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名家：他是程十发的知己，黄胄主动收他为徒，可他却鲜为人知

更新时间：2026-01-11 15:11  浏览量：1

省委书记亲自接站，画坛巨匠却喊个路人去买鱼？

一九八四年，福建福州火车站发生了一件挺“跌份”的事儿。

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项南，那是何等人物，亲自跑到站台去接人。

接的是谁呢？

是有“画坛驴贩子”之称的巨匠黄胄。

这规格，放在那时候绝对是顶配了。

可谁承想，黄胄跟大领导寒暄了两句，眼神就开始往人堆里飘，显然是心不在焉。

他直截了当地说，这次来除了公事，主要得见个“铁瓷”。

项南心里正犯嘀咕，心想这是哪路神仙能让大师这么挂记，结果黄胄一个电话，喊来了一个穿着土气的普通中年人。

黄胄见着这人，也没客气，当着省委书记的面儿直接派活：先去买半斤红辣椒，再去菜市场搞几条活蹦乱跳的鲶鱼。

项南当时就愣那了，这哪是待客之道，分明是指挥家里干粗活的小弟嘛。

可那个叫施宝霖的中年人，听完非但没生气，反而乐得跟朵花似的，屁颠屁颠就去了，仿佛接到了什么了不得的圣旨。

在场的人都看傻了，谁能想到，这个被大师支使去买菜的男人，在那个黑云压城的年代，曾是用自己瘦弱的脊梁，硬生生扛住了中华画坛半壁江山的“守夜人”。

这事儿吧，得往回倒个十几年，拨回到那个令人窒息的特殊时期。

那时候，人性简直被扔进了滚筒洗衣机里搅得粉碎。

国画大师潘天寿，被自己亲手教出来的学生毒打，打到肾脏破裂、尿血不止，最后凄惨离世；李可染受难的时候，一个曾经甚至有点小权力的学生特意蹲在他耳边，阴恻恻地放狠话，那是真的“大难临头各自飞”，甚至是为了自保，很多人踩着恩师的头骨往上爬。

满大街都是精明的投机客，他偏要做个赔本赚吆喝的傻子。

那时候福州安泰河沿，住着一代“白描祭酒”陈子奋。

老先生曾经高朋满座的桂枝里捌号，变得门可罗雀。

画稿被毁，工资停发，一家好几口人守着一个月15块钱的生活费，在这七八平米的陋室里熬日子。

陈子奋身体本来就不好，没了画画这个精神支柱，整个人迅速枯萎，眼看就要不行了。

就在亲戚朋友都避之不及的时候，施宝霖这只“傻鸟”却一头扎了进来。

他不仅人来了，还带着东西。

那时候他也穷得叮当响，买不起贵重礼品，就把自己刻的寿山石章送来，让老师拿去换钱度日。

陈子奋手痒想画画，但市面上画具难买，施宝霖就跑遍全城去淘。

买回来以后，老先生要给钱，他死活不要，只说是“几块钱的小事”。

可陈子奋到死都不知道，这用来买画笔的5块钱，是施宝霖咬着牙跟朋友借来的。

那时候5块钱是什么概念？

那是很多人半个月的伙食费。

施宝霖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江，但他看着老师躺在床上连早饭都没着落，心里那个酸啊。

他忍着泪，跑出去买了一碗热腾腾的福州锅边糊端到床前。

这碗几分钱的糊，在那个寒冬里，比现在的满汉全席都要珍贵。

1975年陈子奋带着遗憾走了，留下了一屋子卖不出去的画。

师母生活拮据想贱卖遗作，施宝霖又急眼了，他像个疯子一样四处奔波，求爷爷告奶奶找博物馆收购。

等终于把老师的心血安顿好了，他拍拍屁股走了，一分钱好处费没拿。

如果说对陈子奋是师生情谊，那对素未谋面的画家，施宝霖展现的就是一种近乎侠客的义气。

1974年，画家周昌谷因为一幅《荔枝熟了图》被打成“黑画”，理由极其荒谬，说人物画得太美是资产阶级情调。

施宝霖在报纸上看到批判文章，火冒三丈，也不管信件会不会被截查，提笔就写信去骂那个批判者。

信里大概意思就是：难道你讨老婆非要娶个麻脸缺嘴的？

周先生的画就是美，我就要这样的黑画！

这种信要是落到有心人手里，施宝霖不死也得脱层皮。

但他顾不上。

就像他听说上海的程十发被泼墨汁、刮浆糊折磨得不成人样，他明明只在连环画上见过这个名字，却立刻刻了印章寄过去打气。

他跟程十发通过信件成了“笔友”，甚至细心到能通过程十发回信是用毛笔还是钢笔，来判断大师的身体状况和心情。

如果是毛笔写的，他就高兴一天；如果是钢笔，他就担心大师是不是身体又垮了。

施宝霖就像一个在极寒风雪里背着炭火的旅人。

他急匆匆地奔走，看见哪棵大树快冻死了，就赶紧塞一块炭过去。

他不停地告诉这些大师：“春天很美，你们一定要挺住，别死在冬天里。”

他忘了，他自己身上也只穿了一件单衣。

我们现在回头看，可能会觉得施宝霖做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买碗锅边糊、送几方印章、写一封信、给膝盖肿痛的郑乃珖敷草药。

这能改变历史吗？

还真能。

对于那些在大海里快要淹死的人来说，施宝霖不是救生艇，但他是一块飘过来的木板。

有了这块木板，潘天寿没能熬过去的绝望，郑乃珖熬过去了，活到了90多岁；程十发熬过去了，成了画坛泰斗；黄胄熬过去了，才有了后来那几尾鲜活的鲶鱼。

后来施宝霖去拜访黄胄，从没想过要讨一幅画。

反倒是黄胄，一定要收这个“傻子”做徒弟。

施宝霖吓坏了，觉得自己何德何能，又是摆手又是摇头。

在那个名利场里，多少人提着金条求大师一幅墨宝，而施宝霖却是在大师落难时送炭，在大师飞黄腾达时只愿意去买辣椒。

他护着的哪是几张画纸，分明是那个世道里最后一点斯文扫地的脸面。

郑乃珖晚年病重，悲观得不行，说自己活不过今年了。

施宝霖就编瞎话，说自己会看面相，老师人中长，肯定能活过90岁。

他还跟老师打赌，说您要是活到90岁，再给我画张画。

郑乃珖信了，为了这个赌约，硬是多活了9年。

这哪是什么迷信啊，这是心理暗示的奇迹，是施宝霖用他的善良给老师点的续命灯。

在这个“精致利己主义”盛行的时代，我们再看施宝霖，会觉得他傻得可爱，傻得让人心疼。

他后来整理那些大师的往事，只说了一句：“一切都会过去，过去了的都会变成美好的回忆。”

他把那些惊心动魄的苦难，都化作了淡淡的墨香。

施宝霖并不只是在保护几幅画，或者几个老头。

他是在保护那个时代摇摇欲坠的良知和斯文。

当野蛮在敲门时，是他用瘦弱的肩膀顶住了门板，回头对屋里的文明说：“别怕，我在。”

所以，当1984年黄胄让他在省委书记面前去买鱼时，那不是使唤，那是过命的交情才有的随意。

那几尾鲶鱼，游过岁月的长河，至今还泛着温暖的涟漪。

施宝霖后来过得挺平淡的，2010年1月，他因病在福州去世，享年67岁，走得静悄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