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去的艺术家没法反驳：为何西方总爱用现代标准“审判”沃霍尔？

更新时间：2026-01-16 20:17  浏览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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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家与策展人正忙着重塑从简提列斯基到苏丁等艺术大师的形象，试图将他们塞进现代伦理的模具中。这种做法，恰恰抹杀了他们作品中那份最耀眼、最迷人的矛盾性。

去年冬日的一个午后，窗外刚下过雨，我裹着毯子，手里捧着热茶，在网络上搜索柴姆·苏丁的画作。自从参观了他关于1920年代法国里维埃拉酒店员工的肖像展后，这便成了我的一种消遣——那些画作将温柔与堕落交织得如此奇妙，仿佛画笔同时在亲吻与鞭笞着画布上的人物。

我翻看着那些神情中透着无可救药的纯真的厨师与侍者画像：他们的肤色如生肉肠般暗沉，耳朵仿佛刚刚遭人粗暴拽扯过。翻阅间，我偶然读到了当年那场展览的一篇评论。那一刻，我暗自欢喜，期待能沉浸于文字中，看作者如何描绘苏丁那份温和施虐的独特天赋。

然而，我原本打算沉浸于苏丁扭曲梦境的计划戛然而止。阅读间我惊觉，那些令其画作如此迷人的纠结情感与道德复杂性已被抹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经过净化处理的叙事——一个拥有“深具同情心的人道视角”、对底层民众怀抱体恤之心、致力于“颂扬这些被遗忘生命之丰饶”的艺术家形象。

我不禁陷入沉思：究竟为何有人要将苏丁塑造成一位圣洁的社会正义倡导者？尽管苏丁生平鲜为人知，但现有的资料勾勒出的，是一个性格复杂且困顿的形象——他对自己的成长地，白俄罗斯的犹太聚居区，怀有着深刻的鄙夷。

毕竟，正是这位兼具画家与屠夫特质的艺术家，激发了弗朗西斯·培根那些壮丽而噩梦般的视觉奇观。

正如历史上众多伟大艺术家——从耶罗尼米斯·博斯的神圣扭曲到鲍拉·雷戈的心理纠葛——苏丁正是通过调动矛盾情感，才得以直面人类存在的黑暗与复杂本质。他笔下的旅店职员之所以震撼人心，在于将残酷与温情交织——由此引诱我们审视自身矛盾的欲望与情感。毕竟世间鲜有纯粹的心理变态者，但每个人都必须面对欲望与剥削间的微妙界限。

我很快意识到，这篇评论本身其实平淡无奇，它不过是当下文化中无处不在的艺术讨论模式的一个典型范例。过去十年间，我们正经历着一个艺术必须遵循特定道德准则的时代。无论在世与否，艺术家们日益被要求成为正义与同理心的典范，其作品则被期待宣扬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反恐同主义，并致力于促进艺术的普及性与包容性。

这场“道德转向”催生了展览、评论与书籍对艺术家生平的修饰，将他们追溯性地塑造成社会正义倡导者与社区精神的典范。

当机构担忧展览未能明确宣扬这些价值观时，随之而来的恐慌亦是明证——某些情况下甚至导致展览延期或作品撤换。

以泰特现代美术馆2020年安迪·沃霍尔的展览为例，这位纽约艺术圈的“吸血鬼”——曾痴迷电椅、拍摄吸毒成瘾的追名逐利者、以坠楼少女图像创作艺术——却在展览墙的解说词中被描述为“为酷儿文化提供安全空间”的艺术家。

再看巴洛克画家阿特米西娅·简提列斯基，其作品近年备受追捧。她最著名的《朱迪思斩杀荷罗斐尼》（约1620年）描绘了圣经女英雄斩首亚述将军的场景，如今普遍被解读为她遭画家阿戈斯蒂诺·塔西强奸后创作的自传式回应。2020年，当简提列斯基的作品展登陆国家美术馆时，塔西强奸案的审判文件被赫然置于展厅入口处，将她遭受的侵害塑造成了解读其作品的唯一关键钥匙。

