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艺术史》167 ：表现主义如何塑造二十世纪初的视觉语言？

更新时间：2025-12-13 11:50  浏览量：2

1、1905年德累斯顿成立的“桥社”标志着表现主义成为自觉运动。其创始人是四位建筑系学生——凯尔希纳、海克尔、布莱尔与施密特-罗特路夫，他们取名“桥社”，意欲连接传统与未来。这些艺术家放弃建筑转向绘画与版画，因后者更利于直接宣泄情感。他们创作时追求即兴与激情，常一气呵成，以扭曲形体、强烈色彩和粗粝笔触表达对社会与现代生活的焦虑。桥社虽与法国野兽派同样用色大胆，却否认受其影响；其平面化构图亦似立体主义，但目的不在解构形体，而在强化情绪冲击。他们的艺术宣言与实践，奠定了表现主义作为“反叛”与“自发”的代名词。

图7-15 恩斯特·凯尔希纳为《桥》杂志设计的封面，1909年，木刻，诺伊尔堡收藏品，科隆的瓦尔拉夫-里夏茨博物馆和路德维希博物馆。

2、桥社成员的作品彻底贯彻了表现主义的核心理念：形服务于情。在凯尔希纳设计的《桥》杂志封面（1909年）中，简化的人体与尖锐的线条充满张力，木刻技术的刀痕直接成为情感痕迹。这种媒介选择颇具深意——木刻的粗犷质地与即兴感，恰契合他们追求原始、直白的表达需求。画中人物常被拉长或压扁，背景被压缩乃至消除，空间透视让位于平面节奏。艺术家毫不掩饰对客观真实的漠视，一切形式要素皆为传递“强烈的感情”而存在。这种对传统美学规则的颠覆，使得画面本身成为情感爆发的现场，观众被强行拉入作者的心理现实。

图7-16 恩斯特·凯尔希纳作《街头五女人》，1913年，画布油画，118.7×89.7厘米，科隆瓦尔拉夫-里夏茨博物馆。

3、凯尔希纳的《街头五女人》（1913年）堪称表现主义都市题材的典范。画中五位时髦女子伫立橱窗前，主题本可寻常，却被处理得充满压迫感。人物如木桩般僵直，肢体被刻意拉长，面孔呈现冰冷朱唇与空洞眼神。深色衣帽与苍白脸孔对比强烈，背景的绿色阴影投射脸上，渲染出堕落与疏离气氛。画面拥挤窒息的构图，强化了现代都市的匿名性与异化感。凯尔希纳不仅描绘场景，更揭露表面繁华下的精神危机——这些女性似商品般被“钉”在消费空间，暗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物化。此作体现了表现主义者如何将社会批判注入心理描绘。

图7-17 埃里希·门德尔松设计的波茨坦爱因斯坦塔楼，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筑业受“表现主义”影响，之后房屋才变得简单实用，呈现新现代风格。

4、表现主义的影响迅速超越绘画，渗透至建筑与设计领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筑师如埃里希·门德尔松在波茨坦爱因斯坦塔楼（1919年）中，以流线型混凝土结构模拟动态与能量，使建筑如雕塑般表达科技时代的激情。而路德维希·米斯·范·德·罗厄早期的柏林弗里德里希大街办公楼设计方案（1919年），虽已显现代主义简约雏形，其炭笔草图却充满表现性的力度与节奏。这些实验表明，表现主义并非单一画派，而是一种弥漫时代的创作态度：即形式应承载情感与精神诉求。然而，随后现代建筑转向更理性、实用的“新客观性”，说明表现主义的强烈主观性在实用艺术中难以持续主导。

图7-18 路德维希·米斯·范·德·罗厄设计的柏林弗里德里希大街办公大楼（设计样），1919年，透视草图，牛皮纸底炭和铅笔画，裱于板上，173.3×121.9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路德维希·米斯·范·德·罗厄赠品）。

5、桥社及其同时代表现主义者的艺术手法，深刻反映了世纪初欧洲的精神危机。他们抛弃和谐与美感，转而拥抱扭曲、破碎与尖锐的形式，以对应现代人内心的焦虑、孤独与疏离。这种美学反抗，既是对工业化、都市化进程的直觉回应，也是对传统写实主义无法表达现代心理复杂性的不满。他们的作品常被视为“野蛮”或“粗糙”，却正因这种不加修饰的直接性，撼动了艺术作为优雅装饰的旧观念。表现主义由此将艺术重新定义为“心灵的呐喊”，为后来抽象艺术、新即物主义乃至战后新表现主义开辟了道路。

6、表现主义运动的遗产在于它确立了艺术的情感真实优于视觉真实。尽管其极端主观性可能导致作品难以被广泛理解，但它拓宽了艺术的使命——不再是模仿自然，而是揭示隐藏在表象下的心理与社会真实。从蒙克的《呐喊》到凯尔希纳的街头场景，表现主义者以扭曲形体和强烈色彩，构建了关于现代生存状态的视觉寓言。他们的探索提醒我们，艺术可以是一种诊断时代病症的方式，即便这诊断充满痛苦与不安。最终，表现主义不仅是一场艺术运动，更是一种持续的影响：每当社会陷入集体焦虑，艺术家便可能重返那种以形抒情的表现性语言，让不可见的情感再度显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