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叹虎头豹尾麻秆腰！为何《李自成》后三卷存在明显的艺术滑坡？
更新时间：2025-06-02 11:48 浏览量：3
1963年，当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问世时，或许很少有人能预见这部作品将跨越半个世纪的时光，成为中国历史小说的一座丰碑。从第一卷到第五卷的完整出版，整整耗费了三十六年光阴，而自第一卷面世至今，恰好五十年。五十年间，时代风云变幻，但这部以明末农民起义为背景的鸿篇巨制，始终以其厚重的历史质感与鲜活的人物群像，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记。
《李自成》的成功，不仅在于它还原了明末社会的动荡图景，更在于它超越了传统历史叙事的窠臼。姚雪垠以小说家的笔触，将李自成、崇祯、张献忠等历史人物从冰冷的史册中唤醒，赋予他们血肉与灵魂。读者看到的不仅是金戈铁马的战场，还有博弈下的人性挣扎，以及农民起义从崛起到溃败的深刻教训。小说中那些被史书一笔带过的细节——比如义军内部的矛盾、崇祯皇帝的多疑与刚愎、百姓在乱世中的生存智慧——都被作者以文学的方式重新诠释，让历史不再是枯燥的年份与事件，而成为一面映照现实的镜子。
《李自成》出版后，读者的反响之热烈，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长篇小说出版史上实属罕见。五卷本陆续面世，每一卷都收到大量读者来信，这些信件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关键词：开眼界、长知识、受教益、有收获。许多读者被书中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所震撼，也被李自成及其将士百折不挠的精神深深打动。他们不仅从起义军的兴衰中汲取教训，更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一种激励人心的力量。
有读者用毛笔工整地给写信，建议授予姚雪垠特殊荣誉，并给予优厚奖励。更多人将《李自成》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相提并论，称其为近年来最好的历史小说，甚至誉之为“人类文学宝库中的璀璨珍珠”。不少读者还热切呼吁将这部作品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希望让更多人通过影像感受这段历史的壮阔与悲凉。
在学界和文艺界，《李自成》同样引发了广泛关注。许多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对这部作品给予了极高评价，其受重视的程度，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长篇小说中并不多见。尤其令人动容的是文学巨匠茅盾对《李自成》的倾心关注。当时茅盾已年过八旬，视力严重衰退，左眼仅能模糊视物，右眼几乎失明。然而，他不仅通读了《李自成》第一卷，还将第二卷初稿反复研读两遍，并写下大量细致入微的审读意见。
姚雪垠曾感慨道：“茅公对《李自成》二卷的关怀和热忱，使我十分感激。”茅盾凭借丰富的创作经验，从小说艺术的角度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甚至能敏锐地捕捉到作者埋藏的匠心。两位文学大家的通信多达七十余封，后来由姚雪垠之子姚海天整理成《茅盾 姚雪垠谈艺书简》出版。
在姚雪垠八十寿辰的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对他在作品中展现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不仅还原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宏大场景，更通过各阶层人物的命运交织，揭示了封建社会的内在矛盾。从紫禁城里的崇祯皇帝到陕北高原的贫苦农民，从科举失意的文人到战场厮杀的将士，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共同构成了封建中国的全景画卷。
1993年春节记者拜访姚老时，尽管《李自成》后两卷尚未出版，但文学界已公认他是现当代文学史上成就卓著的重要作家。早在上世纪30年代，姚雪垠就以其扎实的史学功底和文学才华在文坛崭露头角。与其他同代作家相比，他始终保持着对历史研究的浓厚兴趣，这种学术追求使他在晚年仍能保持旺盛的创作力。
