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艺术史》196 ：历史神话如何成为艺术创作的题材？

更新时间：2026-01-11 13:17  浏览量：2

1、历史和神话是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库，艺术家选取这类题材主要有两种动因。第一种是主动创作，艺术家会被所处时代或过往年代的历史事件触动，自发用绘画等形式记录事件、传递思考；第二种则更为常见，是应历史舞台上的强力行动者要求而创作，这类作品往往用来记录行动者主导的关键事件，以此彰显其功绩与地位。这两种动因的背后，既藏着艺术家对历史的独立认知，也暗含着赞助者的诉求，让历史神话题材的艺术作品兼具艺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成为连接过去与当下的视觉桥梁。

2、《贝叶挂毯》是历史题材艺术作品中的惊人之作，它长达七十米，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挂毯。从制作工艺来看，挂毯是通过织造而成，而这件作品是用羊毛绣制在狭长布条上的绣品，这种工艺特征让它有别于传统挂毯。关于其创作背景，学界普遍认为它是英国工匠为贝叶的奥托主教制作，创作时间在作品所描绘的历史事件发生后的二十年之内，核心目的是纪念1066年诺曼底的威廉征服英国这一关键历史事件。这件作品现藏于法国贝叶的埃弗舍博物馆，高51厘米，以宏大的篇幅和细致的绣工，成为中世纪艺术与历史记录的重要遗存。

图8-37 《舰队横渡海峡》，取自贝叶挂毯，作于约1073—1083年，羊毛绣制品，高51厘米，贝叶的埃弗舍博物馆。

3、《贝叶挂毯》以连环式的叙事形式，生动还原了诺曼底征服英国的前因后果，其表现手法酷似现代的卡通片。作品的叙事从1064年切入，开篇便展现英国国王忏悔者爱德华向伯爵哈罗德下达指示，随后依次描绘哈罗德穿越英国、抵达海边、乘船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全过程，情节环环相扣、步步推进。在视觉设计上，挂毯的上下两边都饰有精致花边，花边图案多为鸟、动物、妖怪或被杀死的人，既起到装饰作用，也暗含着对战争与命运的隐喻。更重要的是，主要画面旁都绣有题跋，清晰标注出参与人物与事件发生地点，帮助观者准确理解画中情节。

4、《贝叶挂毯》以编年体的叙事方式，完整记录了诺曼底征服英国的关键节点，内容详实且细节丰富。作品先是按时间顺序记述了哈罗德在法国的一系列冒险经历，其间穿插了多场战斗场面，将战争的紧张氛围直观呈现。随后，挂毯对威廉为入侵英国所做的准备工作进行了细致描绘，小到造船所需的树木被砍伐的场景都清晰绣出，让观者得以窥见当时的军备筹备细节。作品的高潮部分聚焦于黑斯廷斯战役，值得注意的是，贝叶的奥托主教不仅在画面中出现，更被刻画成对威廉最终胜利起到实质性贡献的人物，而非单纯的宗教鼓舞者，这一细节也反映出赞助者在作品中的自我定位。

5、雅克-路易·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是历史题材绘画的经典之作，其创作灵感源自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对话录《斐多篇》。苏格拉底是古希腊思想深邃且极具人性光辉的哲学家，公元前399年，他因被指控“宣扬陌生的神和腐蚀年轻人”，在雅典被判处死刑。柏拉图在《斐多篇》中，通过斐多的视角，生动记录了苏格拉底生命最后时刻的言行，详细描述了他面对死亡时的镇定与勇敢，以及饮下毒酒前后的具体场景。大卫作为新古典主义画派的代表人物，被这段历史深深触动，于1787年将这一经典历史瞬间转化为视觉艺术，用绘画的形式让苏格拉底的精神跨越时空，震撼后世观者。

图8-38 雅克-路易·大卫（法国，1748—1825年）：《苏格拉底之死》，作于1787年，129.5×196厘米，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凯瑟琳·洛里拉德·沃尔夫收藏品，1931年）。

