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艺术史》203 ：风格分析法如何区分文艺复兴与巴洛克？

更新时间：2026-01-18 12:38  浏览量：1

1、形式分析是艺术作品解读的核心路径之一，其关键在于剥离题材与技法的表层因素，专注于纯粹的形式概念研究。20世纪初艺术史家海因里希·沃尔弗林，耗费多年深耕文艺复兴盛期（15世纪晚期至16世纪早期）与巴洛克艺术（17世纪）的风格差异，最终提炼出一套极具辨识度的区分原则。这套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构建了客观公正的分析范畴，搭建起系统化的解读框架，将原本零散模糊的视觉特征梳理得条理分明，让人们对两大艺术时期的风格认知，从主观感受层面上升到理性分析的维度，为后世艺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支撑。

2、运用沃尔弗林的绘画风格分析理论前，必须明确其核心特质：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均以成对形式出现，用于形式分析的范畴具备鲜明的相对性，而非绝对化的判定标准。这意味着两大艺术风格的特征并非泾渭分明、非此即彼，而是存在着渐变与过渡的关系，不能用僵化的标签去界定艺术作品。这种相对性原则，要求分析者以辩证的视角看待作品，结合具体的视觉元素进行综合判断，避免陷入非黑即白的认知误区，这也是沃尔弗林理论具备科学性与灵活性的关键所在，为精准区分文艺复兴与巴洛克风格提供了重要前提。

图8-83 拉斐尔：《宝座上的圣母子和诸圣》（科隆纳祭坛画），作于约1505年，173×173厘米，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J. 皮尔庞特·摩根赠品，1916年）。

3、沃尔弗林提出的第一对核心概念是“线型风格”，其定义为作品中所有人物及重要物象，均通过清晰明确的线条勾勒出轮廓边界。文艺复兴时期的拉斐尔《宝座上的圣母子和诸圣》（科隆纳祭坛画），便是线型风格的典型代表。这幅创作于1505年的作品中，无论是圣母子、圣徒等人物形象，还是背景中的建筑、器物等元素，都有着锐利分明的轮廓线，如同精心雕琢的雕塑一般醒目。画面中的每一个实体都被平等着力刻画，彼此独立却又和谐统一，均匀的光线漫射在画面上，进一步强化了物象的清晰质感，完美诠释了线型风格的核心特征。

图8-84 鲁本斯：《圣家族和圣方济各》，作于17世纪30年代，175.5×201.5厘米，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詹姆斯·亨利·史密斯赠品，1902年）。

4、与线型风格相对应的是“非线型风格”，其核心特征是物象轮廓不再清晰独立，而是在光影的作用下彼此交融渗透。巴洛克时期鲁本斯的《圣家族和圣方济各》，是展现该风格的经典范例。创作于17世纪30年代的这幅作品，采用定向强光照射的手法，光线所及之处的物象明亮突出，而阴影区域的物象则轮廓模糊，甚至与背景融为一体。画家运用快捷灵动的笔触，将画面中的各个元素连接成一个有机整体，而非逐一区分独立呈现。以画面最右侧的约瑟夫为例，除了脸部被光线照亮外，其余部分几乎隐没在阴影中，生动体现了非线型风格的交融性与层次感。

5、沃尔弗林的第二对核心概念是“平行布局”，该布局的核心要义是画面中的所有元素，均被安排在与画面表层平行的若干平面之上。文艺复兴时期拉斐尔的科隆纳祭坛画，精准呈现了平行布局的特点。这幅作品的空间结构可清晰划分为三个平行平面：第一个平面以前景的小台阶为标识，两位男圣徒分立其上；第二个平面是放置圣母宝座的平台，两位女圣徒对称分布在座椅两侧；第三个平面则由圣母身后华美的垂幕构成。这三个平面彼此平行，没有明显的纵深延伸感，使得整个画面结构稳定规整，观者的视线能够在平行的平面间有序移动，充分展现了文艺复兴艺术对秩序与和谐的追求。