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蓬勃发展，姚雪垠虽非专业哲学研究者，却在这一时期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此后的数十年间，他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贯穿于文学创作与教学实践之中，特别是在《李自成》的创作过程中，这一思想底色表现得尤为鲜明。茅盾、胡绳等学者都曾高度评价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历史问题的独到见解。
对李自成的塑造，姚雪垠同样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他清醒地认识到，作为封建时代的农民领袖，李自成反抗的是明王朝的统治，而非整个封建制度。起义军并未提出反孔孟之道的主张，其思想意识仍深深植根于封建社会的土壤中。这种客观的创作态度，使《李自成》避免了当时历史小说常见的简单化、脸谱化倾向。
在具体写作中，姚雪垠面临过诸多难题。例如，如何平衡艺术虚构与历史真实？如何处理农民军的英雄形象与历史局限性？对此，他始终保持着学者的清醒与作家的勇气。一方面，他广泛研读《明史》《明季北略》等史料，确保重大事件与关键人物符合史实；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合理的艺术想象，填补史书记载的空白，让人物血肉丰满。
姚雪垠对晚明史的研究功底深厚，这在历史小说家中实属罕见。早在他青年时期，就系统研读了大量明代史料，从官修《明史》到民间野史笔记，无不涉猎。著名明史专家吴晗曾坦言："论晚明史研究，我不如你。"史学家白寿彝则称他为"学者型的作家"。这种扎实的史学积累，使他在创作《李自成》时能够准确把握历史脉络。前三卷中，他对明末农民战争的描写已见功力；到了后两卷，特别是描写崇祯自缢、清兵入关等重大历史事件时，更展现出他对历史细节的精准把握。
在古典文学修养方面，姚雪垠同样造诣颇深。他深知历史小说的语言必须符合时代特征，特别注重人物对话的历史感。小说中绝不允许出现现代词汇，以免破坏历史氛围。对于士大夫阶层的语言，他更是精心雕琢，力求还原明代文人的言谈特色。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为小说人物创作的大量诗词和散文，不仅风格各异，而且都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
《李自成》中上层士大夫的语言最具特色。无论是内阁大臣的奏对，还是文人雅士的唱和，都严格遵循明代的语言习惯。姚雪垠不仅熟谙八股文的写作规范，对明代官场用语、文人雅集时的诗词酬唱也都了如指掌。这种语言上的考究，使得小说中的士大夫形象栩栩如生。在老一辈学者中，具备这种综合能力的人或许不少，但在历史小说创作领域，能达到如此高度的作家确实凤毛麟角。
《李自成》的成功还在于它超越了简单的阶级对立叙事。姚雪垠没有将农民起义军塑造成完美无缺的英雄，也没有将封建统治者漫画化为十恶不赦的反派。他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呈现了各个历史人物的复杂性。这种创作态度使得《李自成》既避免了概念化、公式化的弊端，又摆脱了为迎合某种意识形态而扭曲历史的倾向。
姚雪垠《李自成》前两卷被公认为文学精品，而后三卷则存在明显艺术滑坡。这种差异首先体现在叙事结构的失衡上。前两卷以崇祯十一年冬到十三年夏为时间跨度，采用"单元共同体"结构，每个单元既独立成篇又环环相扣。如"商洛壮歌"单元既描写起义军绝境求生，又穿插崇祯宫廷斗争，形成强烈的戏剧张力。但后三卷时间跨度骤然拉大，从崇祯十五年直接跳到甲申之变，导致关键情节如"襄阳建制"等被简略处理，形成"虎头豹尾麻秆腰"的结构缺陷。
在历史真实与艺术加工的处理上，前两卷展现出更高超的平衡能力。姚雪垠通过两万多张史料卡片积累，对明末宫廷礼仪、市井生活乃至军事布阵都进行了精细还原。如第一卷对崇祯召对群臣的场景描写，既符合史书记载，又通过"辅臣偷窥皇帝脸色"等细节增强戏剧性。而后三卷因政治环境影响，对李自成形象的塑造逐渐偏离历史真实，赋予其过多理想主义色彩，与历史上农民军的破坏性形成割裂。
人物塑造的深度差异尤为明显。前两卷中，崇祯的多疑善变、杨嗣昌的刚愎自用等形象都通过大量生活细节呈现。特别是"慧梅之死"单元，通过陪嫁丫鬟的视角展现政治婚姻的残酷，被公认为全书艺术高峰。而后三卷因急于交代历史进程，人物多沦为情节工具，如李自成在占领北京后的性格转变就缺乏足够铺垫。吴晗曾批评这种缺陷源于篇幅臃肿，认为"要是只写三卷，成就要更高"。
在语言艺术方面，前两卷的士大夫对话、诗词唱和都严格遵循明人语体。姚雪垠为不同人物量身定制的奏章、书信等文书，展现出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而后三卷因创作时断时续，部分语言失去前期的精炼，如对清廷活动的描写就流于表面化。这种艺术滑坡与作者晚年健康恶化、政治环境变迁等因素密切相关，但无损前两卷作为中国历史小说典范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