陕南写生组画，那时我还很小，爸爸妈妈在省美协办画展，是从他们陕南写生回来的展览。当时看的人非常之多。留言本上有无数的留言，有的写得非常好，很可惜现在这些都找不见了。”

区丽荘在作画

区丽荘作品

蔡氏兄弟与赵望云、石鲁、何海霞等一众名家共同创立了名闻遐迩的“长安画派”，成为国内美术界的一支劲旅，对西北地区的书画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长安画派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主张，在黄土地上掀起一场艺术革命，这是现当代中国画坛极具影响力和革命性的画派。

亦是在此期间，蔡鹤汀的艺术风格更趋老辣，他将闽中隽永清新的画风与黄土高原上古厚淳朴的画风融合，将书法的篆籀线条应用于国画的笔法之内，创作出一大批题材广泛、立意新奇高远、独具个人风貌的作品。他于1958年创作以少数民族为题材的大型年画《走幸福的道路》，出版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亦受到周总理的接见。1962年应陕西省委之邀为人民大会堂陕西厅画大型通景图《樊川夏收图》。

“从我有记忆起，家里永远都有人……大部分是学画的学生，或者是对中国画有爱好的人……经常有各式各样的人来上门求画，爸爸多是有求必应。也有画家来家里串门聊天，印象深的有石鲁、何海霞、郑乃珖等。乃珖叔叔是每个周末必来我家里的，他每次都会带来半成品的画，和我爸爸一起商量加工，补画完成，爸爸也有半成品的画要他补加。当时经常来往的还有陈之中、韩秋岩等，外地的画家来西安，也会到我家里来拜访，印象最深的就是费新我，还有四川的李琼久等人，他们来时都先是在家里吃饭、聊天，之后开始画画，爸爸画，他们也画，该题字等等。”蔡小丽在《回忆我的爸爸蔡鹤汀》一文中回忆儿时家中的场景，永远人来人往，作画题字，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蔡鹤汀作品

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黑画家罪名，蔡鹤汀仍闭门寄情笔墨，挥斥方遒，与同代艺术家类似，他在60年代之后的创作多以写梅为主，因为这是最安全的题材。他在1969年创作《梅花集》融会了三百余幅梅花，以篆隶之书法入画。费新我在石鲁的陪同下来到西安，共同欣赏《梅花集》后感慨万千，提笔留字：“君书入画，我书之师。”石鲁赞之曰：“八大石涛亦不过也，鹤老之梅富也……”

霍松林先生则这样写道：晚年喜写梅竹、松涛、大尺幅孔雀、狮虎、牛等。作画强调书画同源，精研书法。写魏碑出神入化而能创新，画梅花三百篇，一气呵成，以篆、隶、行、草融会之。用笔用墨正侧兼擅，干湿并妙，融会旁通，相得益彰。穷研极态，婀娜多姿，忆画梅花之精气，极富情趣，构图布局于常人所不经意处，自出新意，方寸之间似有石破天惊之胆略，枝干交错处，又感画家用心之良苦，穷尽丹青之妙，墨间笔下或淡或浓，无不是画家心中豪气，为海内外所不多见。

蔡鹤汀作品

上世纪70年代早期至中期，他受邀为陕西省丈八沟国宾馆、西安交通大学等地点创作大型国画，尽管疾病缠身，仍未放下手中的画笔。1975年为纪念陈毅元帅创作特大幅作品《大雪松》，却成绝笔。

纵观蔡鹤汀先生的一生，其艺术轨迹与时代沉浮紧密交织。从沪上才俊到长安画派巨擘，他始终以笔墨为舟，渡世亦渡己。虽历经动荡，却未曾辍笔，终将万千气象凝于缣素。其名不应湮没于史——因画中不仅有技、有境，更有一位画家与时代对话的赤诚与坚韧。短短一文难以尽述其艺海浮沉，唯愿借此让更多人在笔墨间，忆起这位曾以丹青写尽时代的画者。

蔡小丽（左）和蔡鹤汀（右）

作为活跃在民国时期的画家，蔡鹤汀先生的艺术集中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的特点，他的艺术既有传统绘画的笔墨风格，又有近现代艺术的特点，比如西方透视法的空间观念和素描技巧。他的艺术在民国那个动荡、纷繁、复杂多变的时代折射出一个正在经历巨大变迁的画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蔡鹤汀的绘画是我们解读民国时期文化和艺术的一面镜子。

在今日重提蔡鹤汀，其意义远不止于钩沉一段尘封的画史。他以不断精进、更新的艺术实践，提示着艺术语言可在“术”与“艺”之间自由穿行；而在动荡岁月中未曾辍笔的坚守，更成为一种以绘画安顿自我、以艺术回应时代的深刻勇毅。蔡鹤汀那一代人的探索，至今仍为当代创作者提供着温润而坚韧的精神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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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艺术家蔡鹤汀及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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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林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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