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郎演唱会为何不见《我的楼兰》:一场演唱会的意识形态抉择

更新时间：2025-09-25 07:44  浏览量：1

刀郎2023年10月启动的全国巡演已上演近40场，盛况空前，但细心的观众发现，传唱度极高的经典之作《我的楼兰》却始终缺席于歌单。这一反常现象引发了诸多猜测，而真相，或许远比版权纠纷或演唱难度等表面原因更为深刻，它关乎整台演唱会所要宣扬的核心价值取向。

一、流行解释的合理性质疑

坊间流传两种主要说法：其一，归因于版权费用，认为刀郎团队不愿向词作者、军旅作家苏柳支付版权费；其二，归因于演唱难度，认为云朵的版本已达巅峰，他人难以企及。

然而，这两种说法均站不住脚。首先，从利益角度看，苏柳作为拥有体制内资源的军旅作家，刀郎团队若主动合作，支付合理版费以换取更广泛的支持，本是娱乐圈的常规操作。主动将其“拒之门外”，有悖常理。其次，关于演唱难度，在当今技术条件下，即便现场真唱难以完美呈现，采用播放云朵原声、她对口型的方式也绝非难事，此类操作在业界早有先例。因此，我们必须跳出技术层面，从思想内容层面探寻根源。

二、《我的楼兰》的精神内核与时代价值

《我的楼兰》之所以能引发全民共鸣，在于其磅礴的精神内核。这首歌再现了中国陆权时代的鼎盛辉煌，描绘了祖先开拓西域、万邦来朝的雄浑图景。在人类历史的那个阶段，中华文明独步全球，而欧美大陆尚处蒙昧。这首歌成功唤醒了深植于国人心中的历史记忆与民族自豪感，为当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参照和文化自信。它弘扬的是一种昂扬向上、自信开放的正大气象，与时代主旋律同频共振。

三、刀郎演唱会的核心价值导向：一种对比下的背离

反观刀郎此次巡演的曲目安排与艺术表达，其核心导向与《我的楼兰》所代表的精神可谓南辕北辙，这或是后者被排除在外的根本原因。整台演唱会主要宣扬了以下几种价值取向：

1. 资产阶级的情欲宣泄与感官刺激：如《情人》《冲动的惩罚》等作品，专注于个人情欲的直白描写。即便是意境稍高的《西海情歌》，也充斥着“你再等一等，你再忍一忍”这类带有强烈感官刺激的词汇。而《大眼睛》中“我情欲似火，如饮似渴，今夜我怎么过”的歌词，更是对青少年价值观构成了潜在的负面冲击。

2. 历史虚无主义与封建宿命论的弘扬：如《花妖》《翩翩》等歌曲，运用轮回、宿命等元素，描绘了一种被动、消极的人生观，实质上是对封建糟粕文化的变相肯定，而非真正的传统文化精华。

3. 西方“后解构主义”下的社会撕裂：以《罗刹海市》《颠倒歌》为代表，采用讽刺、颠倒的手法，虽然批判了某些现象，但其内核充满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易于煽动对立情绪，加剧社会群体的撕裂感。

4. 传统文化的符号化抽空与隐晦影射：在《鸿雁于飞》、《画皮》等作品的演绎中，传统文化元素被剥离了其核心精神，沦为空洞的符号，这种处理方式既未能真正传承文化精髓，又似乎暗含了对当代中国的某种否定性隐喻。

四、“红歌”与“获奖作品”的异化表演

有人辩称，演唱会中亦包含红歌及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爱是你我》，足以证明其立场的正当性。然而，这种融入恰恰更值得警惕。

当《我们走在大路上》这样的革命经典被置于商业化、娱乐化的演唱会流程中，成为吸引客流的一个节目时，其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向心力和动员力便被消费主义所解构。这无异于“温水煮青蛙”，使红歌的神圣性在无形中消弭。

而《爱是你我》的表演更是彻底变味：一位花甲男歌手与一位19岁的学院派女歌手用美声唱法将此歌演绎成男女之情，已偏离了原作的大爱精神；更甚者，演唱时台上演员集体做出被视为“撒旦手势”的亚文化符号，此举无疑是对原作品荣誉的亵渎。若这样的版本仍能代表“五个一工程”奖的水平，那奖项的严肃性将荡然无存。

五、文化坚守与底线思维

文化多元与包容固然重要，但绝非没有底线。对任何挑战社会公序良俗、消解主流价值、暗含不良导向的文化产品，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试想，若将《大眼睛》中对幼女带有暗示性的呼唤场景置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严打社会背景下，其后果可想而知。历史虽不能简单类比，但人伦道德的底线在任何时代都应被坚守。

刀郎团队坚持演唱被群众抵制、被界定为“灰色歌曲”的《大眼睛》，其行为本身或许正是其2021年所立“要和他们战斗到底”誓言的某种印证。

树欲静而风不止。《我的楼兰》的缺席，绝非偶然的节目安排，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价值筛选。它清晰地表明，这场演唱会意在传达的，并非《我的楼兰》所象征的民族复兴的豪情与历史自信，而是另一套截然不同的价值体系。在西方对华持续进行“思想殖民”的背景下，对此类文化现象熟视无睹，无异于自毁长城。文化的战场无声却致命，坚守阵地，方能避免国家、民族精神家园的沦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