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艺术史》199 ：平面装饰画的审美与创作逻辑何在？

更新时间：2026-01-14 14:19  浏览量：1

1、马蒂斯画室里与夫人的经典对话，道破了平面装饰画的核心审美主张：艺术不必拘泥于现实物象的比例与形态。以其作品《红房间》为例，画中虽包含桌子、侍女、窗景等可辨识的现实元素，但艺术家并未按照真实空间的透视与比例进行还原，而是以平面化的处理方式，将各类元素重组为富有韵律的装饰图案。在传统写实绘画追求“逼真再现”的语境下，马蒂斯的探索打破了“形似”的桎梏，他认为平面装饰画的价值在于通过色彩、线条与构图的编排，营造出赏心悦目之美，而非对现实的机械复制。这种理念也契合了现代艺术“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潮，推动了绘画从写实转向对形式美感的独立追求，让平面装饰画的审美价值得到重新审视与确立。

图8-59 亨利·马蒂斯（法国，1869—1954年）：《红房间》，作于1908—1909年，180×246厘米，埃尔米塔什博物馆。

2、日本木刻是平面装饰画领域的杰出代表，鸟居清信第一的歌舞伎木刻作品便是典型范例。在这幅作品中，观者能轻易辨识出人物的头、手、脚等具象元素，但真正抓人眼球的，是旋转和服所勾勒出的流畅线条与动态韵律。艺术家以大胆而精致的装饰性手法，将人物形态转化为复杂又妩媚的平面图形，弱化了人体的体积感与空间的纵深感，强化了线条与色块的形式美感。日本木刻的这种创作特点，源于其独特的浮世绘传统，注重平面构图的均衡与装饰性，追求线条的简练与色彩的明快。这类作品不仅在日本本土艺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更对西方现代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包括马蒂斯在内的诸多画家，都曾从日本木刻的平面化处理中汲取灵感，为自身的创作注入新的活力。

图8-60 鸟居清信第一（挂名；日本，1664—1729年）：《歌舞伎》，作于约1708年，木刻，55×29厘米，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哈里斯·布里斯班·迪克基金，1949年）。

3、伊斯兰世界的平面装饰艺术，以其精致的抽象几何图案闻名于世，14世纪《古兰经》的装饰页便是绝佳例证。尽管宗教禁止绘制活物的训令并未被严格执行，但这一禁令仍深刻影响了艺术创作方向，催生出非具象性装饰艺术的悠久传统。这幅装饰页以纵横交错的直边图形分割画面，图案呈现出规则的辐射对称，其背后暗藏着复杂的数学运算逻辑，体现了伊斯兰文化中数学与艺术的高度融合。画面色彩搭配极具匠心，金色用于规整的几何纹样，蓝色作为底色填充松散空间，中间矩形被花卉交织的条带三面环绕，边缘尖状物由密到疏渐次散开。这种设计既符合宗教文本的庄严性，又通过抽象几何的韵律感，营造出和谐统一的平面装饰效果，展现了伊斯兰艺术家高超的构图能力与审美追求。

图8-61 《古兰经》抄本一页（手稿Or 848号第55帧），作于14世纪，25.5×18.7厘米，伦敦大英图书馆。

4、约公元700年英国制作的林第斯法恩福音书装饰页，同样是纯粹装饰性的平面作品，却与伊斯兰《古兰经》装饰页风格迥异。这幅作品以基督教十字架为核心构图元素，占据画面中心位置，虽缺少伊斯兰图案的辐射状对称，却以强烈的宗教符号弥补了形式上的均衡感。画面中，除核心十字架外，布满了缠绕交织的网状装饰物，大小不一的纹样分别在十字架内外翻腾，看似怪诞却富有生命力。艺术家以几何分割的方式组织画面，将宗教精神与平面装饰完美融合，每一处细节都经过精心雕琢，既服务于宗教文本的神圣性，又展现出独特的视觉美感。这类福音书装饰页，是中世纪基督教艺术与平面装饰艺术结合的典范，反映了当时艺术创作服务于宗教传播的特点，同时也体现了艺术家在有限的创作框架内，对平面构图与装饰纹样的极致探索。

