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浪漫——毛泽东书法艺术大观(309)百年父老见衣冠

更新时间：2026-01-21 21:34  浏览量：2

毛泽东行草书小品，（明代）高启《送沈左司从汪参政分省陕西汪由御史中丞出》（摘句）：

（行草书版本三）

函关月落听鸡度，华岳云开立马看。

高启《送沈左司从汪参政分省陕西汪由御史中丞出》：

重臣分陕去台端，宾从威仪尽汉官。四塞河山归版籍，百年父老见衣冠。函关月落听鸡度，华岳云开立马看。知尔西行定回首，如今江左是长安。

高启此诗，是明初收复北方失地最鲜活的历史写照，亦是华夏民族发展史上一次关键性的精神与现实双重归位。

“四塞河山归版籍”，是地理疆域、政治主权的实体复归，终结了金元数百年对中原核心腹地的异族统治，重塑了华夏民族生存发展的地理基底；“百年父老见衣冠”，是文化标识、民族认同的精神复归，让被压制百年的汉文化根脉重焕生机，唤醒了埋于骨血的民族记忆。明代对北方失地的收复，绝非简单的改朝换代式疆域统一，而是在华夏民族历经数百年文明割裂、身份模糊的关键节点，完成了疆域一体的重构、文化根脉的接续、民族认同的凝聚、正统秩序的重建，为后世华夏民族的绵延发展奠定了疆域、文化、精神三重核心根基，深刻塑造了华夏民族共同体的内核，影响贯穿明清乃至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

一、版籍归一：重构华夏民族生存发展的完整地理基底，筑牢民族疆域认同的历史根基

“四塞河山” 特指以关中为核心的北方黄河流域腹地，这里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周秦汉唐皆立都于此，是传统华夏疆域的 “核心骨架”，更是华夏民族生存发展的地理根基。

自靖康之变后，中原陆沉，北方失地先入金、再入元，历经四百余年的异族统治，传统华夏疆域被强行割裂，南方偏安政权与北方异族政权形成长期的地理与政治分野，甚至一度让 “华夏疆域” 的边界变得模糊。金元作为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对北方腹地的治理多以 “部族本位” 为核心，重军事控制、轻民生经略，且对南北疆域采取差异化的统治策略，进一步加剧了南北地理、经济、文化的隔阂，让华夏民族失去了疆域一体的发展空间。

明代挥师北上，收复包括四塞河山在内的北方全部失地，将其重新纳入汉家 “版籍”，并非单纯的疆域扩张，而是对传统华夏核心疆域的完整复归。

这份 “归版籍”，首先确立了华夏民族疆域的核心范围，以关中、中原、华北为核心，联结江南、巴蜀、闽粤，重构了 “南北一体、江山一统” 的地理格局，让华夏民族重新拥有了完整且连续的生存发展空间，为后续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南北交融发展扫清了政治障碍。

更重要的是，明代通过 “分省陕西” 等经略举措，强化了对北方失地的行政管辖，将中央集权的治理体系深入北方腹地，让 “疆域一统” 不再是短暂的军事胜利，而是成为制度化、常态化的政治现实。这种疆域主权的明确化、行政管辖的一体化，让 “华夏一统” 的疆域观深植于民族记忆，成为后世华夏民族对自身生存空间的核心认知 —— 即便后世王朝更迭，这份以明收复的疆域为基础的 “华夏疆域” 共识从未动摇，清代的疆域大一统亦以明代的疆域版图为根基，而近代中国面对列强入侵时，“捍卫疆域完整” 的民族诉求，也正是源于这份由明代重塑的疆域认同。

二、衣冠重光：接续濒于断层的华夏文化根脉，重塑民族文化认同的核心标识

“衣冠” 绝非单纯的服饰规制，而是汉文化的外在具象，背后承载着华夏的礼乐制度、伦理观念、生活方式、审美意趣，是华夏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核心文化标识。

金元百年的异族统治，对北方的汉文化采取了系统性的压制与异化：金代强制推行女真服饰、仪制，元代将汉人列为低等族群，汉家衣冠被禁止，礼乐典制遭废弃，甚至日常的语言、习俗也逐渐被游牧文化影响。彼时的北方，尤其是作为文明发源地的关中，“汉官威仪” 成了百年前的遥远记忆，年轻一代不知华夏礼乐为何物，年老一辈只能在记忆中回望汉家衣冠，华夏文化的根脉在北方腹地濒于断层 ——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当一个民族失去了自身的文化标识，其民族认同便会陷入模糊与消解，这是金元时期华夏民族发展面临的最大危机。

明代收复失地后，以 “恢复汉制” 为核心，全面复兴汉家衣冠、礼乐、典制，正如诗中 “百年父老见衣冠” 所写，当身着汉家衣冠、行着汉家仪制的大明官员出现在关中大地时，历经百年等待的父老乡亲，见到的不仅是一袭衣冠，更是消失百年的华夏文化根脉。

这份 “见衣冠”，是自上而下的文化复归：明代朝廷定衣冠、修礼乐、复科举，将汉文化的核心制度重新推行于北方失地，让周秦汉唐延续的文化传统在其发源地重焕生机；也是自下而上的文化唤醒：

北方百姓重拾汉家习俗，重学华夏礼乐，埋于骨血的文化记忆被瞬间激活，这种文化的共鸣，让南北华夏子民重新拥有了共同的文化标识。更为关键的是，明代的文化复兴并非简单的 “复古”，而是在恢复汉制的基础上，融合了南北文化的精华，让华夏文化在历经数百年的碰撞、融合后，完成了一次系统性的重构与升华。这份重构后的文化体系，成为华夏民族共同的精神纽带，让 “文化同源” 成为民族认同的核心内核 —— 此后数百年，无论王朝如何更迭，华夏文化的核心标识从未改变，即便清代入主中原，也不得不 “尊孔崇儒”“承汉制而治”，本质上正是对明代重塑的华夏文化正统的认同。