6、“退缩布局”是与平行布局相对的构图原则，其核心特征是画面元素不再局限于平行平面，而是以对角线形式向画面深处延伸，营造出强烈的空间纵深感。巴洛克画家鲁本斯的《圣家族和圣方济各》，是退缩布局的典型范本。在这幅作品中，人物形象不再与画面表层平行，而是以一定角度向纵深方向排布，形成了清晰的空间层次。画面从最左侧的圣方济各开始，人物依次向后退缩：圣方济各朝圣母方向行进，圣母的位置则稍向后移，圣母身后的安娜又在相反的对角线上进一步后退。这种层层递进的退缩式构图，打破了平面化的视觉效果，让画面充满了动态的空间张力。

7、沃尔弗林提出的平行布局与退缩布局原则，不仅适用于整幅绘画的宏观构图，也能精准解读画面局部元素的排布逻辑。以拉斐尔科隆纳祭坛画和鲁本斯《圣家族和圣方济各》中的孩童形象为例，便能清晰看出两种布局的差异。在拉斐尔的作品里，孩童形象被安排在梯级分布的平行平面上，一个孩童位于另一个孩童的身后，彼此间界限分明，既保持了个体的独立性，又与整体的平行布局相契合。而在鲁本斯的画作中，孩童形象则被有机连接在一起，其姿态与动线形成了向画面深处延伸的趋势，与整幅作品的退缩式构图融为一体，进一步强化了空间的纵深效果。

图8-85 拉斐尔：《雅典学院》，作于1509—1511年，梵蒂冈签署厅里的壁画。

图8-86 伦勃朗：《夜巡》（《班宁·柯克射击手连的出发》），作于1642年，363×437厘米，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

8、平行布局与退缩布局的风格差异，还能通过拉斐尔《雅典学院》与伦勃朗《夜巡》的对比得到印证。《雅典学院》作为文艺复兴的经典之作，其构图严格遵循平行布局原则。画面中的人物群组与建筑结构，如清晰的四道台阶、层层递进的圆形拱门，都分布在与画面平行的平面上，整体空间秩序井然，充满了理性之美。而伦勃朗的《夜巡》则是巴洛克退缩布局的代表，画面中两个主要人物的动态朝向左前方，军旗举起的角度形成了明显的对角线，人物与物象的排布均向画面深处延伸，打破了平面化的束缚，营造出强烈的动态空间感。

9、沃尔弗林的第三对核心概念是“封闭结构”，该结构的核心特征是画面中的所有元素均被框定在画框之内，构图以横平竖直的线条为主导，与画框的形状形成呼应，整体呈现出稳定和谐的视觉效果。文艺复兴时期拉斐尔的科隆纳祭坛画，是封闭结构的典范。画面中的男圣徒分立两侧，形成强烈的垂直感，这种垂直感又通过女圣徒的身姿与中间的圣母座椅得到强化；前景的阶梯与上方的华旌则构成了稳定的水平线条，与垂直元素相互平衡。整个画面自我封闭、完整统一，虽非严格对称，却在视觉上达成了极致的平衡与稳定，尽显文艺复兴艺术的理性与端庄。

10、与封闭结构相对的是“开放结构”，其核心特征是画面构图以强劲的对角线为主导，与画框的横平竖直形成鲜明反差，物象的排布不再局限于画框之内，而是呈现出向外延伸的趋势。巴洛克画家鲁本斯的《圣家族和圣方济各》，完美诠释了开放结构的特质。画面中的对角线不仅贯穿表层空间，更向纵深方向延伸，打破了画框的束缚；部分人物形象在画面边缘被切断，给人一种画面空间无限延伸的错觉。这种构图方式摒弃了封闭结构的静态平衡，转而追求动态的视觉张力，凸显出巴洛克艺术的动感与活力，传递出一种转瞬即逝的瞬间感。

