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艺术史》166 ：表现主义为何在北欧艺术传统中生根发芽？

更新时间：2025-12-12 13:42  浏览量：3

1、爱德华·蒙克的《呐喊》（1893年）被视为表现主义的先驱之作，它通过扭曲的形体与动荡的构图直接宣泄绝望情绪。画中人物形如幽灵，在血红色天空与幽蓝水流的漩涡中战栗，桥面的斜线将视线引向那张尖叫的嘴，仿佛声音穿透画面。蒙克以粗犷的线条和强烈的色彩节奏，将个体对生存痛苦的恐惧转化为视觉震撼。这种全然主观的情感投射，超越了具象描绘，使得画面本身成为心态的载体。画中“每一样东西都在加强这种绝望”，背景的晃动与人物的孤独共同构建了无出路的压抑空间。蒙克的创作根植于其对死亡与孤独的执念，却意外触动了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焦虑共鸣，为表现主义奠定了“心态优先”的创作原则。

图7-12 爱德华·蒙克作《呐喊》，1893年，纸油画，91×73.5厘米，奥斯陆国立美术馆。

2、表现主义在20世纪初被定义为一种艺术倾向，其核心是将内心情感作为主题，并为此扭曲事物的客观面貌。它并非单纯的风格，而是一种反复出现的创作冲动，尤其在北欧地区盛行。德国美术史学家沃林格指出，北方寒冷严酷的自然环境可能催化了人们的不安与恐惧，进而促使艺术家转向内心世界的挖掘。表现主义的价值在于，它揭示了那些曾被古典艺术忽视的人类集体情绪——如绝望、疏离或疯狂。尽管其风险在于可能沦为艺术家私密情绪的狭隘表达，但如《呐喊》般的杰作，成功将个人体验升华为时代精神的象征，使“不可见的情感”通过扭曲形体和激烈笔触变得可见可感。

3、追溯表现主义的历史渊源，需关注16至18世纪中欧地区艺术的发展。这一时期德国与奥地利画家虽模仿意大利与尼德兰风格，却常以诗意且夸张的手法转化外来影响。18世纪德国统一梦想破灭，政治挫败驱使艺术家从现实逃往内心世界，浪漫主义由此萌芽。这种转向为后世表现主义埋下伏笔：艺术家不再执着于再现外部世界，而是借助自然与象征构建情感空间。例如，卡斯帕尔·达维德·弗里德里希的风景画并非特定地点写生，而是精选自然元素（如迷雾、岩石、枯树）组合成忧郁而神秘的意境。他的作品虽保持形体的可辨识性，却透露出深刻的不安，体现了早期德国艺术中对情绪氛围的刻意营造。

图7-13 卡斯帕尔·达维德·弗里德里希作《晨》，1820年，画布油画，22×30.7厘米，汉诺威的尼德萨西斯州立博物馆州立画廊。

4、弗里德里希的创作体现了表现主义前夜“象征性自然”的探索。在《晨》（1820年）等作品中，他运用传统象征符号——常青树喻永恒、岩石喻信念、迷雾喻死亡之谜——将风景转化为精神状态的隐喻。画面中精细观察的自然片段被重新拼凑，服务于整体情绪的传达，而非忠实记录某一时刻。这种对自然的主观重构，打破了文艺复兴以来的透视与写实传统，强调艺术家的内心投射。弗里德里希笔下世界虽静谧，却弥漫着宗教性的孤寂与沉思，这种“忧郁而不安”的气质与后来表现主义的激烈宣泄虽形式不同，却共享着对内在真实的执着追求。

图7-14 奥布里·比尔兹利为奥斯卡·王尔德的《莎乐美》所作插图，1894年，钢笔画，17.7×12.9厘米。

5、19世纪末的“新艺术”运动进一步助长了表现主义的生长土壤。该运动席卷欧洲，强调装饰性与流动曲线，在德国则以“青年风格”之名发展。英国画家奥布里·比尔兹利为《莎乐美》所作的插图（1894年）以蜿蜒纤弱的线条勾勒出诡谲情欲，而德国艺术家笔下相似的曲线却往往显得“凶险而紧张”。这种线条的情绪化运用，削弱了形象的客观性，强化了心理暗示。新艺术虽侧重装饰，但其对传统形态的变形、对线性节奏的重视，为表现主义提供了形式语言上的实验铺垫，尤其是如何通过抽象化、节奏化的视觉元素传递内在张力。

6、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与奥地利的“分离运动”促进了艺术观念的解放。艺术家们脱离保守机构，组建独立团体，积极引入法国印象派、后印象派等新潮。1903年前后，蒙克、凡·高、高更等人在柏林的展览引发震动，其中蒙克与凡·高因强烈的情感表现力尤其受到瞩目。凡·高旋转的笔触与灼热的色彩、蒙克扭曲的形体与象征性构图，向德国艺术家展示了如何将个人痛苦转化为普世艺术语言。这一接受过程表明，表现主义的兴起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对欧洲现代艺术思潮的本地化回应——它吸收外来养分，却更极端地聚焦于内心冲突的视觉外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