明代的文化复归，让华夏民族避免了因文化断层而走向分裂，为民族的绵延发展筑牢了文化根基。

三、人心归向：凝聚南北一体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华夏民族的精神凝聚力

金元数百年的南北割裂与异族统治，不仅造成了疆域与文化的隔阂，更让华夏民族的共同体意识陷入消解：

南方百姓坚守汉文化，以 “华夏正统” 自居，北方百姓在异族统治下，民族身份逐渐模糊，南北之间甚至形成了一定的文化与心理隔阂，“华夏” 不再是一个跨越南北的统一民族标识，而是被割裂为 “南方汉人” 与 “北方遗民”。这种共同体意识的消解，是华夏民族发展的重大隐患，一个缺乏共同身份认同的民族，难以在历史的风雨中凝聚力量、绵延发展。

而明代收复失地后的 “版籍归一” 与 “衣冠重光”，则从根本上消解了南北隔阂，实现了人心的全面归向。

“四塞河山归版籍”，让北方百姓摆脱了异族统治的压迫，重新成为华夏王朝的子民，获得了身份上的归属感；“百年父老见衣冠”，让南北百姓重新拥有了共同的文化标识，唤醒了跨越南北的民族记忆。

当关中父老为见汉家衣冠而热泪盈眶时，这份情感并非独属于北方，而是牵动着整个华夏民族的共情 —— 南方百姓看到的，是失地的收复、文化的重光；北方百姓感受到的，是身份的回归、民族的认同。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统一与自下而上的情感共鸣，让 “华夏民族” 不再是一个模糊的文化概念，而是成为跨越地域、阶层、血缘的共同体标识。明代通过收复失地、恢复文化，将南北子民重新凝聚在 “华夏” 的旗帜下，塑造了 “江山一统、文化同源、人心归向” 的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份意识，成为华夏民族最核心的精神凝聚力，在后世的历次民族危机中，始终是支撑民族抗争、守护民族存续的关键力量：明末面对清军入关，南北百姓同仇敌忾；近代面对列强入侵，全体华夏儿女携手抗敌，这份 “万众一心、共护华夏” 的凝聚力，其源头正是明代重塑的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正统重建：确立华夏民族的政治文化正统观，保障民族发展的秩序延续

在传统中国的历史语境中，“正统” 不仅是王朝的政治合法性，更是华夏民族的文化与价值取向，是判断 “华夏” 与 “夷狄”、“正统” 与 “偏安” 的核心标准。金元数百年的异族统治，打破了自周秦以来 “华夏为正统” 的政治文化秩序，异族政权以 “征服者” 的身份占据中原，让 “华夏正统” 的观念一度受到冲击，甚至出现了 “夷狄亦可主中原” 的论调，这让华夏民族的政治文化认同陷入了迷茫。

明代收复失地、恢复汉制，重新确立了以华夏文化为核心的政治正统观：

明王朝以 “驱逐胡虏、恢复中华” 为立国宗旨，其合法性不仅源于军事上的胜利，更源于对华夏文化正统的承继。高启诗中 “重臣分陕去台端，宾从威仪尽汉官”，正是这种正统观的外在体现 —— 以周召分陕的古制为典，以汉家官仪为制，宣告明王朝是华夏正统的继承者，而收复北方失地、恢复汉家版籍与衣冠，正是华夏正统重新主导中原的标志。

这份正统观的重建，并非狭隘的 “华夷之辨”，而是以文化为核心的民族认同：

凡认同华夏文化、承继华夏礼制者，皆为华夏正统；反之，即便占据中原，亦为 “夷狄”。这种以文化为内核的正统观，成为后世华夏民族判断政治合法性的核心标准，也让华夏民族的发展始终保持着文化的延续性。

清代入主中原后，之所以必须主动融入华夏文化、承继汉家制度，本质上正是为了获得华夏民族的正统认同；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 的概念之所以能顺利形成，也正是源于这份以文化正统为核心的民族认同。明代重建的华夏正统观，为后世华夏民族的政治发展确立了价值导向，保障了民族发展的秩序延续，让华夏民族在王朝更迭中始终保持着精神与文化的统一。

高启 “四塞河山归版籍，百年父老见衣冠” 二句，看似写明初收复失地的一时之景，实则道尽了这次收复对华夏民族发展的划时代意义。

明代对北方失地的收复，绝非简单的疆域统一，而是在华夏民族历经数百年文明割裂、身份模糊、疆域割裂的关键节点，完成了一次全方位的民族重塑：

从地理上，重构了华夏民族生存发展的完整疆域基底，筑牢了疆域认同的历史根基；

从文化上，接续了濒于断层的华夏文化根脉，重塑了民族文化认同的核心标识；

从精神上，凝聚了南北一体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了华夏民族绵延至今的精神凝聚力；

从政治上，重建了以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正统观，保障了民族发展的秩序延续。

正是明代的这次收复与重塑，让华夏民族在历经金元数百年的风雨后，重新凝聚成一个疆域一体、文化同源、人心归向、正统明晰的民族共同体，这份共同体的内核，成为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绵延至今的核心力量。

从明清的疆域大一统，到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再到现代中华民族的形成，皆源于明代收复失地后奠定的疆域、文化、精神根基。这二句诗，不仅是明初历史的生动记录，更是华夏民族发展史上的一座精神丰碑，昭示着一个永恒的真理：疆域是民族的躯体，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唯有躯体完整、灵魂不灭，民族方能绵延不绝、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