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历程与精神》：中国文化的特性去讲解中国艺术的特性

更新时间：2026-02-12 23:29  浏览量：1

本书从中国文化的特性去讲解中国艺术的特性，从中围艺术的展开去体悟中国文化的精神。本书既从中国艺术的历史演变中呈出了不同时期的艺术风貌：远古嬗变，秦汉气魄，六朝风韵，唐代气象，宋人心态，元明清趣味，又从艺术的历史展开中，对各门艺术的中国特色进行了深入的介绍：服饰、彩陶、青铜、建筑、雕塑、绘画、建筑、舞乐、书法、诗文、小说、戏曲。还对各门艺术的特色进行了美学与文化的分析：彩陶、青铜的文化意蕴为何，诗、词、曲美学特色何在，骈文、古文、小品文艺术形式怎样，书法与文化怎样关联，绘画为什么要这样发展，小说包含了什么样的矛盾内容，戏曲之美在于何处……

黄帝四面，是一个原始的巫师形象而非理性化的帝王，从黄帝到夏启，也就是从原始巫师型的“帝”到更强调人的作用和人的形象的天下王朝的“王”的转变。夏商周三代，无论有多少神性巫风，都是以人型的“王”的面貌出现的。

在诗文革新运动中，诗由于有魏晋以来的无数典范，其进展是很顺利的。文虽以韩、柳为旗帜，然而对古文而言，韩、柳是未完成的。韩愈文章本就包含两层矛盾，一是“文以载道”，这一根本思想中对道文关系的理解上可生出不同的向度；二是追求创新中文从字顺和奇怪生涩的不同趋向。

从原始时期的五帝到三代时的王再到秦朝的皇帝，初看起来是一个循环：帝—一王—一帝。但前一个帝是一个戴着原始神装的巫/帝，后一个帝是穿着朝廷冕服的人主：一个靠着法家式的赤裸裸的暴力和明白的功利而登上皇位君临天下的理性化的帝王。

原始仪式中的人反映在文字里，就是“文”。文的本义是文身，仪式中的人就是在仪式中或为了仪式而文身之人。沧崖岩画证实着文就是仪式中文身之人。

冕服所代表的王朝是比巫装所代表部落要广大丰富得多的一个社会结构，因此冕服体系是一套包含着严格区分和具体规定的等级体系的服装体现。它是原始仪式的“文”的充分发展和层级化的历史结果。

文在远古的演变，其实质：一是从以原始仪式之文为主的原始美学体系到朝廷冕服为主的朝廷美学体系的演变；二是从原始的图腾宇宙之美到理性的天下王朝的宇宙之美的演变；三是从原始仪式之巫到朝廷之王的演变。

以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为主体扩散到整个中华大地的彩陶文化，其空间之广大，其时间之悠久，其数量和类型之众多，构成了远古文化中的一个最大的亮点，形成了以礼器来象征礼的基础。

饕餮形象，没有生物学原形，而是人的心灵创造，心灵以重组变形的艺术法则将其创造了出来。所谓重组变形，是指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形象，通过变形的方式，组合成为一个新的形象。饕餮形象就是由两个或两以上的动物组合起来的。

中国思维以日月星在天上运行，联系着动物植物人在地上生长，一道构成神的显现，神就可予以抽象化，这一抽象化后来在《周易》被总结为“仰观俯察”、“远近往还”的游目。

上古的和的思想一是来自音乐，一是来自饮食，二者为礼的一部分，铸有饕餮形象的青铜也是礼的一部分。“钟鸣鼎食”这一古语也显出了音乐、饮食与青铜的密切关系。

按照文化的演进逻辑，在兽大于人之后就是人与兽的斗争。当人的力量逐渐强大起来并被自身所日益意识到之后，人与兽之间就会有一种争夺掌握沟通宇宙权力的较量，在图像上就呈现为人兽相争。

“空”作为一个指导性原则也存在于坛台和庙堂之中，并且构成了中国坛台和屋庙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征。而且也作为一个核心的理念存在于中国建筑之中，使中国建筑具有了不同于其他文化建筑的特色。坛和台从材料和景观的角度看，是对空地的一种精致化和观念化。

诗，作为在诗、乐、舞合一的原始仪式中的咒语，具有神秘的巫术功能。

远古（女娲伏羲）的宇宙是人神互渗的，炎黄五帝的人神互渗开始了一个有中心的系统化演进，夏商周开始一种神性为主的天人关系，春秋战国的理性化通过士人思想和政治活动，分离天人而从人开始启动理性思维，扩及于天，确立一种理性的天人关系，运用于政，达到一种行政理性。

在中国艺术史上，秦汉艺术显出了最伟大的气魄。先秦以礼为核心的艺术可以说是一种美，秦汉艺术则可以称之为“大”。秦汉艺术，从秦兵马俑到万里长城，从宫殿园苑到汉大赋、汉画像，无一不显出大的特征。

陵墓建筑以砖石为主，自有其文化观念的分类意义。但砖石从材料上具有坚固恒久的性质，多方面契合了文化对陵墓的分类观念。在砖石上刻画，把有汉一代的宇宙观念、生活观念、审美观念艺术地永恒地保存了下来。