11、封闭结构与开放结构的风格分野，同样能在拉斐尔《雅典学院》与伦勃朗《夜巡》的对比中清晰显现。《雅典学院》的构图以显眼的水平台阶为基础，站立的人物与支撑拱门的墙壁构成了垂直的视觉元素，横竖线条的交织让画面形成了严密的封闭结构，尽显文艺复兴艺术的秩序之美。而伦勃朗的《夜巡》则布满了灵动的对角线，画面左侧人物的枪支与身后的军旗呈平行的对角线姿态，就连最右侧的鼓也被处理成倾斜角度，避免呈现垂直状态。即便这幅画曾被剪切过，人物在边缘被裁断的状态，也恰好契合了开放结构突破画框束缚的特征。

12、沃尔弗林的第四对核心概念是“多重性”与“统一性”，这对概念的相对性特征最为显著，因为所有经典艺术作品都具备一定的统一性，二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呈现方式上。文艺复兴绘画的“多重性”，表现为画面被清晰划分为多个独立单元，每个单元都如雕塑群像般自成一体，拥有独特的色彩与质感。以拉斐尔的科隆纳祭坛画为例，画面中的圣徒、圣母、孩童等形象各自独立，均匀散射的光线将每个单元清晰区分，各部分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达成了视觉上的平衡与和谐，共同构筑起完整的画面。

13、巴洛克绘画的“统一性”，则表现为画面中的所有元素在强光的作用下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难以分割出独立的单元。鲁本斯的《圣家族和圣方济各》便是如此，定向强光的照射让物象的明暗对比极为强烈，色彩的呈现也完全依赖光线的分布，例如圣母的红色衣袍，只有受光部分呈现出鲜艳的红色，阴影部分则深暗如灰色。画面中的人物、器物等元素不再各自独立，而是在光影的交织中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以贯之的视觉整体。这种统一性打破了文艺复兴绘画的多重性格局，凸显出巴洛克艺术对整体动感与视觉张力的追求。

图8-87 乔凡尼·贝里尼（意大利，约1430—1516年）：《首席长官洛雷达诺》，作于约1501年，木板画，61.5×45厘米，伦敦国家美术馆。

图8-88 扬·弗美尔（荷兰，1632—1675年）：《绣花边的人》，作于约1664年，61×53厘米，巴黎卢浮宫。

图8-89 提香：《维纳斯和阿多尼斯》，作于16世纪60年代后期，106.5×133.5厘米，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朱尔斯·贝奇收藏品，1949年）。

图8-90 鲁本斯：《维纳斯和阿多尼斯》，约从1635年开始创作，197×240厘米，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哈里·佩恩·宾厄姆赠品，1937年）。

14. 沃尔弗林提出的风格分析范畴，不仅适用于文艺复兴与巴洛克艺术的对比研究，还具备广泛的跨风格应用价值。从单人肖像画来看，文艺复兴时期贝里尼的《首席长官洛雷达诺》采用线型风格与平行布局，人物半身像与画面平行，横竖线条的运用强化了封闭结构的稳定感；而巴洛克时期弗美尔的《绣花边的人》则以非线型风格呈现，人物姿态向纵深退缩，光影的融合凸显了画面的统一性。在同题材作品对比中，提香与鲁本斯的《维纳斯和阿多尼斯》，也能通过这套范畴清晰区分出文艺复兴与巴洛克的风格差异。此外，新古典主义画家大卫的《雷卡米埃夫人像》，因复刻了文艺复兴的风格特征，也契合沃尔弗林的分析范畴；而洛可可画家弗拉戈纳尔的《秋千》，则因承袭了巴洛克的诸多特质，同样能被这套理论精准解读。这套客观的分析工具，能够帮助观者敏锐捕捉作品的结构特质，深入理解不同艺术风格的审美意涵。

图8-91 雅克-路易·大卫：《雷卡米埃夫人像》，始作于1800年，174×244厘米，巴黎卢浮宫。

图8-92 让-奥诺雷·弗拉戈纳尔（法国，1732—1806年）：《秋千》，作于1768—1769年，83×66厘米，伦敦华莱士收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