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浪漫——毛泽东书法艺术大观(333)一切创新，都是前人的积累

更新时间：2026-01-23 18:19  浏览量：2

毛泽东行草书书法，（元）王实甫《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寄生草》：（版本二）

兰麝香仍在，佩环声渐远。东风摇曳垂杨线，游丝牵惹桃花片，珠帘掩映芙蓉面。你道是河中开府相公家，我道是南海水月观音现。

元稹与《莺莺传》（《会真记》）（《西厢记》蓝本）

《莺莺传》是中唐传奇的经典之作，为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的直接蓝本，原作又名《会真记》，作者元稹是中唐文坛核心人物，其个人情感经历为这篇传奇赋予了强烈的自传色彩，而作品中 “始乱终弃” 的悲剧内核与复杂的价值取向，也成为后世西厢题材文学重构与颠覆的核心切入点。

一、作者元稹：中唐文坛大家，传奇背后的自传底色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洛阳人，中唐著名诗人、文学家，与白居易并称“元白”，二人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对中唐文学发展影响深远；其诗作语言浅切明快、情感真挚，创作有《离思五首》《遣悲怀三首》等千古名篇，骈文、传奇创作亦具颇高造诣，官至宰相，一生仕途起伏，情感经历则成为其传奇创作的重要素材。

元稹的人生与创作高度交融，《莺莺传》被学界普遍认为是其自传性作品，故事中张生的经历与元稹青年时期的情感遭遇高度契合：

元稹贞元十六年（800）游蒲州（今山西永济），曾与一崔姓少女相恋，后因赴京应举、追求仕途而与对方决绝，这段经历成为《莺莺传》的创作原型。不同于其诗作中对爱情的深情描摹，元稹在《莺莺传》中以近乎 “自我辩解” 的视角书写这段情感，既流露着对过往的追忆与怅惘，又以封建士大夫的功利视角为自己的 “变心” 寻找合理性，这种复杂的情感与价值取向，也让作品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烙印与人性矛盾。

此外，元稹的文学创作兼具文人的雅致与民间的情致，《莺莺传》的叙事手法、人物刻画突破了初唐传奇的简略粗糙，情节曲折、心理描摹细腻，为唐传奇的成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后世戏曲、小说对 “西厢故事” 的再创作提供了完整的人物原型与情节框架。

二、《莺莺传》（《会真记》）作品内容：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封建士大夫的功利抉择

《莺莺传》作于唐贞元二十年（804）左右，全篇约三千字，以第一人称视角（张生自述）展开，讲述了书生张生与崔莺莺相恋、相爱最终相弃的爱情悲剧，情节脉络清晰，人物形象初具雏形，核心内容可分为相遇、相恋、相离、相弃四个阶段，且文末的 “尤物论” 成为作品最具争议的核心：

普救寺相遇：兵乱结缘，一见倾心

故事开篇写贞元年间，书生张生游蒲州，寓居普救寺。恰逢当地兵乱，蒲州将领浑瑊去世，部下哗变，劫掠百姓，张生因与蒲州将领有交情，得以保护住寄居于寺中的崔氏母女（崔莺莺与其母，崔氏为前朝相国之妻，寡居后携女返乡）。

兵乱平息后，崔母设宴答谢张生，张生于席间初见崔莺莺，见其 “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心生倾慕，却因莺莺 “端严若神” 的姿态不敢贸然亲近。

红娘传书：情愫暗生，私定终身

张生对莺莺的倾慕日益深切，遂托崔家婢女红娘代为传情。莺莺初时恪守封建礼教，斥责张生 “非礼之动”，拒绝其情意，却又暗中寄诗与张生，诗云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暗示其心意。张生领会诗中之意，夜赴西厢，二人自此私定终身，度过了数月 “朝隐而出，暮隐而入” 的相恋时光，红娘成为二人情感的牵线人，这一情节与人物也成为后世西厢题材的核心桥段。

赴京相离：功名为先，情意渐疏

数月后，张生赴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二人被迫分离。起初，张生与莺莺仍有书信往来，互寄诗文、信物，莺莺的书信言辞真挚，满含相思之情，甚至直言 “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已预见这段感情的悲剧结局；而张生虽在回信中流露思念，却因长安的仕途追求逐渐疏淡了对莺莺的情意，滞留长安不归，二人的情感裂痕逐渐加深。

决绝相弃：尤物论调，自我辩解

这是作品的核心转折与争议点。张生最终选择与莺莺决绝，归蒲州时虽与莺莺相见，却态度冷漠，莺莺知其心意已决，泣涕与之诀别，后另嫁他人，张生亦另娶望族之女。

面对友人对其 “始乱终弃” 的质疑，张生提出了著名的 “尤物论”：将崔莺莺定义为 “尤物”，称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认为莺莺的美貌与才情会 “蛊惑” 士人，使其沉溺情爱、荒废仕途，而自己的 “弃莺莺”，并非薄情，而是 “忍情” 自戒，是为了追求仕途而做出的 “理智抉择”。

这一论调将自己的功利变心包装成 “避祸自守”，彻底暴露了封建士大夫将爱情与仕途对立、视女性为 “仕途障碍” 的畸形价值观。

三、《莺莺传》与《西厢记》的源流关联：蓝本与颠覆的核心

《莺莺传》作为西厢故事的原始蓝本，为王实甫《西厢记》提供了核心的人物原型（张生、崔莺莺、红娘、崔母）、情节框架（普救寺相遇、红娘传书、西厢相恋）与场景设定（普救寺、西厢），但王实甫对原作进行了根本性的颠覆与重构，也正是这种颠覆，让《西厢记》成为超越原作的爱情经典：

内核颠覆：

将原作 “始乱终弃” 的悲剧内核，改为 “冲破礼教、终成眷属” 的喜剧结局，摒弃了 “尤物论” 的畸形价值观，歌颂青年男女追求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的美好愿望；

人物重塑：

将原作中薄情功利的张生，改为痴情专一、为爱情放弃仕途的张珙；将原作中恪守礼教、逆来顺受的莺莺，改为敢于反抗封建门第、主动追求爱情的崔莺莺；将原作中单纯的牵线婢女红娘，塑造成机智勇敢、敢于反抗崔母的 “红娘形象”，成为反封建的核心人物；

主题升华：

原作的主题是封建士大夫的仕途抉择与情感反思，而王实甫将其升华为“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的时代强音，彻底打破了元代封建门第礼教对爱情的束缚，契合了元代市民阶层的人文思想萌芽。

可以说，《莺莺传》为西厢故事奠定了叙事基础，而王实甫的《西厢记》则赋予了这个故事超越时代的思想价值与艺术魅力，让西厢故事成为古典文学中歌颂自由爱情的不朽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