6、大卫在《苏格拉底之死》中，精准还原了《斐多篇》中记录的苏格拉底临终场景，将文字描述转化为极具感染力的视觉画面。画作着重刻画了苏格拉底饮下毒酒时的镇定自若，与周围弟子们悲痛欲绝的状态形成鲜明对比，完美呼应了柏拉图笔下“大多数弟子抑制不住悲痛落泪，唯有苏格拉底保持平静”的细节。画面中，监狱看守流泪转身的模样、克里图起身拭泪的动作、阿波罗多罗斯声嘶力竭哭喊的神态，都严格遵循文本记载，让观者仿佛亲眼目睹了这场悲壮的历史时刻。大卫以新古典主义的写实手法，赋予画面庄重肃穆的氛围，既凸显了苏格拉底的崇高气节，也传递出对这位哲人的敬仰之情。

图8-39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西班牙，1746—1828年）：《1808年5月3日》，作于1814年，266×345厘米，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7、弗朗西斯科·德·戈雅的《1808年5月3日》是直面现实战争暴行的杰作，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控诉了战争的残酷。画作聚焦于西班牙爱国者被处决的瞬间，赤手空拳的人们艰难爬上山坡，走向注定的死亡，他们早已为祖国献出一切，此刻只剩绝望与无畏。画面前景中，横七竖八的尸体伤痕累累，惨状触目惊心；一个身着白衬衣的即将被处决者扬起双手，做出激昂的反抗姿势，身前的一摊鲜血更添悲壮色彩。对面的射击队成员被刻画成没有面孔的群体，来复枪排成冰冷的直线，暗示着暴力机器的冷酷无情。戈雅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将战争的血腥与残酷直接呈现在观者面前，成为对战争暴行最有力的谴责。

图8-40 巴勃罗·毕加索：《格尔尼卡》，作于1937年，350×780厘米，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图8-41 取自《格尔尼卡》（图8-40）的“母亲和孩子”细部。

图8-42 巴勃罗·毕加索：《母亲和孩子》，作于1921—1922年，96.5×71厘米，纽约亚历克斯·L. 希尔曼家族基金会。

8、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是反战题材艺术的里程碑之作，他摒弃了现实主义的直观表现，转而采用象征主义手法，以此更深刻地捕捉战争带来的愤怒与痛苦。这幅作品是毕加索受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委托，为1937年巴黎国际博览会西班牙展馆创作，主题源于法西斯主义对巴斯克古镇格尔尼卡的狂轰滥炸。毕加索以立体主义的变形手法，将混乱的轰炸场景拆解重组，画面中尖叫的妇女、受伤的马匹、紧握断剑的士兵等形象，都不是对现实的简单复刻，而是痛苦与绝望的象征。这种表现形式突破了现实主义的局限，让观者从扭曲的画面中，直观感受到战争对生命的摧残，其情感冲击力远超具象的写实描绘。

图8-43 彼得·保罗·鲁本斯（佛兰德斯，1577—1640年）：《寓意战争》，作于1638年，206×345厘米，佛罗伦萨皮蒂宫。

9、彼得·保罗·鲁本斯的《寓意战争》与戈雅、毕加索的反战作品截然不同，它借助古希腊罗马神话元素，以隐喻的方式传递反战思想。在17世纪的艺术语境下，变形表达尚未被广泛接受，赞助人也难以容忍过于直白的批判，因此鲁本斯选择以神话人物构建叙事。画作的核心人物是战神马尔斯，他手持沾满血迹的剑，不顾情人维纳斯的劝阻，执意冲出象征和平的雅努斯神庙；复仇女神阿勒克托则在一旁拖拽马尔斯，瘟疫、饥荒等战争的伴生物环绕左右。画面中怀抱孩子的母亲象征着被战争阻碍的生机，面容悲哀的欧罗巴则代表着饱受蹂躏的土地。尽管这种神话隐喻的表现手法对现代观者而言略显晦涩，但鲁本斯仍以巴洛克艺术的动感与张力，让作品的反战情感穿透时空，被后世观者深深体会。