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龙斩赫里：艺术创作与清代官制的现实差距，品级与职权的深层逻辑
更新时间：2025-09-12 22:49 浏览量：1
在诸多以清代为背景的影视剧中，“于成龙斩江宁将军赫里” 的情节常被演绎得荡气回肠，成为展现主角刚正不阿的经典桥段。然而，若结合清代真实的官制体系与权力运行规则来看，这一情节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发生。无论是满汉官员之间的身份差异、赫里背后的政治背景，还是双方悬殊的品级差距，都决定了于成龙即便身为两江总督，也绝无权力将江宁将军赫里直接斩杀。要理解这一矛盾，需从康熙朝官员品级制度、总督与将军的职权划分，以及清代审案程序三个维度，深入剖析其中的制度细节，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康熙朝官员品级体系：两江总督与江宁将军的悬殊差距
两江总督的品级定位：正二品的 “封疆大吏”
在清代官僚体系中，总督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常被称为 “封疆大吏”，手握一省或数省的军政大权，地位显赫。但具体到康熙朝，两江总督的品级与后世相比存在明显差异 —— 此时全国范围内的总督尚未形成 “例加兵部尚书衔” 的制度，因此两江总督的本官品级仅为正二品，主要掌管江南、江西两省（后江南省分为江苏、安徽两省，两江总督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行政、民政与部分军政事务，如赋税征收、河道治理、地方治安等。
于成龙作为康熙朝深受信任的官员，虽被加授 “兵部尚书衔”，但这一加衔在当时并未改变其品级。清代的 “加衔” 制度，更多是对官员功绩与地位的一种认可，而非必然伴随品级提升。康熙朝的兵部尚书本官品级即为正二品，因此于成龙即便拥有兵部尚书衔，整体品级仍维持在正二品，与未加衔的两江总督相比，仅在职权范围上略有扩展（如可参与全国军事事务的讨论），但在地方行政体系中的品级地位并未发生本质变化。
从日常办公场景来看，两江总督的衙署（江宁总督署，位于今南京）虽规模宏大，设有大堂、二堂、花厅等办公区域，下辖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但于成龙作为正二品总督，在接待更高品级官员时仍需遵循严格的礼仪规范 —— 见面时需主动行礼，议事时需以更高品级官员的意见为主，这一细节也从侧面反映出清代官员品级对日常行政互动的深刻影响。
江宁将军的品级与地位：正一品的 “旗人高官”
与两江总督的正二品品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康熙朝的江宁将军品级为正一品，是清代 “八旗驻防将军” 体系中的重要官职。八旗驻防将军主要负责全国重要城市的八旗军队防守，直接隶属于朝廷的兵部与八旗都统衙门，不受地方行政官员节制，其品级与地位远高于地方总督、巡抚。
江宁将军的职责核心是统领江宁地区（今南京）的八旗驻防军队，维护当地的旗人统治与军事安全，同时负责旗人事务的管理（如旗人的户籍、婚丧、科举等），与两江总督的地方行政职权形成 “军政分离” 的格局。从官员选拔来看，江宁将军作为旗人专属官职（非皇帝特旨，汉臣绝无担任可能），通常由皇室宗亲或战功卓著的八旗贵族担任，其背后的政治背景与朝廷信任度远超一般地方官员。
在具体的权力运行中，江宁将军享有诸多 “特权”：其一，可直接向皇帝奏报军政事务，无需经过地方总督中转；其二，在军事行动中，地方绿营军队需配合八旗军队行动，两江总督虽可参与军事协调，但需服从江宁将军的军事指挥；其三，在司法审判中，旗人案件由江宁将军衙门审理，地方行政官员（包括两江总督）无权干预。这些特权的存在，进一步凸显了江宁将军在地方权力体系中的特殊地位。
从品级礼仪来看，江宁将军作为正一品官员，在与两江总督的日常互动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 两人见面时，于成龙需以 “下官” 身份向江宁将军行礼；议事时，若双方意见存在分歧，江宁将军的意见可直接上报朝廷，而于成龙需通过更复杂的程序才能将意见传递至皇帝面前。这种品级与地位的悬殊差距，从制度根源上决定了于成龙不可能拥有斩杀江宁将军的权力。
清代审案程序规范：低品级官员无权审理高品级官员
清代官员审案的 “品级原则”：严格的层级限制
清代的司法审判体系遵循严格的 “品级原则”，即低品级官员无权审理高品级官员，这一原则在《大清律例》与《大清会典》中均有明确规定。根据制度要求，官员案件的审理权限与官员品级直接挂钩：
正七品至从五品官员的案件，由地方按察使衙门审理，审结后需上报巡抚复核；
正五品至从三品官员的案件，由巡抚衙门审理，审结后需上报总督与朝廷刑部复核；
正三品及以上官员的案件，需由朝廷委派 “钦差大臣” 审理，地方官员（包括总督、巡抚）无权擅自审理。
江宁将军作为正一品官员，其案件显然属于 “朝廷钦差审理” 的范畴。即便赫里存在违法犯罪行为，于成龙作为正二品的两江总督，也仅有权收集相关证据并向朝廷奏报，绝无擅自逮捕、审问乃至斩杀的权力。从历史案例来看，清代从未出现过地方总督擅自斩杀正一品官员的情况，即便官员罪行确凿，也需经过朝廷的多轮复核与皇帝的最终裁决，方可执行处罚（如革职、流放、处死等）。