旧世界是指从战国经秦到汉，由汉人精致地建立起来的以儒家为中心把一切传统因素、民间信仰、神话内容、谶纬迷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汉代意识形态，以及与这个意识形态同形同构的政治制度、日常行为规范方式、话语形式。

气在中国文化中本兼有有与无两种属性，它可感而不可见，又不可固定，似无；但它又确实存在，似有。汉代思想由于注重网络和具体事物，是重有，因而气也偏于有。这种对现存秩序和具体事物的重视既表现为对纲常伦理的强调，又表现为艺术风格上满的特点。

个性、情趣、风格的日常追求和自然展示反映到文艺上显现为文如其人，书如其人，画如其人。个性的重要必然意味着文艺的重要。在汉人眼中，独立的文是没有重大意义的。

书法是最具中国特色，世界上只在两个文化中，书法成为艺术，一是伊斯兰文化，另一个就是中国文化。

书法从远古殷商的神圣性和秦汉的展示性，都使其在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文化美文性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然而只有在汉末魏晋，书法才在文化意识中成为一门举足轻重的艺术，这是多种因缘遇合的结果。

自然山水处于审美的高位得力于玄学的氛围。山水客观上被认为是道的显现，所谓“以形媚道”，士人主观上又竭力在“以玄对山水”、“澄怀观道”。将山水玄学化和将玄学山水化的一种最好方式就是造园。

把山水与园林紧密结合于一体，把生活与人生意义的探讨密切地打成一片，一方面造就了中国的园林新境，另方面使魏晋以来的士人心灵得到了某种质的安顿和定型。

在士人与朝廷保持距离，朝廷的审美趣味大受士人影响的时代，巩固王朝和社会整合都需要一种统一各阶层的思想，而佛教的超越单个阶级利益和普渡众生的趣旨，特别适合王朝的口味。尤其是东晋以后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更要乞求一种神的护佑。于是大江南北，佛教风靡。

敦煌石窟中，佛塑仍是主体，它处于石窟的正中微笑地俯视一切。石窟的四壁满斥着壁画，壁画的内容传达出了由佛在关注并启悟人们超脱出来的这个现世的主要特点。中国的佛教壁画主要交织着本生故事(释迦牟尼生前事迹)，经变故事(佛经中的故事)，因缘故事(讲佛教的因果报应）等。

士人阶层成熟最明显的标志是以机构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即由隋产生、由唐最终确立下来的科举制。科举制大大地增加了官僚系统的普泛性，也增强了社会土升道路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唐代科举以考诗赋为主，无形中推动了“全民”的诗歌风气。

佛道作为社会整合力量是跨越阶层的，其宗教内容为皇室所欢迎，其思想资源为士大夫所欣赏，其巫风法术影响了广大民众。佛道的生成与发展都是与机构实体相同步的：一种以寺庙为中心的综合体。这又决定了它与各门艺术的关联。

寺庙无论大小，都以大雄宝殿为核心组织起一个秩序化的对称、严正、有节奏的空间。同样，殿外观的秩序化，也要求殿内塑像在排列上的秩序化。佛、菩萨、天王、罗汉的排列，不管以何种方式，都要显出一种与朝廷一家族同调的等级制。

古文运动反对两个传统，一是把道只理解为书本经典的两汉经学的注经传统以及这个传统在唐代具体表现——官方五经解释学。二是把文主要看做美的体现的六朝传统以及这个传统在唐代的具体表现——王、杨、卢、骆以来一直占据文坛主流的骈丽文风。

神怪和佛道这两种类型讲述的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主要内容的两个方面。神怪存在于广大的民间文化中，佛道则是把神怪的内容体系化。可以说，佛道构成了神怪中的秩序，神怪是佛道要对之给予秩序化的世界。

宋文作为古文的完成，完全代替了骈文作为运用于朝廷政治公务的主要工具和士人的抒情达意的主要文体，它比骈文更贴近现实，更贴近心灵，能自如地应付各种各样的场合、心绪、情感、逻辑，它既是现实的，与转型社会相同步，又是典雅的，将转型心态统合于中国基本精神。

宋代经济的高涨、都市的繁华、市民的兴起、科技的创造，显出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春意”。士人对这“春意”的不解和迷惘，很像宋词中主人公对美丽春天的感伤。宋代的文化转型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外部环境。

元明清三代，在作为从宋代开始的中国社会转型的曲折起伏的发展时期和作为中国文化整体的历史逻辑展开的二重性中，中国艺术发生了显著而崭新的变化。显著主要表现为新的文艺门类小说、戏曲实际地占据了艺术的中心，完成了事实上的艺术重心的转移和审美趣味的变迁。

明清小说世界林林总总，归纳起来，可以看到三个显著的特点：第一，普遍地展现了旧的制度的内在不合理性；第二，热情地歌颂肯定着对制度上不合理性的反叛的合理性。这两点相反相成地突现了文化转型期的社会、观念、文艺的裂变。第三，从古典文化的根本原则出发，对裂变因素和反叛事实在制度内进行整合。

戏曲里，各艺术门类，文学、绘画、雕塑、舞蹈、音乐都完美地按戏曲的方式融会为一个整体，它最主要的特色就是：整个中国艺术的原则在这里得到了一种形式美的定型，这种形式美的定型用理论术语来表达，就是程式化和虚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