若想挣脱文化战争的幼稚泥沼，学会应对复杂性无疑是必备技能

此类历史修正主义究竟服务于谁？绝非沃霍尔——其艺术魅力恰恰源于那种超然于道德之外的冷漠特性；亦非“酷儿文化”——其先锋人物正沦为说教式的教学工具；更非女性艺术家——其作品被视为与私生活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解读逻辑的主要依据，往往仅仅是简提列斯基似乎以自身为原型塑造了朱迪思的形象，但这在当时实属常态，毕竟聘请模特费用高昂，且当时社会禁止女性担任模特。

最关键的是，这种做法对观众而言，也是一种伤害。

诚然，艺术道德转向所奠基的原则，在个人生活、职业领域乃至政治治理中都值得坚守。但若将相同标准套用于所有艺术作品的评判，我们将丧失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无法以艺术自身的方式——包括其辉煌的矛盾性——与之对话。最重要的是，我们将失去被艺术真正挑战与改变的能力。

矛盾性终究具有政治价值：被抛入不适感中，能促使我们质疑既定认知，磨砺思维锋芒。以菲利普·古斯顿1960年代创作的三K党人画作为例：那些卡通般的梦幻场景里，头戴罩袍的粉红人偶——以古斯顿稚拙的笔触绘就——正抽着烟、创作艺术、驾车驰骋。尽管古斯顿是位政治活跃人士，其画作却未宣扬任何显性教条或传递明确道德说教。这些作品拒绝替观众代劳思考感受，而是将人浸入令人极度不安的现实——种族主义如同汽车、卡通与香烟般寻常，早已融入日常生活。

“我们永远无法知晓他们心中所想，”其女穆萨·梅耶如此解读这些形象，“但显然他们就是我们自身——我们的否认，我们的掩藏。”

然而，社会对任何接近矛盾态度的容忍度如此之低，以致于2020年古斯顿作品在美国和英国的巡回展览被迫推迟。在乔治·弗洛伊德遇害引发“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后，主办方决定推迟展览，直至古斯顿“关于社会与种族正义的信息”能够“被更清晰地解读”。

当展览最终于2022年在波士顿开幕，并于2023年移师泰特现代美术馆时，主办方竭力将古斯顿的作品置于社会正义运动的谱系中。正如保罗·基根在《伦敦书评》所指出的，这种对观众的“牵手引导”，昭示着一个“绘画与公众再也不能独处一室”的时代。

政治左派人士或许对抨击与自身理念相通的文化范式心存不适。这种顾虑不难理解——毕竟嘲弄左翼价值观在文化战争中屡见成效，反跨性别与反移民思潮更在全球蔓延。

在如此氛围下，为传播政治信息而对艺术作品进行居高临下的简化解读，似乎成了值得付出的代价。

但若角色互换呢？全球范围内，复兴的右翼势力正向艺术领域渗透。乔治亚·梅洛尼任命了右翼主席执掌威尼斯双年展。特朗普政府将盟友安插在艺术机构高位，试图阻断对推广“性别意识形态”的艺术组织的资助，并将矛头对准聚焦奴隶制遗留问题的博物馆展览。倘若我们执意将艺术视为传播特定政治理念的工具，当与我们价值观相悖的意识形态掌权时，又将如何？

若想挣脱文化战争的幼稚泥潭，学会应对复杂性实属必要。但若持续将艺术简化为道德说教的口号，只会剥夺其改变我们的力量——这将是巨大的损失。艺术通过表达语言无法企及的维度，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自我与所处世界。它让我们接触到广阔的体验疆域，迫使我们直面人类存在中不可分割的根本性矛盾、道德困境与冲突情感。

只要我们愿意驻足凝视，往往能在眼前的艺术中发现这些特质——简提列斯基画作中心理的明暗对比，沃霍尔作品里深邃的窥视欲，古斯顿令人不安的梦境景观，苏丁笔下温柔的残酷。此刻正是倡导艺术的良机——它能助我们感受更深、思考更透、认知更广。

若错失良机，艺术恐沦为预设观念的展示品，而我们的文化智慧将就此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