图8-62 林第斯法恩福音书一页，作于约700年，34×25厘米，伦敦大英图书馆。

5、伊斯兰《古兰经》装饰页与林第斯法恩福音书装饰页，同属非具象的平面装饰作品，且都展现出高超的手工技巧与复杂构图，但二者的风格差异却十分显著。这种差异的根源，首先在于宗教文化的不同：伊斯兰装饰艺术受“禁绘活物”影响，走向抽象几何的极致，追求数学逻辑下的对称与规整；而基督教装饰艺术则以宗教符号为核心，通过十字架等具象标识传递信仰，纹样设计更具自由性与生命力。其次，地域文化的特质也起到关键作用，伊斯兰文明重视数学与天文学，其装饰图案暗含精准的比例与运算；而中世纪英国的艺术创作，深受蛮族艺术的影响，缠绕交织的纹样带有浓郁的本土特色。此外，二者的创作目的略有区别，《古兰经》装饰页更强调宗教文本的庄严与神圣，福音书装饰页则在传播宗教的同时，融入了更多的艺术表现力，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两幅作品截然不同的平面装饰风格。

6、20世纪荷兰画家蒙德里安的平面作品，以极简的形式打破了传统装饰画的创作边界。他的《红、蓝、黄三色图》，以白色为底，用粗重的黑色垂直线条分割画面，填充以红、黄、蓝三原色的矩形色块，构图简洁到极致，却蕴含着深刻的艺术追求。与伊斯兰和福音书装饰页服务于宗教不同，蒙德里安的创作没有明确的实用目的，而是致力于探索平面艺术的本质。他提出“新造型主义”理念，主张排除混色与曲线，将绘画元素简化为最基础的线条与原色，以此实现不带主观色彩的普遍表述。在构图上，他摒弃了常规的几何对称，而是通过色块与线条的微妙平衡，营造出视觉上的和谐与稳定。这种极简的平面处理方式，让作品超越了单纯的装饰功能，上升到对艺术本质规律的探索层面，为现代平面设计与抽象艺术的发展开辟了全新道路，影响了此后诸多领域的创作风格。

图8-63 皮埃特·蒙德里安（荷兰，1872—1944年）：《红、蓝、黄三色图》，作于1930年，50×50厘米，纽约阿曼德·P. 巴托斯先生和女士收藏品。

7、约瑟夫·艾伯斯的平面装饰探索，与蒙德里安的极简风格形成鲜明呼应，又有着截然不同的侧重点。他的代表作《向正方形致敬》系列，以单一的正方形为核心元素，通过不同色彩的叠加与组合，探索色彩之间的微妙关系。艾伯斯的创作如同一场严谨的视觉实验，他严格限制元素的种类，仅以正方形和有限的色彩系列为素材，却能营造出丰富多变的视觉效果。在他的作品中，色彩不再是简单的装饰手段，而是成为表达情感与空间感的核心载体，相同的正方形在不同色彩背景的衬托下，会给人带来截然不同的视觉感受，有的显得膨胀，有的显得收缩，有的明亮夺目，有的沉稳内敛。艾伯斯的探索，将平面装饰画的研究重点从构图转向色彩，揭示了色彩之间的相对性与关联性，为平面装饰艺术提供了全新的创作思路，也为现代色彩理论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其理念被广泛应用于设计、建筑等多个领域。

图8-64 约瑟夫·艾伯斯（美国，德国出生，1888—1976年）：习作，《向正方形致敬（黄色启程）》，作于1964年，76×76厘米，伦敦泰特美术馆。

8、尽管绘画大多以平面为载体，但纵观艺术史，专注于平面装饰并将其作为终生事业的画家却相对稀缺，这一现象背后有着多重深层原因。首先，传统绘画审美长期以写实为核心，无论是西方的古典主义还是中国的工笔画，都将“再现现实”视为重要追求，平面装饰画的非写实特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小众艺术”，难以获得主流艺术界的广泛认可。其次，平面装饰画容易被误认为是“实用艺术”，与工艺美术、设计等领域的界限模糊，导致其艺术价值被低估，许多创作者更倾向于投身纯艺术领域，追求更高的学术地位。再者，平面装饰画的创作对艺术家的形式把控能力要求极高，需要在有限的平面空间内，通过线条、色彩、构图的精妙编排营造美感，这种创作难度让不少人望而却步。此外，具象元素的吸引力往往大于抽象装饰，观众更易对写实作品产生共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艺术家的创作选择，种种因素共同导致了专注平面装饰的画家数量相对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