从具体的审案流程来看，若两江总督发现江宁将军存在违法行为，需先撰写详细的奏疏，列明事实证据，通过驿站加急送往京城；朝廷收到奏疏后，会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 “三法司” 共同商议，提出初步处理意见；若认为案件重大，皇帝会委派钦差大臣（通常为大学士、六部尚书或都察院左都御史等正一品或从一品官员）前往江宁，会同江宁将军衙门、两江总督署等机构共同审理；审理结果需再次上报朝廷，由皇帝最终批准后才能执行。这一复杂的审案流程，从制度设计上杜绝了地方官员擅自处理高品级官员的可能。
满汉差异对审案程序的影响：旗人官员的 “特殊保护”
除了品级限制外，清代的 “满汉差异” 也对审案程序产生了重要影响。江宁将军作为旗人高官，其案件审理除了遵循一般的品级原则外，还需遵循 “旗人司法特权” 的相关规定：
旗人案件的审理机构为八旗将军衙门或宗人府，地方汉官衙门（如两江总督署、按察使司）无权参与；
旗人官员即便犯罪，也享有 “减罪”“换刑” 等特权（如可将死刑改为流放，将流放改为罚俸）；
审理旗人高官案件时，钦差大臣中必须包含旗人官员，汉臣仅可作为辅助参与，无权单独审理。
这些规定的存在，进一步加大了于成龙审理赫里案件的难度。即便于成龙掌握了赫里违法犯罪的确凿证据，也因 “汉臣” 身份与 “地方官” 职权，无法介入旗人高官的案件审理过程，更谈不上对赫里执行 “斩杀” 处罚。从历史背景来看，康熙朝虽推行 “满汉一家” 的治国理念，但在核心权力领域（如军事、司法）仍坚持 “以满制汉” 的原则，旗人官员的特权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这一现实也从侧面印证了 “于成龙斩赫里” 情节的非现实性。
艺术创作与历史现实的差异：情节演绎背后的逻辑
艺术创作的 “戏剧化需求”：强化主角形象
“于成龙斩赫里” 情节之所以被广泛演绎，本质上是艺术创作对 “戏剧化需求” 的满足。于成龙作为清代著名的 “清官” 代表，其 “刚正不阿、为民做主” 的形象深受大众喜爱，艺术作品通过 “斩杀违法高官” 的情节，能够快速强化主角的正面形象，增强故事的冲突性与感染力，让观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从具体情节设计来看，艺术作品往往会对历史事实进行 “改编”：一是弱化品级差异的影响，将两江总督的权力无限放大，使其拥有超越品级的司法审判权；二是简化审案程序，省略朝廷复核与钦差审理的环节，让于成龙能够 “当场决断”；三是淡化满汉差异，忽略旗人官员的司法特权，让汉臣总督能够直接处理旗人高官案件。这些改编虽不符合历史事实，但却符合大众对 “清官断案” 的理想化期待，因此能够被广泛接受。
历史研究的 “严谨性原则”：还原制度真相
与艺术创作不同，历史研究需遵循 “严谨性原则”，从原始史料（如《大清会典》《康熙朝起居注》《两江总督署档案》等）出发，还原清代官制与权力运行的真实面貌。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可以发现，康熙朝的两江总督与江宁将军在品级、职权、司法权限上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成龙斩赫里的情节在现实中缺乏制度支撑与历史依据。
从历史人物的真实经历来看，于成龙在担任两江总督期间（康熙二十三年至康熙二十六年），虽以清廉与能干著称，曾多次弹劾地方贪官污吏，但从未与江宁将军发生过直接冲突，更无处理旗人高官的记录。相反，史料记载显示，于成龙在任期间与江宁将军保持着良好的协作关系，双方在军事防御、地方治安等事务上多次配合，共同维护江宁地区的稳定。
南京博物院馆藏的 “康熙朝江宁将军印”（黄铜质地，印面刻有满汉两种文字，印纽为虎形）与 “两江总督关防印”（青铜质地，印面仅刻汉文，印纽为直纽），从文物层面直观反映了两者的品级差异 —— 将军印的材质与形制更为尊贵，与正一品的地位相匹配；而总督关防印的规格则相对朴素，符合正二品的品级定位。这些文物与史料相互印证，进一步证实了 “于成龙斩赫里” 情节的非历史性。
在清代的官僚体系中，品级与职权的划分如同一张精密的网络，每个官员都在既定的框架内行使权力，即便如于成龙这样深受皇帝信任的 “清官”，也无法突破制度的边界。“于成龙斩赫里” 的情节，虽为艺术创作增添了精彩的一笔，但也提醒我们，在欣赏历史题材作品时，需注意区分艺术演绎与历史现实的差异，通过严谨的史料研究，才能真正理解清代官制的深层逻辑与历史的真实面貌。
北京故宫博物院的 “清代官员品级表” 展板前，常有游客驻足观看，展板上清晰标注着从正一品到从九品的官员名称与对应职权，其中 “江宁将军（正一品）” 与 “两江总督（正二品）” 的品级差异一目了然。这一展板如同一个无声的历史见证者，默默诉说着清代官制的森严与规范，也让人们对 “于成龙斩赫里” 的情节有了更理性的认知 —— 在真实的清代历史中，制度的约束与品级的差异，始终是官员权力运行的不可逾越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